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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样一种事件的恐怖性。对于那些不及您明智而毫不犹豫地采纳了类似的虚幻狂想的人，我曾说过：“我本会得出反对中国旧政府的极端性结论来，因为这种程度的粗俗和野蛮显得确实不能通过事故或堕落，或者是通过一次非常彻底的堕落而出现在一个民族中，这种堕落已使人不再相信相传从最吉祥时代保存下来的一切了。”
但是，这件事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和人所共知的。我怎敢以此而反对中国人呢！我该怎样回答向我询问同一事件的人呢？只能讲它是荒谬的，甚至比阿拉伯人自己介绍的那些情况还要荒谬。例如，人称中国人丝毫没有科学；〖=Y（〗079〖=〗他们的全部法律均出自印度；中国皇帝承认伊拉克（Irack）国王是世界上第一国王，而中国皇帝本人仅为世界第二国王，突厥人的可汗为世界第三国王；中国人厌恶大象，不能容忍在该国有大象；他们从来不喝葡萄酒，尤其是皇帝们更加如此；人们在中国几乎找不到独眼人或瞎子；中国人只有在亡故满一周年之后才埋葬死者，而且恰恰是于逝世周年的同一天下葬的；他们的清漆是一种用麻籽制成的胶；中国人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中在各种艺术方面都是最灵巧者，特别是在绘画中更为如此；他们将邪恶的罪孽列入到他们在偶像崇拜中和其他情况下所从事的不同事业中了。因此，如果我着手浏览这部著作所包括的一切谎言，那么就永远讲不完了。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德·梅朗先生的信（8）
在所有这些文章中的谎言，都会赫然跃入那些对中国略有所知者的眼中，希望驳斥这一切则纯属浪费时间。本处所涉及的文章更不值得人们在此更多地驻足了。我们或者应该说，犹太人吃人肉，在公共场合中出售人肉，而这种残酷行为却是他们宗教的教法所允许的。其证据是在由叙利亚人包围撒玛利亚（Samarie）的包围战中，或者是在由提多人（Titus）对耶路撒冷的包围战中，就有许多母亲吞噬了她们的婴孩。如果人们从一件个案中可以得出普遍性的结论，那么雷诺多修道院长的这两位阿拉伯人就可能会在欧洲的某些港口获知，小酒馆的老板便让来往过客饱餐人肉馅饼，他们只需要补充说，这种残酷行为是当地法律所允许的就足够了。
这些阿拉伯人怎能声称中国的人口密度比印度还大呢？中国人口在他们那个时代远不及印度的人口稠密。〖=Z（〗080〖=〗因为据他们认为，在印度并不像在中国那样人吃人。他们确实曾说过，人们吞噬的是已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即使事实确实如此，那人们也很快会从吃罪犯转向吃无辜者，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吏们，很容易将罪行强加于那些其肉最能引起自己食欲的人。那些无力将其孩子们养大成人的赤贫人家，也绝对不会以有利于他人的方式将婴孩遗弃，在不违犯法律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享受幼童并以此作为一顿美餐。
最后，人们如果无法把灾害的时代与正常时代区别开来，那么这两位阿拉伯人针对中国人所讲的一切情况，人们也可以针对几乎所有民族，即使是针对那些最文明的民族而言。因为这里的人并不否认，已陷入绝境的人有时也会吃人肉。但我们今天只能是带着恐怖的心情而讲述这些苦难时代。中国人声称，在灾难时代，上天都会被人类的全部诡计所激怒，从而以饥荒之灾难而惩罚人类，而饥饿又把这些人推向了更严重的过火行为。
然而，我未发现这些灾难降临于唐王朝的情况，那些大食人正是断言他们于该时代到达中国；这些灾难相反却出现在汉末，即公元2世纪。在本朝之前的宋、元、明三朝期间，都有过顽固坚持的包围战例证，人们当然不能怀疑曾有过野蛮行为。特别是在16世纪末左右，河南发生了一次特大饥荒，在万历皇帝调拨的救灾物资到达和分配之前，〖=Z（〗081〖=〗有些地方便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大家不应该从这些特例中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大食商人于其游记中所讲的情况是正确的。
我可能从未阅读过这部游记，它使我联想起了由我们的“安菲特利特”号（Amphitrite；海神号）船的船员们所写的某些几乎是相似的游记。正是这艘船把我运往中国的，我于1698年11月1日入华。中国显得如同是一项全新的内容，使不止一支笔在为之而忙碌。由于该船乘客中的数人没有找到应采购的需要送给其欧洲朋友的新奇之物，故希望以向朋友们报告他们在中国所获知的一切情况，来弥补这种亏空。军官和船员各自都在写其游记，并且都从中加入了他们亲眼目睹和听人言说的一切内容。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会走得太远，必须用其基本内容来补充这一切，讲述些奇特的并能引起读者欢笑的内容。
我读过这类游记中的许多种，除了混合进其中的出言不逊的内容之外，我觉得其中再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了。所以，我不知道人们是否敢于印刷它们，因为它们距我们的时间太近了。但如果这些片断中有一、二种能够摆脱时代的诅咒，在某个著名图书馆那些废纸堆中收藏了近千年，若在此时有一只慈善之手将它从浮尘中挖出，再有一名出版家自信在使大众获知17世纪的中国真相时，能为大众服务，那该多好啊！但由于没有任何内容与在此前后的优秀作家们所写的内容相吻合，所以人们只要指出时代已变了，便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了。那些拼写很糟的城市名称、省名和大官吏的名字，都变成了出版家们某种论述的内容，它可以使他卖弄其地理知识，正如R×××（Rénodeau；雷诺多）修道院长先生所作的那样。〖=Y（〗082〖=〗在讲到帝京的时候，这些大食人均称之为库姆丹（Cumdan；长安），但出版者却极力明确地证明它是今天的南京。我倒是希望某人能够严肃地证明那不勒斯与里斯本为同一座城市。无论如何，这两座欧洲城市确实存在，而在中国却从来没有一座叫做库姆丹的城市，它也不可能在那里存在，因为在中国人的文字中，根本没有字母D。
如果这两名大食人在他们于中国居住的整个期间，竟然没有记住“长安”这两字，那么他们也太粗心大意和心不在焉了。他们应该多次听到别人讲到过此城，因为在79世纪统治中国的是唐王朝，建都长安。那位被从广州（Kanfu）派入宫廷的穆罕默德的亲属伊本·瓦哈伯（AbnWahab），曾与唐朝皇帝交谈、辩论和争执过，并且从那里携带大批礼物而归。他至少会回忆起自已曾居住过很久的帝京，该城当时叫做长安，正如我们通过历史书籍所看到的那样。它于今天叫做西安，是陕西省的省会。它并不像有人所讲的那样叫做库姆丹。
如果说R×××（雷诺多）修道院长先生对于他翻译的第一部阿拉伯人游记（第52页）略作认真思考，那么他就不会讲下面一段话了：“他（叛乱将领）一直推进到叫做库姆丹的京师，中国皇帝弃其皇城而逃，在一片混乱中撤退到了汉都（Hamdou），它可能是汉都的对音，即汉州与成都，〖=Z（〗083〖=〗该城位于与唐蕃交界处。”我想，如果他对此略有注意，那么他立即就会辨认出所谓的“库姆丹”就不可能是南京。一位皇帝在那里几乎被叛军包围，为了摆脱困境而从东向西地几乎穿越了整个中国，一直到达靠近吐蕃边境地区，不久又还宫。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免于从事一场争辩之苦了。即使人们以一种论证性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在唐代京师的观察，仍无法获知这是西安，而不是南京，那么像雷诺多修道院长那样足智多谋的人，也不应该对此一无所知。但他既对中华民族，又对那些从好的方面论述中国的人都怀有恶感。他不能原谅以撒·沃西攸斯（Isaac Vossius）沃西攸斯（1577—1649），中世纪语言学家。荷兰人，曾任莱顿大学教授。——中译注，认为此人过分受卫匡国（Martini）、柏应理（Couplet）神父的影响，过分宠爱该民族并以其影响而将欧洲引向歧途。为了矫正这样一种巨大的混乱，他自信必须贬低中国人，完全如同沃西攸斯和其他几位近代作家曾试图抬高他们的地位一般，他根据这种观点而将中国人无一例外地置于美洲人之下，甚至是置于易洛魁人（Iroguois）之下。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德·梅朗先生的信（9）
我们应该承认，如果沃西攸斯讲中华民族的好话太多了，那么雷诺多修道院长却讲了他们过多的坏话。他们未能严守中庸公正，而这一点在所有民族特别是在中华民族中却备受推崇。这就使我坚信，这本书并未给中国人造成多大伤害，中国人始终以其好的方面而受到了那些认识他们的人之尊敬，但中国人却未受到这本书作者的更多崇拜，因为全书中都麇集着荒谬和错误的内容。如果某人出于一种相反的热忱却又比本书作者更加理智，希望为中国人雪耻，那么他就很容易让中国人看清楚，雷诺多修道院长对于中国及其居民的了解太糟糕了。〖=Y（〗084〖=〗他只是出于偏见和违背自己的理智才讲这些话的；我是出于一种比他更理智的热忱而讲这一切的。因为，人们夸张性地展示一个民族的缺陷时，出于什么样的善良目的，才会把它本来没有的其他缺陷也归于它，而又掩饰了人们绝对不能否认的该民族所有优点和优良品德呢？而且这一切又是发生在其他人全心身地投入工作，以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行径而为耶稣—基督赢得了他们的时期，但这符合《福音书》的教规和道德准则吗？
人们可能会说，雷诺多修道院长先生是可以得到原谅的，因为他是用一种中国人不懂的语言著书立说的，他滔滔不绝地论述的有关中国人的一切，从不为中国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