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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存的标准，他的血液中缺少苟活的因子，他发现周围的环境比狂人的时代还要冷酷和丑恶。生命的尊严与骄傲就这样轻易地被平庸所摧毁么？胡河清奏出最后一个变徵之音后，生命之弦就此断裂。
在评论集《灵地的缅想》的序文里，胡河清绘声绘色地谈起自己的梦：“我梦到自己骑上了一头漂亮的雪豹，在藏地的崇山峻岭中飞驰。一个柔和而庄严的声音在我耳朵边悄悄响起，‘看！且看！’我听到召唤，将头一抬，只见前面白雪皑皑的高山之巅幻化出了一轮七彩莲花形状的宝座。可惜那光太强大，太绚美，使我终于没有来得及看清宝座上还有别的。”神缺席了，可神谕还萦绕在胡河清的耳边。神不过是一个影像，在这个影像中胡河清看到了画在永恒的墙壁上的自己。齐克果说过：“人们对待生活就像小学生对待他们的作业，他们懒得自己运算，总想抄袭算术课本里的答案哄过老师了事。”胡河清是一个罕见的坚决自己运算的人。经过自己的运算，他发现外部的时钟与内部的时钟走得并不一致。内心的那个时钟发疯似地以一种非人的方式猛跑着，嘀嘀嗒嗒的，没有安静下来的可能，每一秒钟都在奋力向前冲。既不能睡着，也不能醒着，再也不能忍受生活的连续性了。于是，自己的影像崩溃了，只剩下雪山和阳光，只剩下乞力马扎罗山上死去的豹，寂寞的曙光，一片平静。
胡河清生前最得意的一篇文章是《钱钟书论》。在“钱学”成为显学的九十年代，胡河清的这篇文章据说是惟一受钱钟书先生激赏的评论。知音固然是知音，但在生命的内蕴与价值的取向上，胡河清与钱钟书迥然不同。相反，他更接近于王国维。钱钟书的生命状态是做学问的，故能“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临乱世而继绝学；胡河清的生命状态是任性情的，故能如破冰之日的黄河，汪洋肆虐地奔腾而下，遂成绝响。与钱钟书那蜗角兔毛中亦能见乾坤的智慧相比，我更欣赏胡河清心灵经纬中“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力度。
胡河清曾谈到“苦求兵士向尘寰”的王国维：“他集诗人哲学家的痴气于一身，竟把柏拉图那冰清玉洁的理想国当作了人生的题中应有义，则哪能不失望？哪会不叹息？……王氏对人生持论过高，故有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叹息，终于自沉以没，走了‘空扫万象，敛归一律’的绝路”。这里，又出现了“独上高楼”的意象。表面上是在说王国维，何尝又不是胡河清的自况！高楼上两个凄苦得令人揪心的身影合二为一了。胡河清到底没有像钱钟书那样“将人生的丑恶、缺憾转化为审美形象的特殊本领”。他最后奋然一跃，终于消灭了命运巨大的阴影。
卡夫卡早就说过：“你可以逃避这世纪的苦难，你完全有这么做的自由，这也符合你的天性，但也许正是这种回避是你可以避免的惟一的苦难。”胡河清为此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满天风雨下西楼”，这一下“下”字，超越了鲁迅《过客》中那位赤着脚在荆棘地上义无反顾地向前走的过客，而几乎再现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那个布恩迪亚家族中最后一个人将家族的历史翻到最后一页的苍茫景象。胡河清的好友李 把胡河清的最后一跃称作是“中国当代文化的共工篇”，他如此沉痛的写道：“我不知道胡河清以后是什么样的时代……但是，如果可以把王国维自沉、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圆明园的废墟并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之三大景观的话，那么胡河清则以共工的形象为之提供了第四个景观。”
大上海千百座的高楼拔地而起。今世之后，还有来世，离我们而去的胡河清，向我们标识的另一番景象。
他终将被遗忘。他已经被遗忘。对此，我们不必悲哀。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当平等的路途汇聚在一起时，那么整个世界在一段时间看起来就像是家乡一样。我们的使命是在世界中展示一个岛，也许是一个榜样，一个象征，去预示另一种可能性的降临。
第二辑·反叛之后向死而生（3）
张爱玲：执子之手，死生契阔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别离，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
——张爱玲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洛杉矶警署的探员古斯曼打开大学区一所公寓的大门时，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他以前无法设想的凄艳的图画：一位体态瘦小，身着赭红色旗袍的华裔老太太，十分安详地躺在空旷的大厅中一张相当精美的地毯上。桌子上，有一叠铺开的稿子，有一支未合上的笔。古斯曼更想不到，这个华裔老太太就是风靡华文世界的杰出女作家张爱玲。
张爱玲早已预料到了自己的死。不然，她为什么留下将骨灰撒到任何一处旷野中去的遗言？家已经回不去了，能够回去的，已然不是家。旧日的老友殷切地邀她回上海，她固执地拒绝了，如果回去的话，上海还能是“上海”么？她要完成的，是对自我彻彻底底的放逐。在一群群柏克莱学子健步如飞、意气轩昂的身影之间，她不紧不慢地走着，放逐是保持心灵不碎的惟一选择。
“相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瓜子壳。”然而，张爱玲还是在《流言》这本小说集的扉页放进了一张自己最喜欢的照片：一袭古式齐膝的夹袄，超低的宽身大袖，水红的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展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袖，罩在旗袍外面。五十年后，那张照片随同书页一起泛黄，光阴是不能用日晷测量的。五十年后，张爱玲偏偏又翻出些珍藏的照片，一张照片一段注释的文字，于是《对照记》成了她的绝笔。
“对照”语带双关，既喻新时代与旧时代的对照，又喻作者面对照片时的心情。“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然后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到尽头，满目荒凉。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衰弦，急景凋年已经遥遥在望。”三言两语就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值得珍藏的生命，就只有这么些么？在对照片的否定与肯定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凡女子的无奈，一个不平凡的女子的反讽。她微笑着、微笑着，眼泪却不知不觉地滴到稿子上。无法不爱，也无法不恨，爱与恨在时光的流转中反而更加刻骨铭心了。记忆如同螺旋状的楼梯，迂回往复，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在哪一个方向中迷失，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在哪一级阶梯上永远地停下。
陈思和在《乱世才女的心境》中写道：“她在社会里永远是个异物，拙于应对，拙于周旋，有人向她亮出各种武器——友谊、爱情、名利、灾难、利用、威胁、冷漠、赞美……她一概接受，无力拒绝。也许这些对她来说都只是一抹晚霞稍瞬即逝，惟一真实的是连她也没有过的前世的记忆。”爷爷是清朝的翰林张佩纶，满腹经纶却只会纸上谈兵，马尾海战顶着铜盆逃命；奶奶是李鸿章的掌上明珠，美女兼才女，可惜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在张爱玲诞生的时候，她的大家庭的故事已经像《红楼梦》一样演到了最后一回。嗜烟如命的父亲，新派摩登的母亲，崩解的家庭，四角的院子，演绎成张爱玲笔下变幻多端的人物与场景。她十几岁时的文字，就比一些三四十岁的作家来得老到。她把浮沉分合的家国经验，以最华丽的文字表达出来，不惜用强烈对比的颜色来表达挫败的感受。要冷艳就冷艳到底，绝望的时代，倘不是绝望的文字又怎能相配？如果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倾城之恋》里的流苏：“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那么张爱玲的命运与流苏一样，上海的陷落成就了她。兵荒马乱的天地之间，这个年轻女子缓缓地伸出手去，握住的那种感觉就叫作“苍凉”。
苍凉是一种感觉，苍凉是虚无边缘仅有的一点充实。
张爱玲客死异乡使《传奇》最终完成。她在冷寂中死去，与一举成名、春风得意的几年光阴相比，漫长的是青丝化白发的寂寞生涯。在她居住的公寓里，邻居只知道她是个寡言少语、孤身一人的中国老太太，没有人知道她就是被夏志清教授称赞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惟一能与鲁迅并列”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她与外界的联系极少，当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红遍海内外时，她依然不动声色，仿佛那根本就与自己无关。我们很难体味张爱玲晚年的心境——是黯淡还是闲适？是悲怆还荒远？我们只能重新咀嚼张爱玲笔下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时代负荷者。
如果说苍凉是女人脸上雪白的粉底，那么日常生活里一丁点平庸的快乐则是脸颊飞起的一抹红晕。张爱玲没有被绝望所吞噬，她停留在街间热热闹闹的碰碰戏旁边，一听便不想走了。俗么？是俗，正如她的名字。实际上，极端痛苦与极端觉悟的人终究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一下子大彻大悟。她既善于将生活艺术化，又满怀悲剧感；既是名门之后，又自称小市民。不尴尬之中，张爱玲就这么走过来了，人也就这么活过来了。“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