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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工业化、现代化来，则这阵东风似乎还是无可避免的。
使少数人先富起来，在经济特区中搞点加工、而无强大的、自发自励的城市中产阶级崛起之远景，则这点点小市民企业，还是起来不了的。最后还不免是个「娘娘腔」，唱不了大轴戏。
至于中国能否搞出一个「没有中产阶级」的工业化、现代化来？中国或许可以自创，但是人类历史上至今还无此事例——苏联自新经济政策以后已搞了六十年，国防工业之外，别无可颂之道。戈巴契夫检讨过去，如今连列宁的遗像也给搬掉了，而回头来搞邓氏的开放。中国以前效法苏联搞了三十多年，也觉今是而昨非，回头搞起了「个体户」来。什么是个体户呢？个体户就是「城市中产阶级」的细胞。这种细胞在秦汉时代曾一度扩张、兴风作浪，几至不可收拾。吕不韦这个个体户竟然打入秦皇的宫廷里去，自己做了相国，儿子做了始皇帝。
汉王室为自保江山，看出经济企业上这种个体户之可怕，在武昭宣三朝，就把他们压下去了。
但是汉大夫压个体户是有限制的。他允许个体户各个「先富起来」，但你绝不许形成个「阶级」。纵使是许你「先富起来」，你富成了「扬州盐商」，乾隆爷还是要查抄你的。所以搞点「先富起来」的个体户经济，我们已一搞两千年，始终是个娘娘腔，搞不出现代化的企业，搞不出「四条小龙」式的「经济起飞」，封日本已望麈莫及；对美国就更在想像之外了。
这些经济上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的繁荣，无一而非起自少数「先富起来」的「个体户」；个体户多了，便形成政治势力，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扩大成为社会上的「多数」，吸收了农村余民，也就导致农村的中产阶段化。等到一个国家上中下阶级的区分变成「枣核」形，两头小、中间大，那就变成「中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了。
美国今日年入十万美元的家庭不足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年入一万二千元以下的也不过百分之十三。总而言之，则美国家庭收入在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者多至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七有奇。全人口「人均」收入多至一万五千元，美国就成个不折不扣的「万元户」的中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了——全民衣食足，礼义兴。社会不平，以法节之，这样便使今日美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全国每年用于救济鳏寡孤独、贫穷失业的「救助金」，实超过其他各国，包括全部社会主义国家的总和而有余！其猫狗食人食（肉类），亦超过中印两国人食肉类的总和！
「福利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二者对贫苦人民的照拂，却前者超乎后者。所以国家富强、人民康乐，以全国生产毛额的多寡为第一要务。「人均」收入提高，「分配」是次一步，也是并不太重要的次一步。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农业社会中全民都在饥饿线上的讲法。中国大陆过去三十年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孔夫子这句在二十世纪并不实用的话所引起来的。孔子反对法治，因为法可以使「民免而无耻」。其实他老人家所反对只是朴素的「刑法」。
孔子又提倡礼教，认为一切社会行为要「以礼节之」；个人修身也「不如好礼」。礼事实上则是与朴素的「民法」相关之一环。孔子生在农业经济时代，一切以不成文法的「礼」来「调节」，就足够了。在一个复杂的工商业社会里，法治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在一个中产阶级主政的国家，与生产发展并驾齐驱的则是衣食足（经济）、礼义兴（教育文化），接着才有法治和民主。
可是「城市中产阶级」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反动派制造出来和无产阶级对抗的。相反的，它是由于经济发展，把无产阶级逐渐提升上去的。今日家庭收入超过一般知识分子的美国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早已不是无产阶级——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的劳动者，也是美国反共的主力军。
近三十年来「城市中产阶级」在亚洲「四条小龙」中的崛起，也是笔者这一批海外学人所亲眼见到的。不算什么稀罕。
结论：没有求证的假设
所以我们祖国大陆「落后」的主要问题无他，缺少一个自发自励的中产阶级故也。然则大陆上能否步台、港、南韩、新加坡后尘，扶植起一个「城市中产阶级」呢？
不愿在中国扶植一个「中产阶级」，我们这个「秦制度」有没有他途可循呢？这两点便是笔者拙文中，不愿乱作结论的大胆假设了。
关于前一点，国中领导阶层本有意为之，但行起来至为不易。须知大陆这个自商鞅而下一脉相承的中央绝对集权的「秦制度」，至毛泽东主席治下已登峰造极。这一制度原为锄灭中产阶级，打击工商发展而设计的。现在怎可摇身一变，于旦夕之间就成为振兴工业，扶植中产阶级的保母呢？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安有善果？
中产阶级的初期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是减少管制、大幅开放——美国当年所谓「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是也。中国这个铁桶一般的「秦制度」，管人及于床笫之私，它何时才能开放到容忍中产阶级崛起的程度？吾人不知也。大幅开放与灭退管制（de…control or de…centralize），其以九七后之香港为试点乎？否则那个烫手山芋如何掌握？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当轴似尚无丝毫意图，来变更那个「以吏为师」的「秦制度」老传统。在这个老框框里，能否搞出个工业化、现代化来——脱胎换骨，吾为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智慧，馨香以祝之。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脱稿于纽约
一九八七年在西安「周秦汉唐史学研讨会」宣读之论文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二期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五、中国郡县起源考（附跋）——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
斯文曾由顾师颉刚函嘱送交《文史杂志》发表。嗣以离渝匆匆，遂辱所命。兹检行箧，复得旧稿，烽烟无定恐复失之，用付刊末，亦自珍其帚云尔。
我国地方政治的郡县实二级制。自秦代实行以来，以至今日的地方政治制度仍不脱其范畴。至于郡县制之创立也，后人咸谓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或有推源到战国以前，谓即已见其端倪者，是皆史有可征，前贤论之审矣。然于郡县之何以形成则鲜有论及者。吾人敢断言郡县制度之成立也，断非由于一二先知先觉的政治理论家事先立说创制于前，然后始有郡县者。换言之，则郡县之起源势必由于人类社会生活逐渐演变之结果，今试就其演变之程序一申论之。
农业社会初期的人与地
窃以封建社会之形成与夫郡县制度之确立，其必发生于土地私有观念产生之后盖可断言，盖人类既逐渐脱离游牧生活而进化至农业社会则土地始渐被重视。然方其始也，黄河流域沃野千里，而人口稀少，伹须稍加垦殖则所在皆为良田。任何部族酋长皆可择其最肥沃最至阔之土地率其人民耕之。至于划成井田亦自无不可，且由于土地之边际价值（marginal value）过低，人之对于土地亦不会生私有观念。各部落划地而耕彼此间无利害冲突。虽有强者亦毋须侵夺弱者土地。即或有恃强凌弱者，而被压迫者亦可迁而去之不必与之抗争。好在生存空间不发生问题；人民只要不过分懈惰则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
且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其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以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史记？周本纪》）古公固然是不好多事的长者，然他所以敢如是慷慨者，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岐下可迁。不求闻达于当世，一样可以自耕自食，无求于人。
土地既不会生问题，则当时部落间竞争的主要对象不在「地」而在「民」。谁能拥有大量民众，谁就能称雄当世；谁就能富甲天下。古公长者，他看穿了「民之在我与在彼何异」，而一般野心家的酋长则要努力抓得大批民众为自己部属。然当时既无国籍限制，人民又无若何笨重的不动产，耕地所在皆是，因之他们可随心所欲，任意迁徙，对于所隶部族亦无若何束缚，可去可留。如有酋长不得人民欢心，则其部属便可相率逃去。所以古公至岐下而「豳人举国复扶老携幼，尽归古公于岐下。」（见同上）薰育莫如之何。更有甚者，「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同上）是皆可想像出来，谅非史迁臆说。因之当时部落酋长绝不敢开罪民众，相反地他为著吸取民众，反要取悦人民，因之乃有所谓「仁政」兴焉。谁能行「仁政」得到人民好感，谁就能口碑载道远近来归，谁就可富强起来。此遗风至战国时犹未全泯，粱惠王的心理便是如此。他问孟子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梁惠王上》）他这是在利用「仁政」为争取民众的手段呢！
再看「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孔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亦似重有忧者。’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礼记？檀弓》）可见在春秋时期，「去」——迁徙——的问题还甚简单，主要的还是以政治为转移。
以故上古部落酋长，唯一自谋发展势力之道便是争取民众，而「仁政」便是争取民众的手段。部落间的竞争，也只有竞行仁政。谁行得最有成效，拥众最多，谁就可以为天子。且看三代后人，皆能说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