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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终于救回了这名同胞。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不就死一个人吗？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去寻找、去营救？这不太浪费金钱吗？抗战期间，抓壮丁上前线，没有起码的衣服、食物、住宿及医疗保证，在路途上死亡的便有数十万青壮年。相比之呢？我们该对哪种文明说“不”呢？
一百五十八
忠武、义成两军从王式讨裘甫者犹在浙东，诏式帅以赴徐州，骄兵闻之，甚悍。八月，式至大彭馆，命围骄兵，尽杀之，银乃都将邵泽等数千人皆死。
数千人的屠场，会有怎样的壮观呢？汉民族向来是柔弱的民族，强盛如大唐王朝，也不是吐番、回纥的对手，一个安禄山就能令帝国倾覆。然而，柔弱的汉民族在杀戮自己的同胞的时候，却丝毫不显得柔弱。《通鉴》把王式作为果敢有略的大帅来歌颂。如果说王式用刀杀人，那么《通鉴》的作者们用笔杀人；王式创造着杀人的事件，《通鉴》营建着杀人的文化。
鲁迅在《“死地”》一文中沉痛地写道：“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惟一要道，甚至于还当快乐。”直到今天，国人最爱看的还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最血腥的场景。看客们从刑场上转移到电视机前面，这算不算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呢？
一百五十九
懿宗荒宴，不亲庶政，委任路岩。岩奢靡，颇通赂遗，左右用事。至德令陈叟因上书召对，言：“请破边咸一家，可赡军二年。”上问：“咸为谁？”对曰：”“路岩亲吏。”上怒，流陈叟于爱州，自是无敢言者。
晚唐政治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权臣路岩门下的一个官吏边咸，其家财就可支付两年的军费，那么路岩本人的财产呢？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至理也。历史在进步，腐败也在进步，今天的腐败分子们，足以傲视他们的老祖先路岩、边咸辈。某高官显贵是北京燕莎商场员工的“福星”，只要他在商场露一次面，员工们当月的奖金立即就翻番。
一百六十
西川定进节度使李师望贪残，聚私货以百万计，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师望以计免。朝廷征还，以太府少卿窦滂代之。滂贪残又甚于师望，故蛮寇未至，而定边固已困也。
李师望征还后，必定高升了。他的百万钱分一部分给朝中权贵，不难为自己谋一条好的出路。而朝廷派到此处来的后任，贪婪程度却青出于蓝胜于蓝。百姓和戍卒们，一辈子也甭想有好日子过。小时候，我很天真，不满于县长乡长们的贪暴昏溃，便经常自我安慰：他们坐满一届交椅就会下的，换一届新人总会好一点吧？这种“盼新厌旧”的心理是小民惟一的自我安慰。
一百六十一
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奔新息。左补阙杨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免冤，当诉于朝廷，置诸典刑，岂得群党相聚，擅自斥逐，乱上下之分！此风殆不可长，宜加严诛以惩来者。”
杨堪是个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奴才：百姓要是有诉冤的可能和途径，又哪里会揭竿而起、驱逐刺史呢？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容易统治的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他们哪里舍得放下那只装有半碗稀饭的饭碗？不过，杨堪确实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专制制度的秘密在于“上下之分”，这“上下之分”一旦乱了，便将危及统治阶级的统治，故“此风殆不可长”，必须采取的措施是“严诛以惩来者”。
后面的事情，《通鉴》没有记载。不过，我想，“诛”是一定诛了的。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写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矩：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做‘天下太平’。”晚唐的子民，是一群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子民，他们连想做稳奴隶的努力也遭到残酷的镇压。杨堪之流，不是衣冠禽兽又是什么呢？大唐的子民，其实并没有那些崇尚“汉唐盛世”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幸福。所以，我厌恶“唐朝”乐队的那些歌词。
一百六十二
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杀翰林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悉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京兆尹温璋力谏于上前，上大怒，叱出之，贬为振州司马。漳叹曰：“生不逢时，死何足惜！”是夕，仰药卒。敕曰：“苟无蠹害，何至于斯！恶实贯盈，死有余责。宜令三日内且于城外权痉，俟经恩宥，方许归葬，使中外快心，奸邪知惧。”
小时候，每当我向父母提出过分的要求的时候，父母便会说：“难道天上的星星也要摘下来给你吗？”这句话比喻强迫办那些办不到的事情。唐懿宗就是一个无知的小孩，女儿病死，却拿医生来开刀，杀了二十多人还不够，连医生的亲族也统统抓起来。他难道不知道，医生只是医生，不是神仙，医生不可能治好所有的病？我想，是绝对的权力让他愚昧而疯狂。黑格尔说过：“东方世界的政府可以被形容为政教合一，神就是世俗统治者，世俗统治者就是神，统治者同时是二者，国家由一个神的替身来统治。”唐懿宗既然是“神”，就会有摘天上的星星的念头。
温璋的命运是悲惨的。他想效仿屈原及一系列“忠臣直士”，结果死后还被泼上一桶污水。皇帝自有皇帝的逻辑：你没有干过坏事，你干吗自杀？你自杀，就说明你干过坏事。这使我想起文革中最流行的名词：“畏罪自杀”。自杀者的家属还得背上耻辱的罪名。卑鄙向来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历史给予“公正评价”的机会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
斯大林、贝利亚一伙制造的犹太医生下毒案是这个故事的现代俄罗斯版。独裁者们玩的是同一套拳法。小心啦！
第四辑·反读《通鉴》《资治通鉴》…题记（12）
一百六十三
权臣路岩在政治斗争中失利，出任西川节度使。岩出城，路人以瓦砾掷之。权京兆尹薛能，岩所擢也，岩谓能曰：“临行，烦以瓦砾相饯！”能徐举笏对曰：“向来宰相出，府司无例发人防卫。”岩甚惭。
人一走，茶就凉。路岩的下场，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他向昔日的部下求救，希望其发兵护卫，没有想到却立刻碰了个钉子。
百姓的瓦砾是“历史”中残存的几分真实。而薛能说认为的“古来宰相都是得民心的宰相”，其实并不正确。历史上的丞相，获万民伞者少，获瓦砾者多。
一百六十四
高骈阴籍突将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围其家，挑墙坏户而入，老幼孕病，悉驱去杀之，婴儿或扑于阶，或击于柱，流血成渠，号哭震天，死者数千人。夜，以车载尸投之于江。有一妇人，临刑，朝手大骂曰：“高骈！汝无故夺有功将土职名、衣粮，激成众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疚，乃更以诈杀无辜近万人，天地鬼神，岂容汝如此！我必诉汝于上帝，使汝它日举家屠灭如我今日，免抑污辱如我今日，惊忧惴恐如我今日！”言毕，拜天，怫然就戮。
此烈女子足以永垂不朽，在她的面前，帝王将相如蚂蚁般无足轻重。这是一个“纠缠如毒蛇，执着如厉鬼”的灵魂，在血污中闪闪发光。鲁迅曾经追问：“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惊的怪鸣的真的恶声在哪里？”真的恶声就在这里，在血淋淋的屠杀的现场。人们沉默着死去，群体性的沉默是可怕的。而她，一个无名的女子，发出了最后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复仇的宣言！甘地说过：“力量并非源于生理能力，它来自于百折不回的毅力。”这名奇女子才是真正的勇者。
《通鉴》没有记下这个女子的姓氏，这并不重要。《通鉴》记下了这段报仇雪耻的快言快语——虽然不足以对抗屠杀，但总可以让屠杀者感到一点不快。我终于明白，临死前不久鲁迅为什么要写一篇名叫《女吊》的文章了。
一百六十五
蝗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京兆尹杨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抢荆棘而死。”
这套鬼话，老百姓是不会相信的——并不是说百姓比官僚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的庄稼早被蝗虫吃光，他们的生命也被蝗虫夺走。而在官僚们的想象里，蝗虫是读过四书五经的，因而它们也具备读书人恪守的“礼义廉耻”。蝗虫哪敢吃京城的庄稼呢？它们也要给皇上面子呀！
有两套思维和语言：一套是民间的，一套是官方的。民间的语言是写实的散文，官方的语言是超现实的诗歌，杨知至的奏章分明就是一首优秀的荒诞诗，他的想象力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先锋诗人。
一百六十六
时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贮钱自随，行施丐者，每出，褴褛盈路。有朝士以书规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盗充斥，相公宜举贤任能，纪纲庶务，捐不急不费，杜私谒之门，使万物各得其所，则家给人足，自无贫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在时下的报刊和电视新闻上，我无数次地读到相似的报道。在美国，高官们是在退休之后参与公益事业、充当慈善家的；在中国，有的高官们却先走了一步，既当官又当慈善家。
一百六十七
上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蒲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五十万缗。尤善击球，尝谓优人石野猎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待郎，恐陛下不免 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