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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印第安民族之历史，曾对马克思（包括恩格斯）主义历史学派理论之形成有其决定性之影响，而其影响之发生为时较晚，「教拳容易，改拳难」，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亦有其致命之冲击。——盖吾人如细读美洲红人史，尤其是近在目前，在十八、九世纪仍有明显迹象可循之北美各部落之社会发展史，则一览可知，所谓「封建社会」实直接自「部落社会」转型而来，与「奴隶社会」并无太多之直接关系也。
盖「人类」原为「群居动物」之一种，其初民群居之「社会行为」，与群居动物如猴、狼、马、海狗，乃至鸿雁、黄蜂、蚂蚁均有相通之处。群居动物之「群」（herd）；即初民之「部落」（tribe）也。动物之群中必有长——蜂有蜂王，蚁有蚁王。猴群、狼群、雁群，乃至野马、家马（如蒙古、新疆之马群），皆各有其主。领袖群伦，初不稍让。印第安人之部落，必有其「酋长」（chief）。我华裔老祖宗乃有尧、舜、禹、汤、三皇、五帝也。
群居动物之社会行为无进步。千百年（注意：非亿万年）初无变化。而「人为万物之灵」，其社会行为则有演变，有进化，有型态，乃至「转型」也。——因此，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之所谓「封建」（feudalism）者，实自「部落生活」（tribal life）直接演变而来，与「奴隶制」（slavery）无延续关系也。
群居动物从不相互奴役，而人类历史上之奴隶制，虽无族无之，然其规模大小，时间久暂，各族则有霄壤之别。盖奴隶源于部落战争。以俘虏为奴隶终系暂时现象。把奴隶制度化，形成国际间之「奴隶贩卖」（slave trade），而铸造出以奴工为生产重心的「奴隶社会」，究系反常现象，不可视为社会进化中之通例也。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北美洲印第安人之社会，均可反证之。详论另有钜著专书，拙篇且「提纲」一下，限于篇幅未能细析之也。
我国史中之封建制，实始于西周（公元前一一二二——前七七一），而盛于西周。至东周则开始变质，且引一段《汉书？地理志》，以窥其大略。〈地理志〉说：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夷陵至于战国，天下分为七，合纵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
《前汉书》的主要作者班固（卒于公元九十二年）是一位与耶稣同时的历史家，这番话虽大而化之，却很简单扼要。他说，在西周时期大小分为三等的五级封建小国大致有一千八百多个。经过大鱼吃小鱼，到春秋（前七七〇——前四七六）还剩数十个；到战国之末时（前四七五——前二二一）只剩七个。到始皇统一天下（公元前二二一年），他干脆「不立尺土之封」，把「封建制」完全废除，改中华政体为「郡县制」，以至于今日。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这段史实。
「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基本区别在哪里呢？
最直截了当的答案，便是：在封建制下，那统治中国各地区的统治者（多时到一千八百个）都是世袭的封建主（分公侯伯子男五级）。他们属下的土地，大致都属国有。但是在郡县制之下，这些封建公侯被取消掉了，代替他们的则是一些省级和县级，有一定任期的官吏（政治学上叫做「文官制」，civil service）。同时全国土地，也化公有为私有，人民可以自由买卖，也就是搞农村市场经济，不搞「公社」了。
秦始皇这么一来，那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
您别瞧这「转型」只牵涉到十二个字：「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政治社会的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各项相关事物和制度的转型，例如日常家庭生活、婚丧制度、财产制度……都是激烈的、痛苦的。转变程序要历时数百年才能恢复安定。——事实上为著这十二个字的转变，秦国实自公元前第四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八十六年前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
自此这一秦汉模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便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直到蒋中正、毛泽东当政，基本上还是照旧。所以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法政。」这句话，大致是正确无讹的。
可是这一秦汉模式延续到清朝末叶「鸦片战争」时期（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就逐渐维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一八四〇年开始，我们能在二〇四〇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采声中，就可以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以上是笔者个人积数十年治学与教学的心得，对祖国历史，和国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浅的认知和「大胆的假设」。要「小心的求证」起来，工程就浩大了。但笔者自青少年时代开始便对此一问题钻研未停，然思者一得，纵有若干自信，终难免也有自己的阿Q心情。因将此一假设，先以「提纲」方式提出以就正于方家，庶可与同道携手前进：深信吾道不孤也。
再者，近年因退休多暇，曾应好友宠召，自纽约开始，分访华府、波士顿、三藩市及祖国各地，以同一专题作公开讲演。承听众和媒体不弃，时有报导。美国华文《世界日报》及香港《动向》月刊的资深记者，均曾对笔者粗论，颇有综合性之介绍。捧读之下，欣知执笔作家所记者，实远较笔者自述为精简而扼要。内容一览可知，不像笔者自著之啰唆失当也。谨先斩后奏，斗胆将此篇附印于后，作为补增，庶使读者对拙见更易了解。亦是自己说不清而请友好代达之微意。尚恳大会专家不吝赐教也。
*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九卷第三期。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三、外交学步与历史转型
我们对中国近现代目录学有兴趣的朋友们，大致都不会否认一个现象，那就是国人以汉文治国史最弱的一环，便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笔者本人甚至不知轻重大放厥辞的说过。若论在外交史上的成就，中文著作中，简直没一部可读之书。这虽是个人不学而又长个右派大嘴巴的胡言乱语，例如数十年老友王尔敏教授这本新著《晚清商约外交》便是一本极为可读之书，但在下这句信口之言，也是出自多少年在海内外教书的经验，有感而发。因为我们在外国大学里教授中国外交史（尤其是中英、中美外交史），或东亚国际关系史一类课目的参考书目（syllabus）中，有时为文化自尊心所驱使，实在想列入若干「中文著作」以光门楣，但是有时除一些史料书之外，勉强列入的中文著作，实在有违心愿。其原因就是，你把勉强选入的书目，和同一类的西文书目并列，二者之间的功力与火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就谈晚清外交史吧，有哪一本「中文著作」和摩尔斯那三大本的《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相比，不是个娃娃呢？
再说摩尔斯的学生费正清吧，在费氏大旗之下，哈佛一校就出了数十本具体而微的类似著作，不谈观点，只从治学的功力与火候来比较，至今的「中文著作」里，还找不到几本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钜著。这样一比，我们要想剑桥学派，在晚清外交史这一行道上，不称王，不称霸，又岂可得乎？这儿还想大胆的插上一句，在这个剑桥学派里，纵是亚裔学者所持的观点，也是费正清的观点。虽然费氏逝世之后，这一观点已逐渐淡化了。
若问，在这一行道上，中英两文的著作，距离何以如此之大呢？笔者的回答，便又要回到我个人的老「主义」上去了。首先，这是个历史转型的问题。学术转型原是社会转型的一部分；而历史学的转型，又是学术转型的一部分。外交史不用说，更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我们要知道，外交史、国际关系史这一行道里的学问，在我国的传统史学，所谓六家二体里，都未尝成过专业，尤其是所有外交家都应有若干修养的国际法这一门，它和我们整个传统法家一样，发育始终没有成熟，在中国学术史上，就像一个花苞，花未盛开，就枯萎了。何以如此呢？那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了。下节当略述之。
再者，笔者在谈比较史学，尤其是谈比较文学和比较艺术时，总喜欢劝搞「比较学」的朋友们，比较要分「阶段」。要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现代比现代，才见高下。不能囫囵吞枣说，中国音乐不如西洋音乐，中国诗歌不如西洋诗歌，或中国小说不如西方小说，……你只能说现代中国的音乐，远不如现代西方的音乐。你可千万不能说，中国唐代的音乐比不上中古时期欧洲的音乐。因此我们谈国际关系史，乃至国际法这行学问，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