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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季节，却蕴含着黯淡与尖刻的情绪。中国人的秋天，是孤魂野鬼最多的时候，这才有那么多的祭祀，焚冥箔，燃河灯，送他们盘缠，为他们照路。先生呢，在秋夜里，写文章的时候发现扑在灯罩上的小青虫，便“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其实，茫茫人世间，先生自己就是这样一只自取灭亡的小青虫。“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先生与夹在夏冬之间的秋天一样，感到既困惑又尴尬。
这是一个易老的国度。像李守常那样保持青春热血的革命者只能被送上绞刑架——看你还能妙手著文章？看你还能铁肩担道义？丰子恺——还不到三十，便蓄起长须，感叹自己进入了人生的“秋天”；而先生的年龄早已超过了钱玄同所规定的“自杀线”，肺病开始蠢蠢欲动。刚搬进新居，他就大病一场，吐血不止，余下的生命便全靠“熬”了。
“绿林书屋”的主人是个千夫所指的“恶人”。他把一切都看作自己的敌人——包括亲人，包括时间。墙上，我看到了那副有名的离骚集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鹈 之先鸣”。屈原是个悲剧的诗人。先生呢，是悲是喜说不清。他把自己，同时也把秋天看作“中间物”，他这样归纳道：“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物之间，无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生真正了解了秋天，也真正了解了自己。
走出先生的故居，走远了，还能看到灰墙外落尽叶子的枣树；沈从文说：“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直想下跪。”可惜的是，现在北京空气污染越来越厉害，秋天的天空也阴沉沉的。在这阴沉沉中，我忽然想到，先生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去世的。还是秋天，是深秋，寒意已浓的深秋。一个秋天出生的人，在秋天里去了。
看哪，这个人
鲁迅生平展在鲁迅博物馆开幕了，这次展出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有两张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张是在厦门郊外的乱坟堆中，海风吹乱了先生的头发，身后是重重叠叠的坟、“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这真的是人间吗？我忽然想起《红楼梦》中所说的“铁门槛”与“土馒头”来。臧克家著名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被无数人吟诵，其实诗人并不理解鲁迅，真的鲁迅在活着的时候便已自“非人间”死去，世间有谁像先生一样乐意在坟头照像？另一张则是鲁迅与一群青年在一起，身穿长衫的先生安坐在宽大的藤椅中，双腿交叠，指间夹一只点燃的香烟，对热爱文学的年青人侃侃而谈。四五个西装整洁的青年毕恭毕敬地环绕近旁，他们欠坐在椅沿上，如醉如痴地倾听着。我想，倘若上帝让我实现一个心愿，我的选择必定是：穿越时空隧道，成为那几名倾听者中的一个。
有一次，听张中行先生的讲座。张老作为北大中文系的老前辈，讲到三十年代鲁迅有一次到北大作讲演，“很可惜，那天我不知在忙什么事，没能去听，错过了与鲁迅先生的一次见面。”八十高龄的张老追忆往事，如丝如缕，清晰可辨。虽然张中行与鲁迅绝对是两种人，但是一时之间，我还是被什么东西打动了：坐在我面前讲台上的老人，是一位曾拥有过跟鲁迅见面的机会的老人！原先好端端的时空忽然错乱起来，晃动着的窗玻璃让阳光也是晃动着，我看到了先生那双横眉下的眸子，那双自两千年历史中看出“吃人”两个字的眸子。
“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这是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时所写下的一段文字。每次读到这段文字，我都像被石块砸中脚趾一样，感受到一种钻心的疼痛。与我同宿舍的一位“逍遥派”经常用嘲笑的口气对埋头写作的我说：“你整天写啊写啊的，有什么意思，多少人读呢？”此君家境良好，用度阔绰，女友漂亮，优越的工作也早已找定。虽与我同为中文系的学生，却从不拿笔写文章。然而，我无法反驳他，他于我有的一种莫名的威慑力。我只能经营一个苍白的纸上世界，而他在现实世界中比我舒服得多。他就像参孙一样，推倒了支撑宫殿的柱子，我对于崩塌无能为力。直到与鲁迅的这段文字猝然相遇，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文字的“无聊”，如何才能“有聊”呢？先生没有说，先生讲了一个“神”的故事，或者说，一个“人”的故事。
“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他的腹部波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苦的波。”在《野草·复仇其二》中，鲁迅重现了《圣经》中基督耶稣被杀的场面。实际上，鲁迅也像耶稣一样，被悬在不可战胜的虚空之中，低头以沉默面对津津有味的看客们。鲁迅只会写作，而看客从不读书报。对于耶稣来说，“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对于鲁迅来说，他所处的时代太残酷了，一切超前性的思索和探究都因这残酷而显得奢侈，他能够走出铁屋子，却割舍不下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他爱他的同胞，他的同胞却不爱他。学者林毓生深味鲁迅的心思：“鲁迅认为中国社会是一只缠结的网。人生于其中，就难逃它的文化影响。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吃人的。中国人并不存在一种足以改变文化和思想，走向更人性社会的内部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人只有变成‘狂人’，才能真正抓住他所在的社会和文化的本质。正因为他觉醒了，他却被这社会的‘正常人’指为‘狂人’。虽然狂人被描写成一个特别勇敢的、敢于向整个社会挑战的形象，但他同时也是个悲剧形象。他的觉醒使他变成无用，使他与社会其他成员不能沟通，他的批评也不能生效。这就存在着矛盾：不觉醒，不从社会影响下解放出来，就不能和吃人主义决裂；而一旦觉醒了，解放了，反而又使他无力改造这个社会和文化。”鲁迅终生都没有摆脱这种无所不在的“无力感”。他的心太累了。
尽管熟睡的人们把他当作可恶的惊梦者，“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鲁迅本能地拒斥着“人”的命名，把自己比作狼、猫头鹰、骆驼，正是这些动物的身上，他寻找到了一个更真实的自我。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孙郁编的《被亵渎的鲁迅》，其中有一篇苏雪林的文章《吾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理由》，她这样写道：“鲁迅一辈子要人歌颂他，拥护他，愈是肉麻滥恶的谀词，他愈听得入耳；愈是卑躬屈节的丑态，他愈看得入眼，他嘴里提倡青年的‘狂狷精神’，实际上则要青年像狗似地对他驯服。”鲁迅真的是让青年成为他的驯服工具吗？我忽然想起鲁迅的一则轶事来：一位落魄的文学青年上门来，鲁迅安排他休息，然后拎着青年那双破了个洞的鞋子到街上去帮他补。这种“赤子之心”却赢得了苏雪林之流的辱骂。对于“纯真”和“崇高”，我们的同胞实在是太缺乏想象力了。其实，这种被亵渎的命运，鲁迅早已料到，他曾写到，自己躺在棺材里的时候，对盘旋在身边的青蝇和蚊子的无可奈何。他始终在身上带着短刀。在北京时代，他把短刀藏在破褥下面，学生中传说是自杀用的。可是先生自己说，仅仅“用于护身”。去世之前，他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在走路的时候，忽然有个坏人从路旁隐蔽处跳出来，被自己回手用短刀给杀了。耶稣是不会杀的人，鲁迅却不忌讳杀人——他知道，就在自己的一族人当中有敌人，绝不可宽恕的敌人，必须用短刀干掉的敌人。因此，他终身带着短刀。
辉煌的庞培城毁于一座火山。对中国来说，鲁迅不是一个“人”，而一座火山。蕴藏在冰冷的雪地下的是灼热的熔岩。一旦触摸，便会被烧伤，甚至被熔化。有朝一日，终将汹涌而来，像铁流一样，淹没“死的时代”。
鲁迅的偏激
辩证法是杂文的死敌。在一个辩证法被当作匾额高高挂起的国度里，我很难看到有川菜麻辣味的散文。面面俱到，就好像要求一道菜同时具备川、鲁、湘、粤各大菜系所有的味道。那么，厨师只好什么佐料也不放。在报刊上，大部分的文章都好像一个人写的，甲与乙一模一样，乙与丙大同小异，正如李敖批评台湾政界人士讲话的方式：“他们除了各自发音上的不同，没有任何内容上的不同，这是很可恶的。我们应该有表达个性的语言，但中国的官场和中国的党棍政客们，都太缺少表达个人锋芒和立场的讲话，几乎全都滥套。我们应该多鼓励有个性、有所不同的语言表达。”无一例外地被戴上“偏激”的高帽子。
王小波冒冒失失地闯进文坛，然后如流星一般消失。某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却继续对他冷嘲热讽，罗织的第一个罪名理所当然的是“偏激”。这把利刃杀人不见血，表面上看是前辈对后辈的关心和爱护，实际上是以一种僵死的思维来克隆生机勃勃的思维。幼儿园老师要活泼顽皮的孩子不得乱说乱动，手要背在背后，脸要擦干净；文坛长老们同样告诫年轻人，不要乱想乱写，要像我们这样三思而后说，否则后果自负！说不痛不痒的话语，写四平八稳的文章，养温驯可爱的小猫，种不鲜不艳的小花，保安乐祥和的长寿，乃是人间正道。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