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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建起天主教堂之后，他们便再未做任何对民众即使略有一点轻微伤害的坏事。
如果他们扰乱并毁坏了中国的淳朴风俗，那么这些高官显要们竟敢于蒙骗皇帝吗？为了支持一小撮贫穷的、既无防御能力又无依无靠的、使成千上万人堕落的外国人，他们是否会肯做有损于其职责、名望和命运的事呢？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们都是非常忠实的人，这些教民在皇帝面前做出了有力的证明，传教士们同样也是无可指责的。他们保证，自己数十年来从未做过有害于教民的事，〖=Z（〗130他们今天由于在岁月重压下彻底已弯腰驼背，有人希望他们以能成功地实现以最卑鄙下流的行为，来搞乱并彻底摧毁中国的淳朴风俗的目的。这些人能够说服什么人相信这一切呢？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冯秉正神父致同一耶稣会某神父的信（2）
该奏本写道：他们使成千上万的人堕落了。在这“成千上万的人”中，难道不可能找到这样一个人：他出于对于大众的忠诚和对良好秩序的酷爱，会就此而向官府提起申诉，以让人惩罚他们并使他们重新走上正道呢？如果奏本中提出的事项是真实的，那么人们是否可以认为那些非常注重其职务中任何一点小义务的文武百官们，未能设法阻止“这些装满妇女和少女们的小船，在一片惊天动地的呼叫声中”远离而去？
我们知道，在这同一年的农历七月间，一旦传教士们被遣送至澳门，除了对其行为进行秘密审讯之外，便以逮捕了几个人，立即开始对他们滥施酷刑完事。借助于拷打折磨，法官们都以得到了他们的口供而沾沾自喜，由此而为对他们实施的虐待之残酷性作辩护。但无论作出怎样的努力，人们却从未能揭露出荒谬地强加于他们的罪行的任何一点证据的迹象。正如俗话所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两广总督和巡抚都未曾亲眼看到他们在奏本中陈述的事实，他们只好求助于别人向他们介绍的情节了。传教士们为其仆人们支付的钱被视为借款、贷款或者是工薪，〖=Z（〗131有人为这些仆人们行使的看门人和采购人等职责的这些机构起了官府之名。我们不敢说明一种如此这般行径的原因，我们仅满足于将此交由陛下的英明圣决。
4．总督和巡抚始终是这样自圆其说的：本年七月，我们任命了陪同这些欧洲人赴澳门的官吏，他们将这些人非常舒适地安置在那里，对这些人毫无冒犯。我们让人将其住院和教堂的实价退还给他们，未从中扣除任何款项等。
安多尼（Antoine de La Conception修士，方济各会士）和其他欧洲人肯定都值得同情，他们曾多年定居于广州，未曾有人对他们作过任何指责，而突然间又被屈辱性地从那里驱逐，如同对待颠覆一切的人一样。这是对他们的首次失礼。
在人们让他们登上小舟以将他们押解到澳门期间，他们曾多次含泪请求，希望给予其中的两名患重病的传教士几日宽限，这种轻微的照顾也被冷冰冰地拒绝了。这两个人刚刚到达澳门，便咽气了。这是对他们的第二次失礼。
在他们到达澳门港之前，人们便剥夺了他们期待其仆人向他们提供的帮助。仆人们披枷戴锁地被解往广州，其中一部分人在那里遭到了杖笞的虐待，其他人则身负桎梏，以通过虐待他们的人身而诋毁他们服侍的传教士们。这是对他们的第三次失礼。
人们只给予他们三天的准备时间，以让他们准备离开广州，这三天又干脆被压缩至仅仅一天。〖=Y（〗132向他们送达的命令，犹如一阵霹雷让他们惊呆了一般，他们本来很少会期待这样的后果。他们是否可能如此之早地从其震惊中清醒过来，并费心地运输其书籍、家具和其他物品呢？这是对他们的第四次失礼。
总而言之，这些人如同囚犯一样，被兵勇们押解，兵勇们将他们连同其行李都抛向了海峡彼岸。难道对于那些最没有资格活下去的人还有其他处理办法吗？事实是肯定的，人们无法否认这一切。很久以来，我们的戴进贤神父和其他欧洲人便获悉了这一切，却不敢对此发出丝毫抱怨。我们仅仅是利用一次向皇帝上本的机会，才有勇气陈述了这一切。
奏本还又重新提到了过去的诬词，人们根据这些诬词误将男女混聚一处的罪行归咎于传教士们，由此而得出了最无耻的结论。其天性温良而招人喜爱的教友安多尼已逾七十，而其中有四十多年是在为病人送医送药中度过的，没有任何私利可图，只是出于纯洁的慈悲。其他那些同样也年事已高并受疾病和体弱折磨的传教士们，从很年轻的时候起，便过着一种最艰苦的生活，放弃了所有的欲望享受和所有的尘世荣誉，这就是人们指责的那些所谓有最严重的卑鄙行为的人。
我们是远离祖国的外国人，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的行为怎能被长期保密呢？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仅犯有世人归咎于我们的惟一一种罪行，那么与他属于同一修会的人就会立即将他遣返回国，这类罪行无论在哪里都要受到严惩。也可能会有某些前来广州经商的商贾，〖=Z（〗133导致产生了类似的抱怨。但在他们与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天壤之别，只要人们希望使这一切明朗化，就如同很容易这样做一般，那么人们就根本不能将善恶相混淆。
此外，在我们刚才所讲的一切具体情节中，我们从未企图冒犯以两广总督和巡抚为首的高官显要们的尊严。但我们却发现有人指控我们犯有最邪恶的毒行、背叛、反叛和扰乱淳朴风俗，而且还是在一份以巧妙的手腕起草，带有表面上看来很有节制的文笔写成的上奏皇帝的奏本中，提出这种指控的，它可以欺骗那些对我们一无所知的人。由于我们非常看重自己的名声，故而难以保持沉默。这就是迫使我们通过上本朝廷而证明自己之无辜的辩解原因，我们将此奏本交由你们这些帝国的栋梁和国家的大臣。
我们向这些中堂们呈交自己的答复，他们接受了它并命令我们于次日前去拜访他们。当时正值中国的年末。这时他们非常忙碌地调整当时正放假的所有部院的职责。这些假日要持续二十余天。在此期间，政务也如同暂停一般。翌日与此后的两日，我们都入宫以求晋见大臣们并从他们口中打听我们的答复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功。他们让人告知我们，不必辛辛苦苦地再来了，当时机到来时，他们将负责让人通知我们。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受理案件结束之前，根本不会得到任何召见。
然而，在岁末之际，皇帝为我们送来了新年的常礼，礼物由麋鹿、雉鸡、冰鱼〖=Y（〗134、水果等组成。
中国新年正逢西历2月14日，我们全都入宫以履行这一天的通行礼节。皇帝以一种特殊的礼遇，希望我们在他面前行君臣大礼。继此之后，他让人送我们每人两个钱袋，它们都拴在皇帝腰带的两侧，每个钱袋中都装有半两白银。他后来又赐我们一桌配有肉、鱼和奶制品的御宴。该皇帝的一次如此和蔼可亲的召见，使人认为他已经御览了我们的答复，他希望以这些高贵的表示，来减轻广东官吏们对我们的虚伪而又不公正的指控造成的悲痛。
全部事情以这种状态而一直持续到3月初，那时皇帝向我们传达了入宫觐见的敕令。我们连续数日前往宫门恭候，但始终是白忙一场。该皇帝及其大臣们正忙于非常重要的国家大事，根本无暇想到我们。时间就这样白白地流逝了，一直到该皇帝决定前往其父皇康熙帝陵寝举行春祭大典的那一天为止，该陵寝位于距北京有三日行程的地方。他未允许我们见他一面，便扬长而去了。
在皇帝陛下还宫时，有几位教士进入宫中，以探视其健康情况。皇帝让人告知他们说，龙体甚安，他已诏令欧洲人中那些能很好地听懂汉语和最熟悉帝国习俗的人，〖=Y（〗135于第二天或第三天入宫应召。还有人补充说，皇帝陛下希望德里格德里格，意大利遣使会传教士，1701年（康熙四十年）由传信部派来中国，精通音乐、绘画。原文拼作SeLiKe，斯里格，应为德里格。——中译注（Pedrini教廷传信部的传教士）也属此列。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冯秉正神父致同一耶稣会某神父的信（3）
我们于次日——3月18日入宫。我们本来毫不怀疑，继我们在中国新年之初受到皇帝的善待之后，他将赐予被放逐在澳门的几名传教士返回广州的恩准，以使他们在那里安身并照料我们的物品。但我们大错特错了，而且未过多久便大彻大悟了。
在到达皇帝所在的金殿附近时，我们发现有两名主要大臣也进入了那里。直到目前为止，该皇帝从未当着其大臣们的面召见我们，从而使我们认为他会向他们下达某些有关我们的敕令，而这些敕令似乎对我们不利。果然不假，我们刚刚进入金殿，便发现除了讲述把我们彻底地从中国驱逐出去的问题之外，再不触及其他任何事了。皇帝所讲的一切主要是围绕着有关基督宗教禁止信仰它的人祭祀已故先祖问题而展开的。皇帝经常双目凝视德里格神父，人们可能会说皇帝的一席话主要是针对他的。这正是我们在离开召见大殿时，向他指出的内容，他回答我们说，在康熙皇帝生前以及其子雍正登基之前，他确实经常与康熙皇帝讨论这项内容。
我们一致同意，必须将这次召见时发生的一切情况起草成一份文件。为了使之更具有真实性，最好是由所有参加召见的人署名，然后立即把它寄往罗马，寄给我们的主教先生，以使他能判断，在传教区所面临的这种极端危险的处境中，命令传教士们服从由教廷和亚历山大城主教给予的准许条件是很不适宜的。〖=Z（〗136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