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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戈维里神父致某先生的信（1）
1712年徐葆光写的一部出使琉球群岛的著作内容介绍
戈维里戈维里（Goville），法国耶稣会士，1701年来华，初在江西传教。1708—1724年在广州传教。后返法国接洽会务，因身体衰弱未能再次来华。1758年死于法国。——中译注神父致某先生的信，其中包括他对《趣闻轶事》作者就中国宗教现状而诬蔑他的事件发表的声明〖=〗先生，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就《趣闻轶事》的作者针对中国宗教现状问题而怪罪于我一事作出自我辩解。我对于自己表现出的问心无愧感到很满意，对于读者们的公正判断也坚信不疑。
本人鄙视诬蔑攻击，自认为真理在握。我自信，人们绝不会仅根据一面之词便攻击另一方。因此，一个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而杜撰缺乏任何真实性诬蔑的匿名人，同时又对其攻击对象表现出极为粗暴的敌意的人，他怎能得到公众的即使是一点点信任感呢？
先生，您对此的判断可能与我完全不同。我尊重您的意见。我确实理解，正如您所说的那样，有一个浅薄的和轻信的大众群，他们愿意接受别人试图给他们造成的所有印象；还有一个怀有偏见的大众群，他们始终倾向于相信想中伤别人的那些人的恶言恶语；还有一个诚实的大众群，他们的正直诚实使他们对于最骇人听闻的恶意中伤也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对其他人作出评判时，不相信相当刻毒的人能杜撰出这类事件；最后还有这样一个大众群，他们不经思考，便将那些未被明确辟谣的消息看做是已被正式承认的事实。我很幸运，能够对那位匿名人攻击我的一切，提出最明确和最清楚的辟谣。
他于第4卷第412页中说：“戈维里神父当时正在广州，主持在华法国耶稣会士们的事务。有人向他咨询有关刚刚由《自登基日起》（Ex illa die）教皇谕旨禁废的中国礼仪问题。该耶稣会士作了书面回答，他签署的答复被递交到向他询问的人之手，此人正在急切地等待这项答复。”
从来没有任何传教士，也没有其他任何人，于《自登基日起》教谕发表后，向我咨询过有关中国礼仪的问题。因此，我指上帝为证，我从未就此问题作过任何答复，无论是口头答复，还是书面答复。那位匿名人诡称由我署名并交给咨询人之手的书面答复，纯系子虚乌有。
据那位匿名人称（第412页），戈维里神父于其中直率地宣称，利玛窦神父的做法应该被维持下来，罗马对此所作的抨击有违常规，是不会有结果的，人们还会继续在孔子和先祖的灵牌前敬献供品，也会铲除常见的祠庙题识，中国人的“天”与“上帝”便是基督徒们的Dieu；人们也无法从教堂里撤走写有“敬天”的匾额。
那位匿名人违反事实地指出，我曾在受到过咨询之后，又作出了与我的意见完全相左的回答。事实上，如果我受到了咨询，那么我就会用最清楚的和始终都符合教廷指令的词语，对此作出回答。
那位《趣闻轶事》的炮制者又补充说（第413页）：“必须指出，在签署了有关宗教礼仪的表格和履行发誓仪式后的很长时间之后，戈维里神父仍作出了这种回答。其明显服从教廷的证据被提交给了罗马，教廷对此十分满意，所有的耶稣会士们都同样表面上表示服从，但这些漂亮的手段只不过是欺骗教皇和嘲弄宗教的一种花招而已。”
教皇克莱芒十一世（Clément XI）的谕旨确实于1716年在中国公布，我以宣誓的仪式而签署了它。但我对于匿名人的诬告却要公开地强烈抗议，我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以我的教友们的名义，才这样做的。他竟指责我们仅以一种表面的真诚而签署了该道谕旨。我以一种内心和思想上的完全服从姿态而签署了它，〖=YY（〗〖=〗我坚信，如果我不以这种方式赞同它并抵触签署它，那么我在上帝面前就将会变成一个令人恐怖的违背誓言的罪人。我从未放弃自己所许诺的对教皇陛下的驯服顺从。对于范嘉谟（Lequesne）、朱耶芮（Cazièr）、夏德修（Nyel）、董希圣（Casalès）、张貌理（du Baudory）、卜嘉（Jean Baborier）和胥孟德（Labbe）神父，我也可以讲同样的情况，他们这几年都与我一起，居住在广州住院中。
对于其他法国或非法国的耶稣会士们来说，他们同样也于1716年的教皇谕旨发表之后签署了它，有成百种原因促使我坚信他们签名时的真诚态度，而没有任何理由对此提出质疑。那个匿名人怎会认为，他能成功地使人相信入华耶稣会传教士们都是可耻的渎职者、骗子、伪君子、不诚实和不笃信宗教的人呢？为了成功地诬蔑，必须以一种谨慎而有节制的方式行事。然而，我们的这位作者，于他的整部著作中都丝毫未表现出这点，此书实际上仅是一连串的谎言、谩骂、含糊其词和夸夸其谈。但仅就与我个人有关的问题，请听一下我将转述的这篇长文中介绍的情况吧！他于其中彻头彻尾地通篇讲假话。
“由于上帝为了教会（第四卷，第113页）以及那些非常卑鄙地愚弄教会的人之利益而保佑，戈维里神父的答复又落到了一位传教士的手中，他根据原文制作了一份抄件，然后寄往了教廷圣职部。教皇命令其会长（传信长）塔布兰（Tambourin）将其教士从中国召回。戈维里神父很可能是未获悉有关其书信的全部内容，于是便大声呼叫诬蔑，在上帝和他人面前提出了抗议，而人们归于他的答复却并非出自于他本人，不相信其对手们会转抄由他亲手签署的文件，认为这种指控是耶稣会敌人的一种诈骗，因为他们看到耶稣会受到了教皇陛下的青睐而感到愁眉不展。其结果是戈维里神父仍然留在中国，以期待教皇在获得该耶稣会士的答复后，他能从教皇那里得到某些有利于他们的命令。
“但正身处广州的来自教廷的传教士们，被这些神父们的诡计激怒了。他们于是致信罗马，将由戈维里神父亲手书写的原件寄往那里。戈维里自认为其答复原件已被焚烧，只剩下了一些无法作为凭证的抄件。圣职部的新命令与先前的命令相吻合。于是圣职部便命令巡按使重新审查那位有罪的教士，让他不得耽搁地立即乘船返回欧洲，但人们并不认为如此迅速地服从此项决定是合适的。其期限为数年，戈维里神父仅在保持了很长时期的犹豫之后，才返归罗马。”
然而，这些详细转引的所有事实，可能是为了更好地使读者接受吧。我声明作者纯系伪造，无一例外。我相信《趣闻轶事》的作者永远无法证实其中的任何一项指控。因此，所转“重抄”或者是“得以重抄”的我的那份根本不存在的答复，完全是荒谬的；由此推论，所谓的“抄件和原件都寄给或得以寄给教皇”之说也都是荒谬的；“教皇命令耶稣会会长”把我召回欧洲，则更是荒谬的了；“会长曾根据入华耶稣会士巡按使的意见而写道”则是荒谬无比了；巡按使接到了会长有关这一内容的书信也是荒谬的，未有人向我告知出自会长的任何命令；在有关我的描述问题上也大错而特错了，他已停止执行这道所谓的命令了；所谓“根据教皇的通谕”“圣部下令”将我召回法国的说法也谬之千里；所谓我“奉命登上最早到来的船舶”也是空穴来风；最后，同样也很荒谬的是，在“经过数年的期限和保持了很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我仍从未由中国回归法国。
大家都知道我返回法国的真正原因，它与中国的宗教礼仪问题没有任何联系。1723年，我受我的会长——尊敬的赫苍璧（Hervieu）神父的派遣，于1724年1月乘船启程，以便回法国处理传教区事务，同时也是为了以我们法国传教区的名义，向国王陛下进献几种中国的奇珍异物。法国传教区的创立者，有幸以路易十四死后留下的荣光名声而享誉中国。我于1725年2月2日在凡尔赛面对全部朝臣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戈维里神父致某先生的信（2）
如果说我至此所讲的一切都与《趣闻轶事》的作者的说法相矛盾，那也完全是正常的，在其所有内容都是真实的，正如我当着天地的面而发誓的那样。若无对于真相的一种出自内心深处的坚信，我怎敢如此讲呢？此外，圣部拥有它自己的档案，人们随时可以查阅它们，当然人们肯定不会在那里找到从未存在过的东西。我认为，如果我所讲的一切都毫无虚言，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位作者是一名诽谤者，是个在重要问题上搬弄是非的造谣者，由此他在世界上所有的法庭中，都不配得到任何信任。
匿名人对于他违背良知而搜集的这一大堆谎言诬词也感到羞愧，他以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自信结束了其虚构的故事。他说：“这一事实揭示了在教团中从未出现过的最令人羞耻的骗局之秘密。耶稣会士们如同戈维里神父一样，都提供了他们服从教廷的证据，而事实上是所有人都坚持他们对教廷的抗争。”如此之多的诬蔑性的、无耻地假设的事件，再明显不过地暴露了《趣闻轶事》的作者那极不公正的行为及其狡猾至极的本性。
那些具有高度判断力的明智人士在阅读这一切时不会不就此发表议论，认为该作者应该是被其偏见蒙住了眼睛，所以才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诬蔑他能亲眼看到的人，而他本来却能当众揭穿这些造谣诬蔑。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但同样也不失为真实的事情是，这同一种偏见使他于其全部著作中，都无一例外地对其他所有耶稣会士都失去了理智。他怀着对这些人的极端仇恨，四处传播某些谎言，而任何熟知他描述的这些耶稣会传教士们的人，都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