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酝队诰詈笫志颓堋！ �
七十三
杨素用兵多权略，每将临敌，辄求人过失而斩之，多者百馀人，少不下十数，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对阵，先令一二百人赴敌，陷阵则已，如不能陷而还者，无问多少，悉斩之；又令二三百人复进，还如向法。将立股栗，有必死之心，由是战无不胜，称为名将。
“求”之一字，写尽杨素之奸诈残忍。刻意搜求人的过失。以杀人来振兴军心，这就是中国的“名将”之道。“流血盈前，言笑自若”这样的语句使我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人是地球上最残忍的动物，只有人才会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屠杀自己的同类。动物如虎狼之间的撕咬残杀，仅仅是为了自己生存的需要；而人类的杀戮，则远远超越了生存的界限。
吴起治军走的是另一个极端，他吮吸土兵的伤口，以此“恩遇”来换取土兵的卖命。所以土兵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不仅不感激，反而大哭。吴起的“宽”与杨素的“严”同样卑鄙无耻——谁最卑鄙无耻，谁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我厌恶绝大多数“伟大”的“军事家”们。
七十四
隋文帝建仁寿宫，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顿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变沟谷为平地。死者万数。
隋文帝是有节俭之名的帝王，建一宫殿尚且“死者万数”，别的帝王的作为就可想而知了。而宫殿之下，是万人的尸骨。帝王们枕着尸骨享着他们的福。
修仁寿宫的这段描写，像电影镜头一样定格在我的眼前。
七十五
员外散骑侍郎王劭言隋文帝有龙颜戴干之表，指示群臣。上悦，拜著作郎。劭前后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众，又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经文佛典，曲加诬饰，撰《皇隋灵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闭目而读之，曲折其声，有如歌咏，经涉旬朔，遍而后罢。上益喜，前后赏赐优洽。
读到此段，我想起了文革时代的一个故事。一九六九年，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搞拉练。学校学生也请解放军战士带队拉练。一连三个排的队伍出发了。红旗前面，一个大个子战士捧着一尊巨大的毛主席白瓷半身像。排长怕他累了，找人替他，他急了，大叫：“我要保卫毛主席，重走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他的誓言让学生们感动又钦佩，马上呼起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战士们立刻用宏亮的口号应答：“向革命小将学习！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一呼一应，愈喊愈起劲，为了使喊声响彻原野，让人听见，压倒“敌人”，这一鼓劲，一直走到天黑地黑。
突然发生意外情况：大个子脚底一滑，天塌地陷般要命的事出现了——毛主席大瓷像摔碎了！大家全都惊呆了：把毛主席像打碎，杀头的罪过呀！没等大伙清醒一下，那大个子忽然两条腿一弯，“扑通”给毛主席像跪下，请罪！紧接着二排、三排全都跪下。人们都是抢着跪，谁先跪下谁就忠得最彻底，最坚决，最不犹豫。可那时候人们这根弦绷得一样紧，几乎同时唿喇喇一齐跪下。谁先站起来就是不忠。在星月之下，荒郊野外，大土道上，黑压压，不知是傻是疯，跪着一大片人，可没人吭声，没人敢动，谁也不敢看谁。都以一种悔罪心情面对着前边，地上，那片给月光照得白花花、不成任何形象的碎瓷片儿。
此事见冯骥才之口述报告文学集《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九四九年以来，所谓的“主导思想”是唯物主义。其实，唯物主义在中国依然是游离物体，中国人依然坚持非理性的思维，我称之为“谶纬思维”——用“象征”来维系一种体制，用对“象征”的迷信来愚弄百姓。这种有毒的思维，自先秦时代就已经成形（我并不太看好“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那不过是一个毒素原创的时代）。先秦以降，毒素开始扩展，由肌肤到骨肉再到膏肓。到了二十世纪，此毒已扩展及全身各处，不可救药也。于是，崩溃接二连三地来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走出“谶纬时代”。
最可恶的是王劭之流的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从王劭到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全是为统治提供某种“合理性”解释。自身的独立与真理的求索都是无足轻重的。这样的“知识”与民众的苦难息息相关——“知识”越精密丰富，民众的苦难越深重绵长。
第四辑·反读《通鉴》《资治通鉴》…题记（6）
七十六
隋文帝以盗贼繁多，命盗一钱以上皆弃世，或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
盗是杀不尽的——因为整个制度就是制造盗的制度。大盗与小盗，跟皇权体制共生共存。
七十七
幽州总管燕荣性严酷，鞭挞左右，动至千数。尝见道次丛荆，以为堪作杖，命取之，辄以试人。人或陈无罪，荣曰：“后有罪，当免汝。”既而有犯，将杖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许以有罪宥之。”荣曰：“无罪尚尔，况有罪邪！”杖之自若。
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逻辑学是极权主义的死敌。像燕荣这样的独裁者，从思维到语言都是反逻辑的，反逻辑构成独裁的基础。有罪杖，无罪亦杖；先杖，后亦杖——取决于独裁者的喜怒哀乐。在这样的社会里，法治荡然无存，人们没有任何可以保护自己的资源。
七十八
隋炀帝曰：“杨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
中国历史自始至终都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代。炀帝这一句话，他的臣下便用严刑峻法杀了三万人。一句话与三万人，孰轻孰重呢？
七十九
隋炀帝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被杀，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被杀，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邪！”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日：“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土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我有两个感想：一是文人如美人一样多妒。隋炀帝身为帝王，在兼有文人的身份之后，妒嫉狂便不可抑止地发作了。然而，他能杀薛道衡和王胄，却杀不死薛道衡和王胄的诗句。至今我们还吟诵“空梁落燕泥”和“庭草无人随意绿”的名句，却没有人记得杨广的任何诗句。这也许是文学对于历史的一点微弱的对抗吧。
第二个感想是，文才与治国绝对无关。文人有“不遇”的感唱，千年不绝。然而，杨广该算“遇”了吧，谋得了皇帝的宝座，但“诗家天子”的才华并没有对他的治国方略提供一丁点的帮助。所以我们对李白的自诩“我辈岂是蓬蒿人”不必太当真。
八十
隋大臣宇文述治杨玄感谋反案，就野外，缚诸应刑者于路上，以车轮括其颈，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乱发夭如蝟毛，支体糜碎，犹在车轮中。积善、福嗣仍加车裂，皆焚而扬之。积善自言手杀杨玄感，冀得免死。帝曰：“然则枭类耳！”因更其姓曰枭氏。
文言文的长处在此显示出来，寥寥数字，读来令人毛骨悚然，真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按照韩裔历史学家郑琪来教授的说法，这样的杀人属于“习得性”的——它的意义远远溢出杀人行为本身。而隋炀帝比一般帝王更喜欢文字游戏，最好还要“指人为枭”。“指人为枭（或其它‘不祥’的动物）”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了它，正与邪才得以区分。有了它，“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才取得文化上的合法性。你是枭，我是圣，圣杀枭乃是天经地义的事，谁敢怀疑？谁会怀疑？于是，杀“枭”的行为的残酷性被抹去了，反而被涂上了一层“崇高”和“正义”的金粉。
八十一
隋炀帝杀斛斯政于金光门外，如杨积善之法，仍烹其肉，使百官啖之，佞者或啖之至饱，收其余骨，焚而扬之。
鲁迅把中国历史概括为两个字“吃人”。有人理解为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吃人”，即文化对人性的吞噬。因此，“吃人”是象征意义。我却认为，鲁迅所说的是“双重吃人”，即就灵魂与肉体上的“吃人”。中国的吃人技巧，远盛于外夷万邦，堪称“世界之最”——国学大师们又该在国际汉学大会上唾沫星子四溅地宣讲这一“辉煌”了。
杨广是个读书胚子，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也是第一流的学术大师。“帝好读书……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捕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窗户床褥厨幔，咸其珍丽。”这样一个大学者、大作家，却率人而食人．而且吃得津津有味，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那么，他读的书是否有问题呢？千万卷诗书，作用竟然不能让人读后分辨“吃人”的对错，它们的价值何在呢？孔老夫子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们的病根在文化上，“中体西用”的药方服了一百多年，病反而越来越重了。奇怪的是某些国学大师不仅看不到这点，反而施施然地从幕后走出来，欣欣然地说“‘中体’必为‘西用’”——既然中国文化救世界，西方人也得用“中体”！今天的国学大师，没几个读书超过隋炀帝的，中气有些不足，于是拼命读“中国书”（正是鲁迅说“不必读”的那些类别的书）。
八十二
隋末，民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赋，生计无遗；加之饥馑无食，百姓采树皮叶，或捣蒿为末，或煮土而食之，诸物皆尽，乃自相食；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