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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获，边商之引又不贱售，报中寝怠，存积之滞遂与常股等。宪宗末年，阉宦窃势，奏讨淮、浙盐无算，两淮积欠至五百馀万引，商引壅滞。
至孝宗时，而买补馀盐之议兴矣。馀盐者，灶户正课外所馀之盐也。
洪武初制，商支盐有定场，毋许越场买补；勤灶有馀盐送场司，二百斤为一引，给米一石。其盐召商开中，不拘资次给与。成化后，令商收买，而劝借米麦以振贫灶。至是清理两淮盐法，侍郎李嗣请令商人买余盐补官引，而免其劝借，且停各边开中，俟逋课完日，官为卖盐，三分价直，二充边储，而留其一以补商人未交盐价。由是以馀盐补充正课，而盐法一小变。
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
成化间，始有折纳银者，然未尝著为令也。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户部尚书叶淇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一时太仓银累至百馀万。然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菠粟翔贵，边储日虚矣。
武宗之初，以盐法日坏，令大臣王琼、张宪等分道清理，而庆云侯周寿、寿宁侯张鹤各令家人奏买长芦、两淮盐引。户部尚书韩文执不可，中旨许之。织造太监崔杲又奏乞长芦盐一万二千引，户部以半予之。帝欲全予，大学士刘健等力争，李东阳语尤切。帝不悦。健等复疏争，乃从部议。权要开中既多，又许买馀盐，一引有用至十馀年者。正德二年始申截旧引角之令，立限追缴，而每引增纳纸价及振济米麦。引价重而课壅如故矣。
先是成化初，都御史韩雍於肇庆、梧州、清远、南雄立抽盐厂，官盐一引，抽银五分，许带馀盐四引，引抽银一钱。都御史秦许增带馀盐六引，抽银六钱。
及是增至九钱，而不复抽官引。引目积滞，私盐通行，乃用户部郎中丁致祥请，复旧法。而他处商人夹带馀盐，掣割纳价，惟多至三百斤者始罪之。
淮、浙、长芦引盐，常股四分，以给各边主兵及工役振济之需；存积六分，非国家大事，边境有警，未尝妄开。开必边臣奏讨，经部覆允，未有商人擅请及专请淮盐者。弘治间，存积盐甚多。正德时，权幸遂奏开残盐，改存积、常股皆为正课，且皆折银。边臣缓急无备，而势要占中卖窝，价增数倍。商人引纳银八钱，无所获利，多不愿中，课日耗绌。奸黠者夹带影射，弊端百出。盐臣承中风旨，复列零盐、所盐诸目以假之。世宗登极诏，首命裁革。未几，商人逯俊等夤缘近幸，以增价为名，奏买残馀等盐。户部尚书秦金执不允，帝特令中两淮额盐三十万引於宣府。金言：“奸人占中淮盐，卖窝罔利，使山东、长芦等盐别无搭配，积之无用。亏国用，误边储，莫此为甚。”御史高世魁亦争之。诏减淮引十万，分两浙、长芦盐给之。金复言：“宣、大俱重镇，不宜令奸商自择便利，但中宣府。”帝可之。已而俊等请以十六人中宣府，十一人中大同，竟从其请。
嘉靖五年从给事中管律奏，乃复常股存积四六分之制。然是时馀盐盛行，正盐守支日久，愿中者少；馀盐第领勘合，即时支卖，愿中者多。自弘治时以馀盐补正课，初以偿逋课，后令商人纳价输部济边。至嘉靖时，延绥用兵，辽左缺饷，尽发两淮馀盐七万九千馀引於二边开中。自是馀盐行。其始尚无定额，未几，两淮增引一百四十馀万，每引增馀盐二百六十五斤。引价，淮南纳银一两九钱，淮北一两五钱，又设处置、科罚名色，以苛敛商财。於是正盐未派，先估馀盐，商灶俱困。奸黠者藉口官买馀盐，夹贩私煎。法禁无所施，盐法大坏。
十三年，给事中管怀理言：“盐法之坏，其弊有六。开中不时，米价腾贵，召籴之难也。势豪大家，专擅利权，报中之难也。官司科罚，吏胥侵索，输纳之难也。下场挨掣，动以数年，守支之难也。定价太昂，息不偿本，取赢之难也。
私盐四出，官盐不行，市易之难也。有此六难，正课壅矣，而司计者因设馀盐以佐之。馀盐利厚，商固乐从，然不以开边而以解部，虽岁入距万，无益军需。尝考祖宗时，商人中盐纳价甚轻，而灶户煎盐工本甚厚，今盐价十倍於前，而工本不能十一，何以禁私盐使不行也？故欲通盐法，必先处馀盐，欲处馀盐，必多减正价。大抵正盐贱，则私贩自息。今宜定价，每引正盐银五钱，馀盐二钱五分，不必解赴太仓，俱令开中关支，馀盐以尽收为度。正盐价轻，既利於商；馀盐收尽，又利於灶。未有商灶俱利，而国课不充者也。”事下所司，户部覆，以为馀盐银仍解部如故，而边饷益虚矣。至二十年，帝以变乱盐法由馀盐，敕罢之。淮、浙、长芦悉复旧法，夹带者割没入官，应变卖者以时估为准。御史吴琼又请各边中盐者皆输本色。然令甫下，吏部尚书许即请复开余盐以足边用。户部覆从之，馀盐复行矣。
先是，十六年令两浙僻邑，官商不行之处，山商每百斤纳银八分，给票行盐。
其后多侵夺正引，官商课缺，引壅二百万，候掣必五六载。於是有预徵、执抵、季掣之法。预徵者，先期输课，不得私为去留。执抵者，执现在运盐水程，复持一引以抵一引。季掣，则以纳课先后为序，春不得迟於夏，夏不得超於春也。然票商纳税即掣卖，预徵诸法徒厉引商而已。灵州盐池，自史昭中马之议行，边饷亏缺，甘肃米直石银五两，户部因奏停中马，召商纳米中盐。
二十七年令开中者止纳本色粮草。三十二年令河东以六十二万引为额，合正馀盐为一，而革馀盐名。时都御史王绅、御史黄国用议：两淮灶户馀盐，每引官给银二钱，以充工本，增收三十五万引，名为工本盐。令商人中额盐二引，带中工本盐一引，抵主兵年例十七万六千两有奇。从其请。
初，淮盐岁课七十万五千引，开边报中为正盐，后益馀盐纳银解部。至是通前额凡一百五万引，额增三之一。行之数年，积滞无所售，盐法壅不行。言事者屡陈工本为盐赘疣。户部以国用方绌，年例无所出，因之不变。江西故行淮盐三十九万引，后南安、赣州、吉安改行广盐，惟南昌诸府行淮盐二十七万引。既而私贩盛行，袁州、临江、瑞州则私食广盐，抚州、建昌私食福盐。於是淮盐仅行十六万引。数年之间，国计大绌。巡抚马森疏其害，请於峡江县建桥设关，扼闽、广要津，尽复淮盐额，稍增至四十七万引。未久桥毁，增额二十万引复除矣。
三十九年，帝欲整盐法，乃命副都御史鄢懋卿总理淮、浙、山东、长芦盐法。
懋卿，严嵩党也，苞苴无虚日。两淮额盐银六十一万有奇，自设工本盐，增九十万，懋卿复增之，遂满百万。半年一解。又搜括四司残盐，共得银几二百万，一时诩为奇功。乃立克限法，每卒一人，季限获私盐有定数；不及数，辄削其雇役钱。逻卒经岁有不得支一钱者，乃共为私贩，以矣大利，甚至劫估舶，诬以盐盗而执之，流毒遍海滨矣。嵩失势，巡盐御史徐言：“两淮盐法，曰常股，曰存积，曰水乡，共七十万引有奇。引二百斤，纳银八分。永乐以后，引纳粟二斗五升，下场关支，四散发卖，商人之利亦什五焉。近年，正盐之外，加以馀盐；馀盐之外，又加工本；工本不足，乃有添单；添单不足，又加添引。懋卿趋利目前，不顾其后，是误国乱政之尤者。方今灾荒叠告，盐场淹没，若欲取盈百万，必至逃亡。弦急欲绝，不棘於此。”於是悉罢懋卿所增者。
四十四年，巡盐御史朱炳如奏罢两淮工本盐。自叶淇变法，边储多缺。嘉靖八年以后，稍复开中，边商中引，内商守支。末年，工本盐行，内商有数年不得掣者，於是不乐买引，而边商困，因营求告掣河盐。河盐者，不上廪，在河径自超掣，易支而获利捷。河盐行，则守支存积者愈久，而内商亦困，引价弥贱。
於是奸人专以收买边引为事，名曰囤户，告掣河盐，坐规厚利。时复议於正盐外附带馀盐，以抵工本之数，囤户因得贱卖馀盐而贵售之，边商与内商愈困矣。隆庆二年，屯盐都御史庞尚鹏疏言：“边商报中，内商守支，事本相须。但内商安坐，边商远输，劳逸不均，故掣河盐者以惠边商也。然河盐既行，淮盐必滞，内商无所得利，则边商之引不售。今宜停掣河盐，但别边商引价，自见引及起纸关引到司勘合，别为三等，定银若干。边商仓钞已到，内商不得留难。盖河盐停则淮盐速行，引价定则开中自多，边商内商各得其愿矣。”帝从之。四年，御史李学诗议罢官买馀盐。报可。
是时广西古田平，巡抚都御史殷正茂请官出资本买广东盐，至桂林发卖，七万馀包可获利二万二千有奇。从之。
自嘉靖初，复常股四分，存积六分之制。后因各边多故，常股、存积并开，淮额岁课七十万五千馀引，又增各边新引岁二十万。万历时，以大工搜远年违没废引六十馀万，胥出课额之外，无正盐，止令商买补馀盐。馀盐久尽，惟计引重科，加煎飞派而已。时两淮引价馀银百二十馀万增至百四十五万，新引日益，正引日壅。千户尹英请配卖没官盐，可得银六万两。大学士张位等争之。二十六年，以鸿胪寺主簿田应璧奏，命中官鲁保鬻两淮没官馀盐。给事中包见捷极陈利害。
不听。保既视事，遂议开存积盐。户部尚书杨俊民言：“明旨核没官盐，而存积非没官也。额外加增，必亏正课。保奏不可从。”御史马从骋亦争之。俱不听。
保乃开存积八万引，引重五百七十斤，越次超掣，压正盐不行。商民大扰，而奸人蜂起。董琏、吴应麒等争言盐利。山西、福建诸税监皆领盐课矣。百户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