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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藉此以掩饰自己的缺点。当匪徒破门而入时，他首先感到的是恐惧和怯懦，但他很快就为自己找到了借口，说自己是有“清醒的理智”的人，不能轻举妄动，于是乖乖就范。最后，他还是为自己的书被焚找到了堂而皇之的理由：他拒绝把语言这种神秘的魔术传授匪徒。但是，语言究竟是作家的魔法，还是他的牢笼？拿他被焚烧的《匹考克评传》来说，匹考克是一个古代不知名的作家，匹考克本人的书已经没有人读了，给匹考克写评传的价值何在？作家自视为知识分子，信仰知识，他的一生都花在寻找一座古墓上，但是那座古墓根本就不存在。他信仰“理性”、“知识”、“民主”，指望于此得到自己的存在，而这些的背后却是空洞的存在。他到底是得到了存在，还是失去了存在？事实上，语言具有无限生成转换的能力，语言可以自由地虚构和创造。人可以调用语言遵从意志编排人的意义。谁具有编排语言的能力，谁就能以语言虚构、创造人的意义。就人的意义对人的指令性而言，谁编 排了人的意义，谁就能具有对别人发号施令的权力。这就足以诱惑无数的人，例如那些思想家、作家、演说家、革命家、布道者。他们撒开语言的巨网捕捉那些茫然无辜的人们，同时自己也深陷其中。语言像资本一样被这类人占用，用以维护自己，支配他人。这位作家便是其中之一。
从这个角度反观匪徒的思维与行动，则是对语言的突破。“财产这玩意全他妈的是骗人的东西。”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语。私有制是现代社会运作的根基，取消私有制及其背后的语言体系，实际上是要恢复自己创造自己存在的意义的能力。荣格说过：“在我们的时代被称为神经病人的人们中间，有许多人在其他的时代不会是神经病人。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人类社会依然通过神话而同祖先相沟通着的时代和环境之中，他们将会使自己免于被划入病人之列。我指的是那些不能忍受神话失落的人，那些既不能进入一个仅仅是外在于人、由科学的眼光看世界，又不能忍受语词的理智欺骗的人。”匪徒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焚书的行为是一种意义深远的象征：他要烧毁的，是人类对语言文字的迷信与信赖；他要解除的，是语言文字对人类的统治与奴役。中国有句古话：“人生识字糊涂始”，西方也有句谚语：“读书是一条由自由通向奴役的道路。”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人就必须具备对生存语言进行识别判断、反思超越的能力。这才是匪徒焚书的真正用意所在。可悲的是，作家无法了解匪徒的真正用意，反而以语言文字的魔术师自居，再次收集资料创作《匹考克评传》，更加坚定地安身在语言的牢笼中。
小说通过“焚书”这一主题对语言本身进行了检讨。个人生活在庞杂的人世和庞杂的语言中，以自己的生命和语言参与庞杂的社会和庞杂的语言。那么，如何操纵自己的生命的船帆和意志的桨板，才能抗拒语言的垄断、完成语言的超越？福尔斯的回答是既悲观又乐观的：“我们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而得到的自由是孤独的、不安分的、无依无靠的。好比飞蛾定要做破茧而出，否则就要成为死蛹。即使破茧之后面对的是更残酷的世界，但是破茧之后的过程本身，就是可贵的自我了解与实践。”
焚书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的文化现象。如南北朝时梁元帝江陵焚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的焚书，都能给我们提供无穷无尽的文化思考。本文仅就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的焚书，及英国小说家福尔斯《可怜老》中焚书的故事，从语言的角度作一点有趣的比较和粗浅的分析。正如《周易》所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对“焚书”现象的阐释，我这篇短文所作的不过是万分之一的工作：通过一种高于生活的朴素性反思，让语言向生活本真的朴素性回归。
第三辑·焚不尽的书魑魅人间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乔治·奥威尔，一九零三年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悲惨的印度人民一边。少年时代，奥威尔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中学。后来被派到缅甸任警察，他却站在了苦役犯的一边。三十年代，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因属托派而遭排挤，回国后却又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广播公司从事反法西斯宣传工作。一九五零年，死于缠绵数年的肺病，年仅四十七岁。
奥威尔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各派人士视为危险的异端。在奥威尔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影响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令后世读者心惊肉跳。他将悲喜剧熔为一体，使作品具有了极大的张力。英国人生性拘谨，但英国的讽刺文学却一枝独秀，自乔叟以下，斯威夫特、狄更斯、查米亚丁……代有才人，各领风骚。而奥威尔的卓异之处就在于，他并非仅仅用小说来影射个别的人与事，而是直接揭露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邪恶以及他们所支配的语言体系的堕落。在奥威尔眼里，用于“宣传”的语言，是掩盖真实的幕布、是粉饰现实的工具、也是蛊惑民心的艺术。奥威尔坚信，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
夏志清教授认为：“西方文学自伊索寓言以来，历代都有以动物为主的童话和寓言，但对二十世纪后期的读者来说，此类作品中没有一种比《动物庄园》更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了。”《动物庄园》的故事，发生在曼纳庄园。从前，被人豢养的禽畜行尸走肉地生活着。一天夜里，动物们在谷仓中听了雄猪老麦哲所讲的梦，仿佛听了一堂福音传道或启蒙教育，任人宰割的动物从此认清了受人剥削、被人奴役的处境。不久，他们群起暴动，赶走主人了琼斯，自己当家作主，推行“动物主义”。动物庄园建立伊始，全体动物享有平等权利，开始崭新的生活。
然而，正当庄园笼罩在大家庭式的温暖之中的时候，正当动物们任劳任怨、忍受委屈、迁就现实的时候，新的当权者却开始用新制度来为自己捞取特权。猪群占据了领导的地位，他们的两大领袖拿破仑与斯诺鲍展开殊死搏斗。经过多次较量之后，前者终于获胜。
奥威尔在作品中塑造了一匹叫鲍克瑟的老马，他忠心耿耿地为拿破仑工作，一生中有两句名言：“我要更努力地工作”、“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他从不思考，没有疑惑，活得充实、活得愉快。他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只相信被告知的结论。鲍克瑟因年迈力竭而亡，死后却被主人卖给屠夫，以一张皮，一副骨头换取威士忌喝。拿破仑在鲍克瑟隆重的追悼会上，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鼓励家畜家禽都向死者看齐，做动物庄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模范成员。
斯奎拉是群猪中指鹿为马的宣传家。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庄园的今昔作对比，他常说的“你们没有谁希望看到琼斯卷土重来吧”这句话，成为一切异议和不满的成员头上的紧箍咒。愈是把过去的处境描述得可怕可怖，很成问题的现状就愈是显得美不胜收。于是，缺乏理解能力的动物们欣然地接受了实际上更加残暴的奴役。作为领导阶级的猪群把牛奶和苹果留给自己享用，而其他动物却忍受饥饿，对此，斯奎拉的解释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的：“你们不会把我们猪这样做看成是出自自私和特权吧？实际上我们猪根本不喜欢牛奶和苹果，我自己就厌恶它们。我们食用这些东西的惟一目的是保护我们的健康。我们是脑力劳动者，庄园的全部管理工作和组织工作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为大家的幸福费尽心机。因此，正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吃苹果。”动物们呆头呆脑地认可了斯奎拉的合理化解释，反而对猪群感激涕零。斯奎拉玩弄语言如同玩弄魔方与七巧板，用语言篡改过去，粉饰现在，许诺未来，把残暴和无耻置换为崇高和无私。斯奎拉不正是二十世纪的戈培尔、日丹诺夫们的缩影吗？
一个新建的强权社会，必然需要一个“公共污水沟”，即倾泻仇恨与怨毒的场所。在权力斗争中失败、逃之夭夭的斯诺鲍恰恰充当了一个虚拟的靶子。拿破仑将斯诺鲍作为“革命最危险的敌人”，让所有成员都时刻警惕斯诺鲍的复辟。这样，动物们的视线就被转移了，革命的质变也就得以悄悄完成。凡是与斯诺鲍相关的迹象在某处出现，施暴者便抓住借口，从蛛丝马迹中顺藤摸瓜，搞出惊世骇俗的大案要案来。凡是自己的统治露出破绽时，便把斯诺鲍作为替罪羊，所有的过错一古脑地推到他的身上，这个假设的敌人永远也无法反驳。黑白对照，黑者愈黑、白者愈白，合理永远合理，不合理永远不合理。
当语言的作用运用到极限时，狰狞的面目便暴露出来。九条恶犬为拿破仑开道，顺者昌逆者亡，当年制定的七戒被刷掉，“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变成“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最终，领袖把“动物庄园”又改为“曼纳庄园”。这里不存在真话，也不允许讲一句真话。一切都在不断地被修改，目的就是为了磨灭动物们的记忆，让幸存者不再对暴政、非正义和公开的丑剧产生丝毫的惊奇。群猪竖起两条腿走路，在大厅里与其他庄园主举杯联欢。此时此刻，其他动物默默待在窗外，“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但他们已经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
这个结尾是意味深长的。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