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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中华帝国1738年的宗教形势（4）
同月二十四日（西历12月15日），大主管海望染疾。皇帝令人传来其叔十六王爷，以向他下达其命令。正是此人主持诸王子和王公大臣，于本朝皇帝执政元年，颁布了禁止八旗军信奉基督教的禁令。该王爷通知神父们于次日清晨聚集于宫中。传教士们对于这项新命令感到非常惊慌，因为他们深知这位十六王爷对待他们的恶劣倾向。因此，他们加倍祈祷，以使一场如此重大案件能获得令人愉快的成功。他们根据下达的命令，于一大清早便入宫去了。他们在那里一直等到了下午一点钟，十六王爷才从内宫出来，径直向传教士们所在的外间走去。他将他们带到一间偏僻的房间中，向他们重提了皇帝的命令，但其语言却温和平静得多。他对他们说：“皇帝绝没有禁止你们的宗教，刘二绝非因为他是基督徒才遭到了惩罚，他是由于其他错误才根据中国的法律而受到惩罚的。”由于他否认的事实非常明显，这位王爷为了使他提出的解释具有一种真实的表象，所以他又补充说：“在中国，我们要惩罚喇嘛、和尚、道士（这是三种不同的修道人），他们都以摩顶和念咒的方式为人治病。”〖=Z（〗255人们对于传教士们对这类比较的回答，已经看到得够多了。但他们就此问题，却作了最大程度的强调。这就是强调了他们接到了皇帝的命令，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而未通告刑部。人们仍在继续张贴污辱基督教的告示，也不仅仅是在北京，而是在帝国的所有省份，这些省份都允许官吏们拷打基督徒。十六王爷对传教士们说：“我向你们保证，情况正好相反，请放宽心！如果你们在此问题上还有某些困难，那就写一道奏折，你们以此向皇帝谢恩，并请求他不要再允许张贴任何对基督教不利的告示了，我将把它呈奏皇帝。如果他当面召见我，那么我将向他陈述你们的所有理由。”
传教士根据王爷的建议，修了一道新奏折，并于次日一大清早带入宫中。但他们仅在下午两点钟才见到了王爷。王爷接受了奏折并阅读了它。他认为其言词太强硬了。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似乎要向皇帝口授他应做的事。”他于是便决定通过书面而传达皇帝的旨意，而过去他亲口向他们作了宣布。他向宫中的一名录事口授，并将此通报了大总管海望，后者批准了它。传教士们向他表示谢意，为了表示他们向皇帝谢恩，他们修了如下一道奏折：
欧洲人戴进贤等人，〖=Z（〗256毕恭毕敬地向陛下上表，以对浩荡皇恩谢恩。本月二十五日，庄亲王（十六王爷的封爵）与大总管海望，向我们宣读了陛下的圣旨，其中指出：“刑部逮捕并审讯刘二，是因为他违犯了中国法律。他当然应受到如此惩罚。这一切既与基督教无关，又与欧洲人没有任何干系，大家应尊重这道命令。吾辈乃陛下最忠诚的臣民，顶礼跪拜，我们将为此而以很卑微的行为作出感激的回报。我们冒昧地向陛下请求，通过其慈善心的作用，不要再张贴反对基督教的告示或揭帖了，基督徒的名称也不应再作为逮捕惩罚人的一种原因，以使我们享受贵荣耀王朝的和平之福。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竭尽全力，以对这样一种恩惠表示感谢，但我们永远不可能承认哪怕是其中的万分之一。为了向陛下表示谢恩，我们向您上了此奏折。乾隆二年十月二十七日（12月18日）。
同一天，十六王爷便看到了这道奏折并阅读了它，对此感到很高兴，于是通过上折子的正常渠道而转奏皇帝。皇帝以他批准我上文引证的尹继善的本章时所使用过的相同措辞，甚至同样的几个方块字批准了它。其答复被退给了王爷，使用了这样一些话：“圣旨：将来不要再贴辟基督教的告示了。”王爷以一种欢欣鼓舞的神色向传教士们通报了这项答复。〖=Y（〗257由于他们都在跪听宣旨，所以他让他们站了起来，自己坐下后也让他们坐下。他然后又向他们讲了许多客气而殷勤的话，就如同是他们已坚信它们出自一颗真诚的心一样聆听。他甚至两次鼓动他们各自继续其事业，这是皇帝的一道命令。王爷也使他们听到，他将向刑部大员们宣布皇帝陛下对他们奏折的批复，虽然他未曾用确切的措辞许诺这一点。
当传教士返回其住所时，他们所有人都认为，如此公布的批复尚不算够，必须请求王爷以其原貌而传达到刑部。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他就此问题尚未得到皇帝的一种准确命令；而且这也会使帝国最大的部院之一感到羞耻，从而迫使它于其案卷中记载下与它向皇帝请求并获得批复的事完全相反的内容。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困难，他们也都感到很必要。他们仍不放弃起草一种条陈，其中以对这位王爷付出的辛苦表示感谢为借口，又向他提出惠施另一种恩典。他们之中的四个人前往王爷府，以向他呈递该文。但王爷借故拒绝接见他们。王爷随即便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让人传话给他们，让他们保持冷静，他已将皇帝的愿望转告了各大官吏们了。
直到1738年的年初，人们尚未听说，刑部曾针对这一案件采取过任何措施。仅仅到了1月14日，我们才通过了一条可靠渠道获悉，早在12月27日，刑部就已经把得到了皇帝批准的尹继善的奏折下发都察院以及帝国各省，〖=Y（〗258以在那里存入所有的案卷中。传教士们对此感到非常惊愕，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害怕在整个帝国爆发一场全面的仇教风潮。
葡萄牙耶稣会士们的副省会长徐懋德神父，曾结识北直隶省的总督，于是便向他在北京的公馆派出了一名教经先生，因为他当时正住在那里。这是为了向他通报呈奏皇帝的最后一道奏折并附有皇帝陛下的御批，请求他不再允许国人虐待其管辖范围内的基督徒了。该官吏询问，传教士们为什么没有让人将这道奏折及御批刊载于《邸报》中，他已于该报中看到尹继善的折子了，为了控制各省的官吏们，再不需要做多的事情了。教经先生回答说，他们确曾希望于《邸报》中刊登这份奏折，但该报却拒绝这样做，因为这道奏折未由皇帝送达国家的吏部以在那里登录在案。李卫李卫，当时为直隶总督。——中译注就此而唤来了其书吏之一，令人带上这道奏折和皇帝的朱批，从今晚起就刊载于《邸报》中，以使之立即传到帝国的所有省份中去。他在辞别教经先生时，嘱托他转告徐懋德神父，神父应该对与在他治理下的基督徒们有关的一切，都放宽心，他绝不会使他们在其宗教问题上感到不安。
另一方面，巴多明神父令人刊印了上呈皇帝的三道奏折及其朱批，而且带有装饰皇帝圣旨的所有装潢。它们形成了一本小书，并且令人刊印了许多册，以便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到处传播它们。除了这剂药来得太迟而无法防病之外，〖=Z（〗259由于它缺乏人们未能获得的正常程序，所以，他远不能令人印制与得到皇帝权威支持的刑部命令那样好。
确实，人们未感到其不利后果，又过了不长的时间，葡萄牙神父们收到了由方济各会士和圣部传教士杜林（Gabriel de Turin）的一封信，这是特意寄给他们的。他于信中阐述了在陕西省所处的悲惨境地，完全是由于已被刑部禁止的辟基督教的告示或揭帖而造成的。他说，他带领其最忠实的信徒从一座大山中退到了另一座山中，尽管他们为了掩饰其隐蔽地点而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但他们还害怕从第一天起便在那里被抓获，然后被带着桎梏而解往官吏们的衙门，也可能是被解往北京刑部大牢。不多几日之后，那名方济各会士和虔诚的圣母会传教士安东尼（Antoine de La mère de Dieu）来到了葡萄牙人的传教区，他化装成一个穷人，以不被人辨认出来。他在那里停留的整个时间都是藏匿的，一大清早便去作弥撒，在一天的剩余时间内从不出房间。他自山东省而至北京，因为继刑部的命令下达之后，其住院的所有地方均贴满了辟基督教教法的告示，其新信徒们对此感到极端害怕，其中没有任何人敢于在其家中接待他。
刚刚过了十五天，方济各会士和圣部传教士费拉耀（Ferrayo）神父，便同样也从山东省来到北京，以在曾虐待过其地区的基督徒们的官吏那里，寻求某种保护。〖=Y（〗260他主要是向葡萄牙神父们的东堂会长陈善策神父求援，该神父作出过许多活动，为他谋得致其省的官吏们强有力的推荐信。他携带这些信件而返回了其传教区，大家尚不知道打洋教之火是否在那里彻底熄灭了。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中华帝国1738年的宗教形势（5）
同在1738年的8月16日，一个全部是基督徒的武官家庭从陕西省来到了北京。由于在那里收到的刑部命令而激起的仇教风潮，迫使该家庭退避到了该省的首府西安府。该官吏的职位根本就不在省会，它距那里有整整八日的行程，但他在省会租了一间房子以安置全家，使家人能照料非常年迈和多病的父亲，他让其父接受圣事以获得安慰，以使之对并不遥远的死亡有所准备。当刑部命令传到时，便有人搜寻曾住过基督徒们的房子。在该基督教官吏的房屋所在地区的知县，产生了某种怀疑，因为曾有一名欧洲人在那里藏身。知县佯称，他不知道这幢房子属于哪位官吏，他向那里派去了一些衙役以搜查该房子并抓捕欧洲人。法国洛利姆（Lorime）的主教和该省的宗座代牧孔嘉（Concas）先生，确实从那里撤出来了。人们立即就知道了，在衙役们刚刚搜查其住宅的家庭，他们让高级神职人员藏身于那名基督徒官吏的两姐妹的房间中。当在这幢房子中的所有房间都被仔细搜查之后，〖=Y（〗261他们便接近了这个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