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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十分关注语言体系被毒化的问题。《一九八四》中的海洋国有三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第一是“过去的改变性”——过去的事是没有客观生命的，它仅仅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的记忆里。内党控制了所有的记录，也就同时控制了人的思想。这样一来，历史自然可以随意改造。第二条是“双重思想”，即人们必须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一面故意撒谎骗人，一面诚心诚意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一手遮盖客观事实，一手却紧握这个事实，等到于已有利时便拿出来使用。第三个教条，是以“新语”为革命的最终目标。“新语”的全部目的是缩小人类的思想范围，因此真理部研究科雇用大批学者日以继夜地编写《新语词典》，使人们拥有的表达思想的语言少得连思想犯罪也不可能。“新语”在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明目张胆地造假的、服务于权力的语言体系。正如斯大林那句警告列宁遗孀的名言：“你要再不识相，我就要召开党代会宣布，你不是列宁的妻子。你要相信，党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读到这里，读者已经分不清楚这究竟是小说还是活生生的现实了。在《一九八四》的末尾，有一个名为“新语规律”的附录，使得小说更添一分逼真的感觉，亦使盲目乐观的读者开始反思自己所操作的语言系统。
二十世纪以来，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何风靡全球？群众为何逃避自由的职责？现代人的性格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生产力的解放会不会带来人类精神的解放？对正义的追求为什么会蜕变为残酷的专制统治？半个多世纪以后，奥威尔视为“未来”的“一九八四”早已为我们逾越，但奥威尔思考的这些问题一个也没有过时。重读《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这两本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书，我们看到的是人类自身的脆弱。弗洛姆的《逃离自由》与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可以看作是奥威尔这两部小说最好的理论注释。奥威尔自己说，若不是肺病的折磨，他的小说的结尾还不至于如此悲观。诗人余光中在《致奥威尔》一诗中曾写道：
垂死的肺病患者，三十三年前
自己的喘息都已不继
就咳尽你一腔的热血。
然而，思想的力量是无穷的，尽管思想者是如此的孱弱。奥威尔在思考、奥威尔的每个读者也在思考。只要有人在思考，人类就不会在“一九八四”成为一座血腥的“动物庄园”。这也许是我对未来惟一的信念。
第四辑·反读《通鉴》《资治通鉴》…题记（1）
一
商鞅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赵良对他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
秦人以商鞅为仇寇，商鞅亦以秦人为仇寇。独夫民贼其实也挺可怜的，整天惶惶然不可终日。然而，没有万无一失的保护措施，凯撒以降，死于刺客之手的独裁者数不胜数。人们往往谴责刺客搞“恐怖主义”活动，殊不知，“恐怖主义”的根源乃在于专制体制本身。后人痛惜作为“改革家”的商鞅惨死于车裂，但有谁记得那成千上万被商鞅诛杀的无名的民众呢？商鞅有句名言：“智者作法，愚者制焉”——从此，中国与法治社会绝缘。
二
宋康王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射天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以示威服鬼神。为长夜之饮于室中，室中人呼万岁，则堂上之人应之，堂下之人又应之，门外人又应之，以至于国中，无敢不呼万岁者。天下之人谓之“桀宋”。
在中国历史上，“万岁癖”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也许中国人的血液里多多少少都遗传有宋康王的毒素。金庸在《笑傲江湖》中所描述的日月神教其实就是赤县神州的缩影，中国的历史自古以来便是东方不败与任我行之流长袖善舞的舞台。
近来从报上看到这样的消息，南方某富豪起巨宅雇奴仆，让奴仆叫自己“老爷”。我不禁毛骨悚然，耳边又回荡着宋国宫中“万岁”的呼声。
三
宋康王只是一个小国的诸侯，他的变态心理也就止于呼喊万岁的游戏。到了秦始皇的时代，阴暗心理大发作便蔚为大观。
始皇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能渡。上问博士日：“湘君何神？”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
中国皇帝名为“天子”，其实他们并不怕天。连天都不怕的统治者对百姓歹毒过于洪水猛兽（无独有偶，二十世纪也有一个革命领袖洋洋得意地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西方的君王怕上帝、怕议会，中国的君王则自以为是恐龙，张口便吞噬百姓。秦始皇的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观”，我却不以为然：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只能由埋在地下的帝王陵墓工程来作为见证，这究竟是这个民族光荣还是它的悲哀？
基于相同的理由，我对壮观的埃及金字塔也充满了厌恶之感——金字塔再伟大，也仅仅是法老们肮脏的尸体的存放地。
四
始皇到梁山宫，从山上见到丞相的车骑众多，很不高兴。身边的人立即告诉丞相，丞相便减少了自己的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捕时在旁者，尽杀之。
法国大革命中有人尝言：“宫殿乃是人间地狱。”此说不诬。历代皇帝与丞相（或者太监、将军）的勾心斗角，最伟大的戏剧家也无法淋漓尽致地再现。丞相买通皇帝身边的侍从，一有风吹草动便能了然于胸。而皇上做得更绝，干脆把这些侍从统统杀掉，看你还收买谁！看谁还敢被你收买！
五
刘邦夜行泽中，有大蛇当径，拔剑斩蛇。有老妪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赤帝子杀之！”因忽不见。刘邦亡匿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数有奇怪；沛中子弟闻之，多欲附者。
许多爱国者常常以中国有悠久的“史家传统”而自傲，我却颇为怀疑，因为我在许多堂皇的正史中读到数不胜数的像《山海经》一样荒诞不堪的故事。这样的荒诞派小说也给搬入史册中，史册本身岂不成了一部荒诞小说集？
这段记载里，大蛇已经被刘邦杀死了，老妪也突然就不见了，于是刘邦成了这个故事的亲历者、言说者及证人，而且是惟一的。可惜，关于汉高祖的来龙去脉，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那就是元代散曲家雎景臣写的《高祖还乡》，其中有这样几句：“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可惜的是，从古到今，这样出色的文字太少了。
六
李斯要秦二世杀赵高，二世日：“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洁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
秦二世说这段话后不到一年，先是李斯被杀，然后赵高就派遣部将来杀他了。此时，秦二世想见赵高而不得、想得一郡为王而不得、想封万户侯而不得、想与妻子为黔首而不得，被迫自杀。
这出喜剧比莎士比亚的经典之作还要精采，统治者们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聪明，愚昧如秦二世胡亥者比比皆是。
七
刘邦死后，吕后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召帝观之。帝见，问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馀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日：“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
孝惠帝的两句话道出宫廷的秘密，他居然说自己的母亲为“非人”，在以孝为标榜的中国的确有点不可思议，更何况他的谥号是“孝惠”。其实，千百年来，宫廷和官署中哪里居住过“人”呢？他们不过是一群残忍的豺狼虎豹而已。于是，心眼好的孝惠帝只好短命，迅速“崩”了。
八
汉景帝减笞法，更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笞令：笞长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对此，司马光的感叹是：“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司马光自己生活在优待士大夫的宋代，却嫌汉代对老百姓的生刑太轻，这家伙的心理也太阴暗了。我若是造物主，一定要把他送到明朝去，让他尝尝廷杖的滋味。明朝的廷杖在朝堂上杖毙了千百计的文人士大夫，它的“生刑”的程度大概会让司马光先生心满意足吧。我想，训练有素的锦衣卫能够测量出司马光先生的屁股有多厚。
自古以来，那些帮忙与帮闲往往比主人要残忍苛刻数十倍，司马光即是这样一个典型。
我又想起了一个叫新加坡的岛国，它是号称用儒家文明来创造经济奇迹的，而它的鞭笞之刑则是低犯罪率的保证。因此，新加坡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堂。
我还想起了抗战中一出著名剧幕的名字——《放下你的鞭子》。这句话更应该对虚伪的汉景帝、阴毒的司马光以及新加坡人和新加坡的崇拜者们说。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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