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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Gone（“她走了”）、I Just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Myself（“我不知该如何自处”）⑨，以及……从我十六岁或十九岁或二十一岁起，这些歌有的我平均一星期听一遍（头一个月听三百遍，后来就偶尔听听）。这怎会不让你在某处留下瘀伤？这怎会不让你变成那种当初恋破灭时就会变得支离破碎的人？是哪一个先？音乐还是苦难？我是因为很悲苦才听音乐吗？或者我这么悲苦是因为听了音乐的缘故？这些唱片会让你变成一个忧郁的人吗？
人们担心孩子们玩枪和青少年看暴力录影带，我们害怕某种文化暴力会占据他们。没有人担心孩子们听上千首——真的是上千首——有关心碎与抛弃与痛苦与凄惨与失落的歌曲。浪漫一点来说，我所认识的最不快乐的人就是最喜欢流行音乐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流行音乐造成了这些不快乐，不过我确实知道，他们听这些悲歌的时间，比他们过着不快乐的人生的时间还来得久。
总而言之。以下是不做生涯规划的方法：A、跟女朋友分手；B、野鸡大学；C、到唱片行工作；D、此后一辈子都留在唱片行。有时你看到那些出土的庞贝城人群的照片时心里会发问，真奇怪，你喝完茶玩个简短的掷骰子然后你就被定住了，然后几千年过去了人们就只记得你这副模样。假设那是你第一次玩掷骰子游戏呢？假设你只是陪陪你朋友奥古斯特玩一把？假设你刚刚写完一首绝妙好诗或什么的？被当成一个玩骰子的人记住难道不令人恼怒吗？有时候我环顾我的店面（因为有整整十四年我都错失良机！大约十年前我借钱开了自己的店！），以及礼拜六的老顾客时，我完全理解庞贝城那些居民的感受，如果他们有感觉的话（虽然重点是他们根本无知无觉）。我就卡在这个姿势里，这个看店的姿势，永远如此，就只因为一九七九年有几个星期我疯癫了一阵子。有可能会更糟，我想。我可能会走进征兵办公室，或者附近的屠宰场。不过就算如此，我仍觉得仿佛我刚做了个鬼脸而生命之风就突然转了向，然后现在我就得做着这个可怕的鬼脸过一辈子。
最后我不再寄那些信，几个月后我也不再写了。我还是狂想着杀掉马可的过程，虽然想像中的几场死亡都变得过于简短（我给他几秒钟浮现，然后给他“砰”的一枪！）——对那些缓慢凌迟的变态死法我可没那么耽溺。我又开始跟别人上床，虽然每一次艳遇我都视之为侥幸、视之为一次解脱，却没能改变我悲惨的自我认知＇然后，就像《迷魂记》里的詹姆斯·斯图尔特①，我发展出一种“型”；短短的金发，饶富艺术气息，难以捉摸，喋喋不休，这些都导致好几次死伤惨重的错误＇。我不再喝那么多酒，我不再带着相同的病态痴迷地听那些歌词（有一阵子，我把任何有关某人失去某人的歌都神经兮兮地当成有所影射，因为整个流行音乐都充斥这类的东西，同时因为我在唱片行工作，如此一来，表示我差不多无时不刻都神经兮兮的）。我不再编造让查理一听就悔恨自怨到在地上打滚的杀手式警句。
第一部分
5．莎拉·肯德鲁（1984—1986）（1）
5．莎拉·肯德鲁（1984—1986）
我从查理这场大溃败中学到的教训就是别自不量力。查理不属于我这阶层的人：太漂亮、太聪明、太慧黠、太优秀了。我是什么东西？平庸无奇，中等身材，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家伙，但当然也不是最笨的：我读过像《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和《霍乱时期的爱情》这类书，而且——我想——我看得懂（不就是跟女孩子有关吗，没错吧？）。不过我并不特别喜欢；我有史以来最喜欢的五本书是雷蒙·钱德勒写的《长眠不醒》、托马斯·哈里斯的《红龙》、彼得·古洛尼克的《甜蜜灵魂乐》①、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通往银河的便车导览》②，然后；我不晓得，也许是威廉·吉布森③，或是库特·冯尼格④的书吧。我读《卫报》和《观察家》，也读《NME音乐报》⑤和通俗音乐杂志，我不反对到卡姆登去看带字幕的电影＇前五名带字幕的电影：《巴黎野玫瑰》、《地下铁》、《捆着你困着我》、The Vanishing、《歌剧红伶》＇⑥，虽然整体说来我偏好美国电影＇（我的前五名美国电影，也就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电影：《教父》、《教父Ⅱ》、《出租汽车司机》、《好家伙》、《落水狗》⑦）。
我长的不赖，事实上，如果你把，例如，梅尔·吉布森放在外貌色谱的一端，然后把，例如，学校中以怪异丑陋闻名的伯基·爱德蒙放在另一端，那么我认为我，完全属于梅尔这一边。有个女友曾经告诉过我，我长得有点像彼德·盖布瑞尔⑧，他长得不算坏，对吧？我的身高中等，不瘦、不胖，没有不雅观的脸毛，我保持整洁，通常都穿着牛仔裤和T恤和一件皮夹克，除了夏天时我把皮夹克留在家里。我投工党的票，我有一堆经典喜剧录影带——《蒙蒂蟒蛇》、Fawlty Towers⑨、《欢乐酒店》等等。大多数的时候，我能理解女性主义者在叨叨不休什么，但不包括激进派。
我的天赋，如果可以称之为天赋的话，就是把一整卡车的平庸无奇组装在一个简练扎实的躯壳中。我可以说像我这样的人成千上万，不过，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很多家伙有无懈可击的音乐品味，但是不读书；很多家伙读书但是肥得要命；很多家伙同情女性主义但是有愚蠢的胡须；很多家伙有伍迪·艾伦式的幽默但是长得像伍迪·艾伦。很多家伙喝太多酒；很多家伙一开起车来举止愚蠢；很多家伙爱打架，或爱装凯子，或吸毒。这些我都不做，真的。如果我的女人缘不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优点，而是因为我没有这些缺点。
即便如此，当你自不量力的时候你还是要有自知之明。我跟查理在一起就是自不量力。从她之后，我决定我再也不要自不量力，所以有五年的时间，直到我遇见莎拉之前，我只在浅水区玩玩水。查理跟我不配。马可跟查理相配，莎拉跟我相配。莎拉的吸引力还可以（个头娇小、苗条，甜美的棕色大眼，歪歪的牙齿，一头看起来永远需要剪一剪的及肩深色头发，无论她多么频繁地到美发师那里去报到），而且她穿的衣服或多或少跟我的一样。有史以来五个最爱的录音艺人：“疯子”演唱组、“舞韵”演唱组、鲍勃·迪伦、琼妮·米切尔、巴布·马利）①。有史以来最爱的五部电影：《玉女神驹》②、《歌剧红伶》、《甘地》、《失踪》③、《呼啸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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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莎拉·肯德鲁（1984—1986）（2）
而且她很哀伤——就是哀伤这个词汇最原始的感觉。她在几年前被一个男人版的查理甩了，一个叫迈克的家伙，他想在BBC当个什么的（他没成功，那个鸟人，我们从没在哪一天的电视上看见他或在广播里听到他，我们都对这暗自窃喜）。他是她的黄金时代，就像查理是我的一样；当他们分手的时候，莎拉有一阵子对男人敬谢不敏，就像我对女人敬谢不敏一样。一起对人敬谢不敏蛮合理的，共同集中我们对于异性的不满又同时可以与人共享一张床。我们的朋友都成双成对，我们的事业似乎一成不变，我们害怕下半辈子都会孤家寡人。只有拥有某种特质的人会在二十六岁时就害怕下半辈子会孤家寡人，我们就有那种特质。一切显然比预期拖的还久，几个月后她才搬来跟我住。
我们填不满一个房间。我不是指我们的东西不够：她有成堆的书（她是个英文老师），而我有上百张的唱片，而且我的公寓很小——我已经住在这里超过十年了，大多数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只狗屋里的卡通狗。我是指我们两个似乎都不够热情，或不够有力气，以至于当我们在一起时，我意识到我们所占据的空间，其实就只是我们的身体大小而已、我们不像有些情侣能够投影放大。
有时候我们也会尝试一下，当我们跟比我们更安静的人一起出去兜风时，虽然我们从没讨论过我们怎么会突然变得尖声刺耳、大声喧哗，不过我确定我们俩都知道有这回事。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弥补生活无路可出的事实，好弥补在某处迈克与查理在一起，跟比我们更有魅力的人在一起过着更美好的日子；制造一点噪音好像是一种不服气的姿态，一种一无是处却有其必要的最低限态度（这是你走到哪里都看得到的情境：过着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当生活开始让他们索然无味时，他们就会在餐厅、舞厅和酒吧里制造噪音。“看看我！我不像你所想的那样无趣！我知道该怎样寻欢作乐！”真可悲。我真高兴我学会留在家里发脾气。）我们是一种贪图便利的结合，就像其他的结合一样讽刺与互相利用，而且我真的认为我可以跟她共度余生。我不介意，她还可以。
某次我在一出情境喜剧里看到—则笑话——也许是《一家之主》①吧？——一则荒谬透顶的笑话。有个家伙邀一个戴眼镜的胖妞晚上出去，把她灌醉，然后带她回家，对她动手动脚。她尖叫说：“我不是那种女生！”他目瞪口呆地看着她。这家伙说：“但是……但是你应该是呀。”十六岁看到这一幕时，我笑了，不过我此后再也没想起过这个笑话，直到莎拉告诉我她遇见了别人。我差点脱口而出：“但是……但是你应该不会呀。”我不是说莎拉不讨人喜欢——不是的，怎么说都不是的，更何况另一个家伙一定喜欢她。我只是说她认识别人这件事与我俩达成的默契在整个立场上对立。我们惟一的共通点（对《歌剧红伶》共有的仰慕，说实话，并没有维系我们超过之前几个月）就是我们都被人甩了——我们都是甩人者的强烈反抗者——我们都反对甩人。所以我怎么会被甩呢？
当然，我很不切实际。任何值得你花时间要在一起的人，你都是在冒终究可能会失去的险，除非你会对失去多疑到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