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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理智地指望获得一种最理想的结果，他们将其希望寄托在新一代皇帝身上了；其他人则认为，传教士应该发动一场能够于中国人的思想中留下印象的辩护，于其间可以介绍基督教教法的圣洁性。这就是我们的一位主教的看法。当我们到达澳门时，人们甚至讲到让人于夜间在广州张贴这份辩护书。但此方法除了不可行之外，大家于此问题上遇到的其他多种障碍使这种观点破灭了；某些人认为北京的神父们可能在以后有朝一日会重见天日。只有他们才能权衡此事是否可行。我们可以相信他们的虔诚和他们的谨慎。然而，许多人看到了其中的严重困难，它们会使人害怕这种举措只会带来彻底毁灭住院的结果，使人将那些甚至在北京的神父们也驱逐出去。因此，几乎再未为我们留下任何合乎人情的希望了。我们只能得到留给我们的一点点上帝对该民族的圣宠和慈悲之垂顾了。
当众人正在澳门等待知县的第二次勒令时，却传来了总兵的一道新命令。总兵的命令提到，获悉在本港口有一艘准备驶往“西洋”的船舶，他已命令将该船舶启航的时间通知他，以使他能够让我们乘船离去。〖=Z（〗123〖=〗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西洋”共分为两部分，即“小西洋”印度和“大西洋”欧罗巴。然而，这样一来，“西洋”二字不用作其他解释，在通常用法中始终指欧洲。如果总兵取该词的此义，那么他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他讲到的那艘船只驶往果阿，其他的船舶也只驶往印度的其他港口。但由于中国人的地理学概念并不太精确，他们显得绝对希望将我们驱逐，这些人大权在握，故我们非常害怕，颁布这道命令之后便会立即付诸实施。虽然澳门居民们的决定是秘密采取的，但它也会在某处泄露，并且很快就会传到官吏们的耳朵中。
我在一种极大的痛苦折磨中结束这封书简，当我不急于将它送到已准备从广州启航的法国船上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力量再向您通报更多的其他内容了。我将这项令人沮丧的使命交给你们的圣祭来决定吧！顺致崇高的敬礼！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冯秉正神父致同一耶稣会某神父的信（1）
耶稣会传教士冯秉正神父致同一耶稣会某神父的信
（1755年10月18日于北京）我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您去年通过我的一封书简而获悉，在广州的所有传教士，无论是来自教廷的传教士、多明我会士、方济各会士和耶稣会士，他们都被从该省府驱逐出去并被流放到了澳门。您可以充分估量如此悲痛和如此出乎预料的消息，会将我们抛入痛苦折磨中的程度了。无论我们受到什么样的迫害，广州的官吏在未得到朝廷命令的情况下，是不会发展到如此极端严厉程度的。我们不得不求助于皇帝，以恳求他至少允许三四名传教士留在广州城，其目的是为了在那里接受从欧洲寄给我们的书简和其他东西，并使我们能安全可靠地在北京收藏它们。
皇帝召见了五名在北京的传教士。他首先以为其在广州的官吏们坚持的行径辩护而开始高谈阔论。他后来又说道，他只是在这些官吏们反复提出强烈要求（多达三次）之后，才同意驱逐传教士的。当时的控告如此激烈，以至于他无法克制自己而接受他们的意见。此外，〖=Z（〗125这一切对于我们那些留在北京的神父们来说，意义不大，因为欧洲商船从此之后便只会在澳门经商了。这将对我们比那些留守照料我们的东西的人更有利，居留于澳门比在广州更有利，这些船只不可能再返回广州了。
我们回答他说，没有任何葡萄牙船舶在澳门停泊；诸如欧洲船那样的大船无法驶入该港口，因为水量不足，即使它们可以进入，该港口也因占地面积太少而无法接受葡萄牙和其他国家的船舶；最后，澳门并不是一座商业城，它甚至无法提供欧洲船舶所必需的生活用品。
我们以卑谦的口吻做出了这一答复，但它肯定会使中国皇帝感到吃惊。他对我们说：“如果这一切是真实的，那就允许你们的三至四个人返回广州，以在那里充当联络人。”他接着便命令国家各部院再向我们询问同样的事实，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澄清，并将其命令送达两广总督和巡抚。他们奉钦命之后，又向皇帝上了一本，其言辞比过去的本章更加激烈，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于其奏本中放肆地攻击在北京的传教士们，尤其是攻击被放逐到澳门的那些人。他们于其中附上了一幅澳门港的地图，这是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而绘制的，以便能推翻我们向皇帝提出的一切恳求。
当皇帝收到此本之后，他立即把它交给大臣们，以便向我们通报，并向我们询问我们可以对此作出的回答。〖=Y（〗126我们为此而感到了恐惧。其中该充斥着多少虚假的控告和粗俗诬蔑之词啊！我们要求允许我们誊写该奏本的一份抄本，以便用陛下感到满意的方式对这些参奏做出回答。大臣中的某些人反对这样做，因为皇帝的钦命仅仅讲到要向我们宣读，而不允许我们誊写抄件。然而，鞑靼族大臣鄂尔泰（Hortai）认为让我们誊写一份副本没有任何不便之处，他将该奏本交到了我们手中。现在没有必要把它寄给您了，因为您通过我们所作的回答，便可以充分地对此作出判断，下面就是忠实地由中文译出的答复：
雍正十年十二月十六日（1733年1月31日），戴进贤（Ignace Kegler神父，钦天监正）和其他欧洲人，利用由广州总督和巡抚上奏皇帝一道奏本的机会，答复了我们就外国船在澳门港抛锚的困难性而提出的问题。你们这些帝国的赫赫要员，通过皇帝的钦命而向我们传达了奏本的如此内容。
当我们读过这道奏本之后，我们格外惊奇地发现，它旨在指控我们犯有最邪恶的罪行。〖=ZZ（〗如果陛下出于浩荡的皇恩，将此本交给你们以向你们通报其内容，那就是一种绝无先例的特大情面了。我们由此而看到，陛下的那一颗宽容大量之心对任何人都不例外。我们不得不将这一切视为他对我们美意的一种感人肺腑的证据。
但由于我们是外国人，不大精通中国朝廷中的仪礼，在答复这道奏本时，〖=Z（〗127可能会流露出某些不符合我们对于陛下的极度尊崇的表述。所以，我们敢于请求你们这些帝国要员，费心研究一下我们将对这两名大官吏奏本中的不同条款做出的答复，以他们的建议帮助我们，以便不要陷入某种引起我们不快的误解之中。
1。当我们的戴进贤神父和其他欧洲人，提出外国大船不能在澳门抛锚时，我们绝没有像奏折中所声称的那样冒失地和不加考虑地讲话；我们这样讲仅仅是由于我们可靠地知道那里的水不太深，港口很狭窄。至今，惟有葡萄牙船只才能进入那里。自从让其他国家的船舶前往中国经商以来，它们便全部在黄埔港停泊。自四十年以来，完全是这样做的。
吃水量为二十法尺以上的船舶都无法进入澳门港。当它们可以进入那里时，则由于其港口太小而无法容纳大批船舶。此外，澳门绝不是一座商城，绝不能为船舶提供它们所必需的食品数量。
康熙三十七年，一艘法国大船由于无法进入澳门港，于是便被迫在港外抛锚。夜间，刮起了一阵大风，将船舶置于了一种会遇到海难的危险之中。雍正四年，葡萄牙国王派向中国的大使麦德乐（M。Metello）乘一艘大船到达，它在希望进入该港时，却只有在将其船舱的货物卸在几只小船上之后，才准许进入。〖=Z（〗128现在正在北京的张安多（Antoine de Magalhaens）神父和陈善策（Dovninigue Pignero）神父当时也都在这艘船上。正是这些理由才使我们被迫指出，大船只能很艰难地驶入澳门港。现在，两广的总督和巡抚却肯定了相反的情况。这样可否认为，他们可能已经找到了清除这些困难的秘诀。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
2。我们——戴进贤和其他欧洲人，选择了修道人身份，离别了家庭、我们的祖国和朋友，尽力去过一种无可指责的生活。我们的天职是教人尊重天主和爱众人。在中国靠岸的船舶既非来自同一国家，又非出自惟一港口，搭乘这些船舶的商人也并非只宣讲同一种宗教；他们与我们的差异就如同寒冰与炽热的火炭一般。我们等待这些船舶的原因，那就是在搭乘这些船的人员之中，会有一两个人为我们带来由欧洲寄给我们的信札，以及我们为了维生而需要的其他生活必需品，因为人们只能将这些东西交给与我们有关系的人，这是我们恳求中国皇帝的惟一目的。吸引这些商人来华的商务，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对他们的交易丝毫不感兴趣。
3．两广总督和巡抚参奏其前任要员们的行径，主要是抨击同一省的前任总督孔毓珣（KongyoSun）。他于其奏本中声称，不必作出〖=Y（〗129任何努力便可以阐明传教士们的活动和观察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们远不需要监视他们的举动，他们协调行动，以使他们能够定居在该省的省府，那些欧洲人在这里扰乱并彻底摧毁了我们的淳朴风俗。
这都是一些很明显的荒谬行为，完全是为了使我们声名狼藉而恶意地杜撰出来的。我们无法在不向您讲述我们对此义愤填膺的情况下，而倾听这一切。雍正二年，总督、巡抚、满汉总兵们，在他们收到皇帝的一道非常明确的钦命之后，便非常仔细地研究欧洲传教士们是否会招致对他们行为的参奏。这些高官要员们向皇帝陛下所作的答复是一致的：他们向所有人保证，自从传教士们在广州市建起天主教堂之后，他们便再未做任何对民众即使略有一点轻微伤害的坏事。
如果他们扰乱并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