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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教堂的传教士们也相应处于与我们相同的苦难之中。对于遣使会教堂，有些特殊之处，这就是圣拉扎禄（SaintLazare）会（遣使会）的毕天祥（Appiani）神父，在那里因患痢疾而沉疴不起。痢疾是一种始终都很危险的疾病，尤其是对一个已达七十岁高龄的老人来说。人们希望官吏们会因其健康状况发些慈悲，他们能毫无困难地让他进入我们的住院，或者是人们把他带到我们法国商人们的代理商行（夷馆）。这种恩惠也被官吏们以一种谩骂和侮辱的方式拒绝了。无论毕天祥神父处于怎样垂死的弥留状态，他也必须走完这次赴澳门的旅行，他果然在到达澳门之后的四至五天间去世了。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有关一个传教区那令人痛心的消息（3）
巴黎神学院的三名法国教士对于在澳门的居留感到畏惧，于是便要求允许他们乘该年到达中国的船舶撤走。其目的是乘驶往马德拉斯（Madras）的某艘船舶，〖=Z（〗110〖=〗再从那里前往本地治里（Pondicherry）。知县于他们所在的房间中同意了这项要求，但必须借助于使他们离开中国的可靠保证金，方可成行。正当他们寻找这笔保证金的时候，该案件报告给了上级的官吏们，后者却无论如何也绝不同意这些法国人如此撤走。上级官吏们拒绝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有关我们出发赴澳门而上奏皇帝的“本”（pen）已经准备好了，他们认为不宜对此作出任何改动。这样一来，三十名从此之后留在广州的传教士们的命运依然如故。下面就是中国官吏们在奏本中使用的措辞：
所有王国都以服从本朝的法律和政府为己任。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先皇陛下才对外国人充满宽宏与善意，允许西洋人定居于我国诸省。他的观点是，当西洋人在按照我们的法律生活时，他们将分享一位国君之幸福。他出于这种皇恩浩荡的天性，可以与我们最伟大的圣皇尧舜并列齐名，甚至还会超越他们。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西洋人滥用了先皇的恩泽呢？他们蔑视我们的法律，以布讲他们的教法来诱惑我民、推翻我们的所有习俗并在我们的省份中为制造混乱而工作。数年之前，闽浙总督满大人曾参奏过这种混乱，呈奏皇帝陛下，认为必须将他们遣返回国，将他们的住宅用于公益用房，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使事态恢复秩序。皇帝陛下利用他怀柔远人的宽厚之心，考虑到这些外国人都远离其祖国及其不同王国，仁慈地允许他们在广州权宜暂住一段时间，以便能够更方便地乘某一艘外国船离去。这是一种浩荡皇恩，西洋人在获得此种皇恩之后，并未像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广泛地利用皇帝陛下对他们的宽大为怀，只想在他们的住院中平安地生活，在那里为他们自己修身养性而工作，并遵守帝国法律；〖=Y（〗111〖=〗特别是由于礼部决定禁止他们从帝国的这一端跑到另一端，也禁止他们为其宗教举行集会，否则将受到惩罚，并被直接负责的有司衙门的官吏们驱逐。
然而，今天却有一位安多尼，他以行医为借口，煽动混乱；还有一位叫艾子（Ngaise）的，他开设了一座教堂，并称之为圣母堂，将大众吸引到其宗教中，特别是以一种极其下流的方式行事。这种邪恶日益加剧。在节日期间，基督徒之间互相煽动，如同中邪一般地奔向这些教堂，女子们也在那里与男子混杂在一起，男人们为追逐利益而心不跳脸不红地跪在这些西洋人的面前，女子们也秘密地与他们往来。这一切都是世人不能不痛心疾首的和在忍耐中遭受折磨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人——陛下的奴才，在经过深思熟虑而查清事实之后，我们于农历六月二十八日公布发表了抨击这些动乱的声明，我们在七月二日又令人将所有这些西洋人押解到澳门，以便阻止他们继续将吾民吸引到他们一方并腐化这些人。他们于此拥有的八处住宅仍由其仆人看守。〖=Y（〗112〖=〗但由于我们害怕他们产生返回本帝国的奢望，为了消除邪恶根源，我们认为应该对他们实施雍正二年颁布的命令，并将这些房子充公用于公益事业。我们认为在此问题上应该等待新的命令，我们仅限于请求皇帝陛下根据其聪慧的天资而对此作出圣裁。
在8月20日傍晚，根据官吏们的命令，我们全体传教士乘十四或十五只小船出发。我们一清早就向北京派去了一名特使，以将这一悲惨事件通知我们的神父们。该特使答应于三十七或三十八天间到达那里。如果他恪守诺言，那么我们的书简便会赶在官吏的急件之前数日到达。但自从他出发的三个月来，我们未收到任何消息。
翌日，即8月21日，我们的小舟集合起来了，因为已出现涨潮。我们所有人都在四只双桅战船和每个县的两名小吏的押送下离去。我们的法国先生们前来向我们告别，并向我们表达了他们对于我们的灾难，或者更应该说是对于我们宗教的灾难所持的态度。人们看到了在应该拥抱和分别时，双方均热泪盈眶。由此，我们于21日扬帆启航，并于2324日夜抵达澳门。由于那里有耶稣会士们的两座住院和三座宗教徒的修道院，所以我们没有费多大周折，便在那里找到了一处住所，我们受到了非常盛情的接待。
如果从中国官吏们一方来说，那么有关我们人身的这一事件就算已告结束了。但我们很快就发现，对于基督徒和我圣教来说，这一事件才刚刚开始。〖=Z（〗113〖=〗澳门的地面处于香山县界内，该县知县也与我们同时到达澳门。他奉已收到的上司官吏的命令，让一直陪同我们的仆人和基督徒上岸登陆，让其手下的人看守他们。时隔不久，他又传讯了他们，然后又奉他的命令而将他们的名字造册登记。继此之后，又有人将他们送上船并解往广州去了。拴在他们脖子上的锁链，就如同是在他们到达广州时等待他们的虐待之先兆一般。事实上，一旦他们一行约五十人到达广州时，便将他们押上了不同的法庭，由一批兵勇和官吏们的差役递解，其目的是为了将他们在全城内游街示众。他们后来被押解到了处决死囚犯的广场。知府在南海和番禺两知县以及香山知县的陪同下，前往那里监斩。这一场面是以对基督教发动的可以想像出来的最不公正的打击而开始。继此之后，从八座教堂中抓捕的这批基督徒中的十二人被判处痛打二十大棒。其行刑的严厉程度，取决于所使用的棒杖以及所用的臂力，它是以一种极端的严酷程度而完成的。
当这些消息传到澳门时，我们是多么痛不欲生啊！人们夺走我们的仆人和教经先生或传道员的方式，使我们非常害怕。当他们到达广州时，便会出现某种使人伤心的结局。我们中没有任何人会想到如此遥远的恐惧和猜忌。我们得到的惟一安慰，便是这些虔诚的基督徒们是如何以极大的坚定信心来忍受痛苦，或者是正等待为一种如此美好的事业而忍受各种磨难。他们中没有任何人会对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而犹豫不决，〖=Y（〗114〖=〗最多是有一至两人使人产生了某种怀疑。但使我们从感情上感到痛苦的，却是这种迫害在其他省份的官吏们思想上留下的印象，这些人必然会仿效广州的官吏们，搜捕分散在整个帝国中的基督徒。
其他那些从未受过杖（棒）笞的基督徒，则被投入大牢。数日之后，便公布了对于原属另一个省的基督徒们的判决，他们也被作为囚犯而押解到那里，也就是说他们都披枷戴镣地递解到当地官吏们的衙门，沿途要于所经过的每座城市的囚牢中关押，对于那些原籍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仆人和基督徒们，有些人被判处笞刑（打板子），其他人则被判处戴枷一两个月。其中有几个人未受惩罚地被遣返故里，这或者是由于他们尚非常年轻，或者是由于他们年事过高。在那些来自其他省份的人员行列中，我们对其中的两个人产生了特殊兴趣。其中之一是来自北京的，过去被吸收加入我们耶稣会并于两年前便已晋升司铎。我们教他学习拉丁文，赫苍璧神父和我本人向他施教。他们回答说，根据向他们发布的训令，他们均属于北京神父们管辖。这种答复明显使官吏们感到束手无策，因为官吏们本想如同对待其他人那样，来惩罚他们。但这些法官们却以典型的中国人的精明方式摆脱了尴尬。对于这些官吏们来说，制造谎言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在他们向上司官吏们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两个人并非基督徒。总督按法律程序，〖=Y（〗115〖=〗审问我们的会长赫苍璧以及遣使会司库米拉尔达（Miralta），问他们是否确实属于北京的传教士们管辖。这一切都使我们作出判断，认为他们将尽快被恢复自由。但他们实际上始终被关押在狱中。
我们非常注意使耶稣—基督的这些作告解神工者获得他们于苦难中非常需要的帮助。在中国也如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金钱在法庭上会产生很大的威力，我们为减轻他们的部分痛苦而感到宽慰。我们不会忘记，单独一个留在法国商行的杜维拉埃尔（du Velaer），正非常虔诚地准备这项善业，我们的基督徒们感到了其虔诚宽容的影响。他确实得到了船长莫勒莱（Morelez）和其他法国官员们的帮助。我们为了支持他们的勇气和鼓动信仰的坚定性，而写给这些尊敬的新教徒们的书简，已被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