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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击得手之后，真金依从月赤彻尔建议，允许其他涉嫌贪污官员献金自赎。转眼，又为国库捞回白银三百余万两。
真金从这些脏物中拿出三十余万两来赈济去年冬天被强迫搬迁到大都以外居住的贫民，其余脏物变现后，全部作为本金，投入到新币铸造中去。国库里有了硬通货，大都城沸腾的物价日渐回稳。而得到官府赈济的百姓本能地忘记了去年是谁的“创举”令他们失去了家园，纷纷称颂起太子真金的恩德来。
四月，忽必烈驻跸大名府。自封为赵王的相州豪杰林景顺自缚请降，忽必烈赦其罪。许以上千户之职，命其带亲信随军“讨贼。”原赵王治下三个县百姓皆得以赦免，并准许他们保留从贼期间所分得的口地。
消息传出，卫州父老砍民军领袖张孟之头，献与闷下。
形势以大都督府难以预料的速度继续恶化。当大都物价回稳，新币大行的消息发回文天祥案头时，大都督府众人知道，旷日持久的对元经济战己经失败了。
忽必烈父子没读过南方的书，也不懂什么叫经济。但他们拥有草原民族最敏锐的执政本能，对抗南方咄咄逼人的经济战，忽必烈父子采用了旷野上一种名叫豺的动物的生存方式，牺牲同类保全大局。
豺是一种在荒野间群居的动物，与其他动物不同之处在于，遇上食物不足的荒年，它们不会优先照顾种群里的老弱，而是把年老的和刚出生的同类当作食物吃掉，凭借这种手段维持种群的绵延。
忽必烈父子显然比豺更聪明，蒙古人靠抢掠来维持国库平衡。当天下抢无可抢时，他们把人分为四等，依靠对汉人和南人的无耻剥夺来获得维持国家运转。当凭借对汉人和南人的剥夺也无法满足国家运转的财富需求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再把自己的另一批臣民打为另类。
忽必烈宣布起义的地区为敌国，目的就是可让元军名正言顺地抢。抢劫敌国是不需要手下留情的，三军将士不会有屠杀自己同胞的精神负担。同理，太子真金先去年将穷人赶出大都和今年的所谓“反贪”，也不过是为了把一部分人打成可以洗劫的目标。
“子矩，你回头通知海关吧，从今天起，除了武器、硫磺、硝石和钢材等军用物资外，其他财货允许向北方出口！”文天祥叹了口气，低声吩咐。
古往今来，对同胞的洗劫，永远比对敌人的洗劫风险小。忽必烈父子既然能想出这种办法来对付大都督府的经济战，再继续对北方进行物资禁运也不会有更大的收获。北元朝廷随时可以把自己的一部分臣民打为另类，只要有牺牲品供他们内部劫掠，元庭就不会因为经济崩溃也垮掉。
“唉，我这就去！”杜规的肉眼泡猛然张大，带着几分惊诧的神情回答。自从把海关职务交卸给陈纲后，他就一直自觉身份尴尬。所以议事时态度也没有原来积极，甚至对于涉及到自身利益的事情也尽量不参与。为了海关对北方进行贸易禁运的事情，福建、广东和两浙的商人没少找他疏通，而向来以商人利益保护者自居的杜规一反常态，很少在文天祥面前给大伙说情。
“你再想想，还有什么办法能让忽必烈凑不齐足够的南下物资？”文天祥盯着地图，低声询问。杜胖子在大都督府群懂中对经济的领悟能力首屈一指，大多数情况下，自己这个拥有后世记忆的人都没他鬼点子多。破虏军在江南西路对付伯颜己经非常吃力，如果能把忽必烈拖在北方多一些时间，文天祥宁愿付出任何代价。
“丞，丞相问，问我？”杜规一时反应不过来，话语有些结巴。自从泉州事件之后，他与大都督府其他幕懂之间就生了些芥蒂。自己也觉得与文天祥的关系没有原来那样近，日日受到冷落。此刻乍闻丞相大人向自己问计，激动得无以复加。
文天祥回过头，很给了杜规一个包容的微笑：“当然是你，难道这里有人比你会做生意么。”
“唉，唉，我想想，我想想！”杜规觉得自己在做梦，偷偷掐了自己一把。剧烈的疼痛让他立刻清醒，皱了会儿眉头，低声说道：“只，只能买了。他在民间征集什么，咱们就暗中高价收购什么！但忽必烈既然对自己的臣民也抢，价格拉得再高也未必有用。其实买物资不如买人，如果咱们出钱武装两淮那些草头王…”
杜规想出了一个庞大的扶植计划。两淮各地在去年冬天崛起了很多王爷，打着汉、唐、周、楚等旗号四下劫掠。这些土匪对大都督府不买帐，曾琴从两浙派了几波使者过去，都被王爷们赶了回来。但如果不惜重金武装这些不可控制的力量，短时间之内也许可能迟滞忽必烈南下的脚步。
“只怕到头来咱们养虎为患！”参谋宋清浊强烈反对杜规的建议。在他看来，那些草头王爷们根本没有国家观念，被武装起来后，可能对抗忽必烈，也可能成为忽必烈对付破虏军的得力助手。
“忽必烈比咱们想象得聪明！”正当众人争执不下的时候，陈子敬把另一份北方细作冒死传回来的报告放在了大伙的眼前。在那份谍报上，忽必烈充分表现出了他宽宏大度的一面。几个盘踞在衰州、开封一带，去年冬天刚刚称王，今年春天又匆匆放弃“王位”的土匪迫于兵势向忽必烈输诚，忽必烈答应可以不计较他们的造反行为。前提是，这几个“王爷”接受朝廷的招安，自各粮草、器械协同官军去登州“剿匪。”
“既然如此，随他们去吧！”文天祥摇头，话语里多少有些无奈。对于北方的草头“王爷”，他本来就没抱什么过高期望。与当年的陈吊眼和现在的张一行等绿林豪杰不同，这些人起兵反元根本不是为了反抗暴政与奴役，而是看到破虏军节节胜利，以为北元气数己尽所以想趁乱捞取好处。这些投机者和文忠记忆里元末的一些农民武装一样，心中没有任何国家民族观念，也没有任何做人的底限，蒙古人占上风时他们接受招安，反元力量占上风时他们再起“起义”，根本不在乎自己对大局的影响和世人的评价。
由于文忠的记忆来到了现世，破虏军顶住了蒙古族力量爆发期所带来的毁灭。“朝秦暮楚”的投机者本也比历史上早了数十年开始了他们的表演。
但是，忽必烈征调他们协助剿灭陈吊眼，表面上看去驱虎吞狼，实际效果却未必如他想象般乐观。一旦元军的主力受挫，这些的人临阵倒戈时也不会有一丝犹豫。“我提议把新编的四个火枪营从海路调往登州，支援陈将军！”参谋赵刑指点着胶州一线建议。地图上，快速南下的元军前锋己经迫近济南，以目前这种推进速度，不出一个月，忽必烈就能亲临山东东路，与北伐先遣师决战。
陈吊眼北上时只带了七千兵马，算上临时在胶州湾停靠的水师和被陈吊眼收编的部分红袄军残部，破虏军在山东的总兵力不超过两万人。而摆在陈吊眼面前的元军，现在己经超过了十万。
天变（三 下）
蒙古人从会走路起就开始学习骑马，从能拿起弓时开始学习射箭，几乎是天生的战斗民族。如果把未经训练的江南农民武装起来驱赶到战场，那等于驱羊吞虎，起不到任何效果。职业农民的职业强盗之间的战斗力差距，决定了战役的结果。
所以，长期以来，大都督府坚持实行的是一种精兵政策。通过指挥学院、邵武军校和警备军制度，逐级完成将领、士官和士兵的培训。只有通过这种严格标淮培养出来的破虏军才有与相同数量的蒙古军一战的实力。
这种精兵政策存在着一个巨大缺陷，就是无法短时间内提供大量士兵。在江南，这种缺陷可以通过各地义军来弥补，习惯了宋代相对舒适的生活条件的大宋百姓与掠夺其财产、屠杀其同胞的蒙古人之间的仇恨不共戴天，破虏军在江南的每场战争中，都能得到数倍于自己的民间武装和青壮百姓的支持。
战场一旦转移到江北，百姓的支持度就快速下降。越往北方，破虏军能在民间获得的支持力量越小，大宋这面旗帜的影响力越弱。自从康王南渡后，北方士地已经被放弃了一百六十多年，近四代人的血脉更替，让大部分北方百姓失去了对大宋的认同感。包括一些以忠义为名的儒士，眼中的故国都是元而不是宋。
所以，只带了七千精锐北上的陈吊眼，在忽必烈的几十万大军面前绝对没有获胜的可能。以两万对五十万，即使神仙在场也创造了不了胜利的奇迹。
“把新编的四个火枪营调往江南西路！”文天祥反复考虑后，否决了宋清浊的建议。与其让三个整编营的火枪手去陈吊眼那里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如把他们补充到江西战场。毕竟在那里大宋和北元还维持着不胜不负的局面，多投入一份力量，就多一份取胜的希望。
“大人，咱们连续四个月的新兵都投放到了江南西路，这种添油战术是兵家大忌！”宋清浊有些急切地建议道。自从江南西路开战以来，大都督府几乎把每批训练好的新兵和医馆里康复的伤号都投入到了那里，但是邹洬的防线依然在不断收缩。协同破虏军作战的各路义军伤亡更是惨重，有些小规模义军从山寨大当家到小喽啰几乎一个没剩下。
虽然破虏军也让伯颜麾下的蒙古军付出了同样的代价，但是照这个比例换下去，最后的胜利者还是北元。因此，参谋部的年青人多次建议文天祥重新调整江南西路的战略，都被他否决掉了。本能中，文天祥对邹洬有一种信任感，或者说对自己一手创立的军事制度有信心。诚然，邹洬的指挥能力和作战经验都不如伯颜，但破虏军的参谋制度和全新的作战思考方式，应该能有效弥补邹洬个人能力上的不足。况且，大都督府参谋部远离前线，对前方将士能不干涉过多还是不要干涉过多。
至干陈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