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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御史刘良卿言：“律例：‘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盖西陲藩篱，莫切於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论也。洪武初例，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弘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备振，或以储边，然未尝禁内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也。今减通番之罪，止於充军。禁内地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课茶，悉聚於三茶马司。夫茶司与番为邻，私贩易通，而禁复严於内郡，是驱民为私贩而授之资也。
以故大奸阑出而漏网，小民负升斗而罹法。今计三茶马司所贮，洮河足三年，西宁足二年，而商、私、课茶又日益增，积久腐烂而无所用。茶法之弊如此。番地多马而无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势必相求，而制之之机在我。今茶司居民，窃易番马以待商贩，岁无虚日，及官易时，而马反耗矣。请敕三茶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马当发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夹带。令茶价踊贵，番人受制，良马将不可胜用。且多开商茶，通行内地，官榷其半以备军饷，而河、兰、阶、岷诸近番地，禁卖如故，更重通番之刑如律例。洮、岷、河责边备道，临洮、兰州责陇右分巡，西宁责兵备，各选官防守。失察者以罢软论。”奏上，报可。
於是茶法稍饬矣。
御史刘仑、总督尚书王以等，请复给诸番金牌信符。兵部议，番族变诈不常，北狄抄掠无已，金牌亟给亟失，殊损国体。番人纳马，意在得茶，严私贩之禁，则番人自顺，虽不给金牌，马可集也。若私贩盛行，吾无以系其心、制其命，虽给金牌，马亦不至。乃定议发勘合予之。
其后陕西岁饥，茶户无所资，颇逋课额。三十六年，户部以全陕灾震，边饷告急，国用大绌，上言：“先时，正额茶易马之外，多开中以佐公家，有至五百万斤者。近者御史刘良卿亦开百万，后止开正额八十万斤，并课茶、私茶通计仅九十馀万。
宜下巡茶御史议，召商多中。”御史杨美益言：“岁民贫，即正额尚多亏损，安有赢羡。今第宜守每年九十万斤招番易马之规。凡通内地以息私贩，增开中以备振荒，悉从停罢，毋使与马分利。”户部以帑藏方匮，请如弘治六年例，易马外仍开百万斤，召纳边镇以备军饷。诏从之。末年，御史潘一桂言：“增中商茶颇壅滞，宜裁减十四五。”又言：“松潘与洮、河近，私茶往往阑出，宜停松潘引目，申严入番之禁。”皆报可。
四川茶引之分边腹也，边茶少而易行，腹茶多而常滞。隆庆三年裁引万二千，以三万引属黎、雅，四千引属松潘诸边，四千引留内地，税银共万四千余两，解部济边以为常。
五年令甘州仿洮、河、西宁事例，岁以六月开中，两月内中马八百匹。立赏罚例，商引一二年销完者赏有差，逾三年者罪之，没其附带茶。
万历五年，俺答款塞，请开茶市。御史李时成言：“番以茶为命，北狄若得，藉以制番，番必从狄，贻患匪细。部议给百馀篦，而勿许其市易。自刘良卿驰内地之禁，杨美益以为非，其后复禁止。十三年，以西安、凤翔、汉中不与番邻，开其禁，招商给引，抽十三入官，馀听自卖。御史钟化民以私茶之阑出多也，请分任责成。陕之汉中，关南道督之，府佐一人专驻鱼渡坝；川之保宁，川北道督之，府佐一人专驻鸡猴坝。率州、县官兵防守。”从之。
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其直贱，商人率越境私贩，中汉中、保宁者，仅一二十引。茶户欲办本课，辄私贩出边，番族利私茶之贱，因不肯纳马。二十三年，御史李楠请禁湖茶，言：“湖茶行，茶法、马政两弊，宜令巡茶御史召商给引，愿报汉、兴、保、夔者，准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且湖南多假茶，食之刺口破腹，番人亦受其害。”既而御史徐侨言：“汉、川茶少而直高，湖南茶多而直下。湖茶之行，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於酥酪为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严核，以遏假茶。”户部折衷其议，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
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引。报可。
二十九年，陕西巡按御史毕三才言：“课茶徵输，岁有定额。先因茶多馀积，园户解纳艰难，以此改折。今商人绝迹，五司茶空。请令汉中五州县仍输本色，每岁招商中五百引，可得马万一千九百馀匹。”部议，西宁、河、洮、岷、甘、庄浪六茶司共易马九千六百匹，著为令。天启时，增中马二千四百匹。
明初严禁私贩，久而奸弊日生。洎乎末造，商人正引之外，多给赏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驷尽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番得茶，叛服自由；而将吏又以私马窜番马，冒支上茶。茶法、马政、边防於是俱坏矣。
其他产茶之地，南直隶常、卢、池、徽，浙江湖、严、衢、绍，江西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广武昌、荆州、长沙、宝庆，四川cd、重庆、嘉定、夔、泸，商人中引则於应天、宜兴、杭州三批验所，徵茶课则於应天之江东瓜埠。自苏、常、镇、徽、广德及浙江、河南、广西、贵州皆徵钞，云南则徵银。
其上供茶，天下贡额四千有奇，福建建宁所贡最为上品，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及荐新等号。旧皆采而碾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太祖以其劳民，罢造，惟令采茶芽以进，复上供户五百家。凡贡茶，第按额以供，不具载。
明史 食货志五
○钱钞坑冶（附铁冶铜场）商税市舶马市
钱币之兴，自九府圜法，历代遵用。钞始於唐之飞钱，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元世始终用钞，钱几废矣。
太祖初置宝源局於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及平陈友谅，命江西行省置货泉局，颁大中通宝钱，大小五等钱式。即位，颁“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曰“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馀递降至重一钱止。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而严私铸之禁。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初，宝源局钱铸“京”字於背，后多不铸，民间无“京”字者不行，故改铸小钱以便之。寻令私铸钱作废铜送官，偿以钱。是时有司责民出铜，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而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
七年，帝乃设宝钞提举司。明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一贯。其下云“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五百文则画钱文为五串，馀如其制而递减之。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遂罢宝源、宝泉局。越二年，复设宝泉局，铸小钱与钞兼行，百文以下止用钱。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十三年，以钞用久昏烂，立倒钞法，令所在置行用库，许军民商贾以昏钞纳库易新钞，量收工墨直。会中书省废，乃以造钞属户部，铸钱属工部，而改宝钞文“中书省”为“户部”，与旧钞兼行。十六年，置户部宝钞广源库、广惠库；入则广源掌之，出则广惠掌之。
在外卫所军士，月盐皆给钞，各盐场给工本钞。十八年，天下有司官禄米皆给钞，二贯五百文准米一石。
二十二年诏更定钱式：生铜一斤，铸小钱百六十，折二钱半之，“当三”至“当十”，准是为差。更造小钞，自十文至五十文。二十四年谕榷税官吏，凡钞有字贯可辩者，不问烂损，即收受解京，抑勒与伪充者罪之。二十五年设宝钞行用库於东市，凡三库，各给钞三万锭为钞本，倒收旧钞送内府。令大明宝钞与历代钱兼行，钞一贯准钱千文，提举司於三月内印造，十月内止，所造钞送内府充赏赉。明年罢行用库，又罢宝泉局。时两浙、江西、闽、广民重钱轻钞，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由是物价翔贵，而钞法益坏不行。三十年乃更申交易用金银之禁。
成祖初，犯者以奸恶论，惟置造首饰器皿，不在禁例。永乐二年诏犯者免死，徙家戍兴州。陕西都司佥事张豫，坐抵易官钞论戍。江夏民父死，以银营葬具，当戍边。帝以其迫於治葬，非玩法，特矜宥之。都御史陈瑛言：“比岁钞法不通，皆缘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莫若暂行户口食盐法。天下人民不下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诚令计口纳钞食盐，可收五千馀万锭。”帝令户部会群臣议。大口月食盐一斤，纳钞一贯，小口半之。从其议。设北京宝钞提举司，税粮课程赃罚俱折收钞，其直视洪武初减十之九。后又令盐官纳旧钞支盐，发南京抽分场积薪、龙江提举司竹木鬻之军民，收其钞。应天岁办芦柴，徵钞十之八。帝初即位，户部尚书夏原吉请更钞板篆文为“永乐”。帝命仍其旧。自后终明世皆用洪武年号云。
仁宗监国，令犯笞杖者输钞。及即位，以钞不行询原吉。原吉言：“钞多则轻，少则重。民间钞不行，缘散多敛少，宜为法敛之。请市肆门摊诸税，度量轻重，加其课程。钞入官，官取昏软者悉毁之。自今官钞宜少出，民间得钞难，则自然重矣。”乃下令曰：“所增门摊课程，钞法通，即复旧，金银布帛交易者，亦暂禁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