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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人把常凯申在书中所表达的思想，称之为“义和团思想”。就跟当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样，洋人的东西都是垃圾，洋油、洋火、洋灯、洋布都是秽物，似乎只要灭了洋妖，中国马上就能复兴强大。
至于中国近代为什么会落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什么会导致国势衰落，老蒋把责任一股脑儿的推给满清政府。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被满清给歪曲了，只要纠正了满清的错误，中国就能依靠自己固有的文化发展起来。
这种观点很能迷惑人，但他全然忘了满清的文化制度沿袭自明朝，儒家思想早在宋朝就被歪曲得没边儿了。
汉武帝那会儿独尊儒术，就已经把儒家歪曲了一回，儒家早就是融合诸子百家思想之大成的杂家，只不过披着儒家的皮而已。就算要恢复儒家传统，也应该恢复汉儒，大一统、大复仇，不要怂就是刚，而不是被老蒋推崇至极的明儒。
在周赫煊看来，常凯申出版《中国之命运》，无非是要加强文化宣传，为反对共党和民主宪政派定下基调。但他的打击面太广了，不知道拉拢一派打击另一派，居然站出来大吼：“我不是针对谁，在座的通通都是垃圾！”
最扯淡的，老蒋在书中攻击教育西化是什么鬼？就算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某些教授惹了你，也没必要对准所有教育界人士开火啊。
周赫煊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也被骂了，而且是在学术、思想、教育等多个方面被骂。
事实上，常凯申只是非常明确的骂了满清、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民主党派和共党，其他都是顺带一提而已，或许真没有骂尽天下的恶意。但他的思想理论太模糊，论证过程也太模糊，地图炮开得太多，导致所有读者都感觉自己被骂了包括常凯申和他的老婆宋美龄都在被骂范围中。
正所谓，老子发疯起来，连自己都骂！
在《中国之命运》遭到读者厌恶的时候，在《万历十五年》正式出版前一个月，中国还爆发了一场东方斯大林格勒战役石牌保卫战。
就是当初工程款被贪墨克扣，用竹竿和石灰来修筑江防，冯玉祥闻讯把主事官枪毙法办那个石牌。
5月25日，日军10万兵力进攻石牌要塞，中国方面陆续投入15万兵力固守。
石牌位于三峡地段，是入川的必经之地。一旦日军攻克石牌，四川再无险要堡垒可守，日本军舰可以非常轻松的逆流而上，陪都重庆也将遭受严重的威胁。
主持固守任务的**将领是胡琏，黄埔四期毕业，属于陈诚嫡系。
在战斗打响之前，胡琏就已经写好了两封遗书。
一封是给妻子的：“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效忠为宜……家中能节俭，当可温饱，穷而乐古有明训……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支，日记本一册，聊作几年……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
一封写给父亲的：“……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也足慰……”
他对麾下将士说：“从明天起，我们将与敌人短兵相接……战至最后一个，将敌人枯骨埋葬于此，将我们的英名与血肉涂写在石牌的岩石上。”
这一仗，中国仅存的空军和海军全部上阵，但在日本空军和海军面前根本没有可比性，只能起到微小的骚扰和震慑作用。
真正依靠的还是陆军，各阵地被日军的飞机和军舰轰了又轰、炸了又炸。第34师1排战士在荆树林里设防战斗，日寇久攻不下，遂调来飞机支援，竟把树林直接炸成一个个秃树桩。
**虽顽强抵抗，但终究敌不过日寇的海陆空配合进攻，渐渐被日寇攻至石牌要塞外围主阵地。幸好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日寇的战舰、坦克都不顶用了，只能用山炮配合飞机轰炸。
**无法承受日寇强大的轰炸火力，外围阵地很快被攻破。此时胡琏将军毅然发动白刃战，命令将士冲出去跟敌人混战，让日寇的飞机不敢再肆意轰炸。
双方士兵混战在一起，整整三个小时听不到枪声，因为白刃战已经焦灼到无法开枪的程度，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白刃战。
利用白刃战将日寇赶出外围主阵地后，日寇于第二天重新组织进攻。中国空军和美国飞虎队此时频频出动，中国空军对日军的补给线和机场展开轰炸，而飞虎队则和日机展开空战，击落敌机6架。中国海军则顶着日机的轰炸，从上游布放漂流水雷，阻止日本军舰配合陆军作战。
又进攻了一天一晚，日军终于动摇，掉头东逃。
此战，我军共伤毙敌寇7000余人。
主将胡琏因功晋升副军长，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1037【史迪威和花生米】
咱们再回到老蒋出书事件上来，为什么没有身边的学者阻止他？
很简单，因为老蒋是“孤家寡人”。
我们来看史迪威写于1943年的日记，日记中的“花生米”代表常凯申，这是史迪威给老蒋取的独特外号，在美国泛指那些野心大而能力不足之人。
“很简单的饭菜，没有什么仪式，但是上帝啊！那种气氛。在这个至高无上的人面前，没人敢说一句话或发表一个观点……没有争论，没有提问，只有毫无表情的脸和冰冷的端庄举止。”
“花生米迟到了一个半小时，在仪式上他有些坐立不安……花生米身边的每个人又都成了石头，何（应钦）像雕塑般坐在那里，根本没有张嘴。”
《中国之命运》是由陶希圣代笔的，陈布雷也写了一部分。
这两位都是玩笔杆子出身的，怎么可能不知道此书的拙劣之处？纵使他们妙笔生花，奈何其中所有思想观点都是老蒋的，他们只能在老蒋提出的思想框架里面各种圆谎，那些似是而非、前后矛盾的论据论述，已经是陶希圣和陈布雷所能做到的极限了，至少还能迷惑到一些激进民族主义读者。
老蒋的可悲之处，不在于没人敢对他说话，而是没人对他讲真话。
咱们继续看史迪威的日记：“他证实了我全部的最悲观的观点，花生米其实算不上独裁者。他发布命令，每个人都鞠躬言是，但谁也不干什么。他了解中国**贪污的全部清空，但他没有治愈这一问题的力量……他也了解全部恶劣条件，但他做不了什么……他想成为一个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他不爱听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讲他爱听的，不可能和他讲理……如果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他大量发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个人都唯唯诺诺，他从不知道实际上做了哪些事。他害怕老百姓，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很愚蠢……他没有理由怕什么，让他们说好了。他也不必怕共党，他本可以利用他们。”
史迪威只是中国的一名匆匆过客，在中国没住多久，但已经把局势看得很清楚了：“战争之后，中国将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花生米只明白他身边发生的事，而这个国家很大，他不可能完全控制。顽固、愚蠢、无知、专横、不容他人、不讲道理、无法说通、忘恩负义而又贪婪无比。”
我们前一章提到的石牌保卫战，老蒋虽然对外宣称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战役”，颇有誓与国家共存亡、君王死社稷的慷慨决绝。但实际上老蒋吓尿了，他以为日寇即将攻破三峡、杀入重庆，他紧张到当着美国人的面，对汇报军情人员发脾气的程度。
史迪威在日记中是如此记述的：“在宜昌事件（即日军进攻石牌）中一片惊慌，他极为紧张，甚至将茶壶和花瓶摔到来访者身上。”
而让史迪威最无语且愤怒的是，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这么重大的事情，常凯申没有跟任何军政部要员商量。史迪威找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讨论作战计划，何应钦表示一无所知，气得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显然，如果何（应钦）不知道，军政部里是没人知道了。那么，花生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者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指老蒋）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他以为他是主的化身，实际上他是个顽固的小蠢驴。”
常凯申是很难被人说服的，他在没有任何证据是轻易下结论，且不可更改。他在面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的同时，必然坚信好消息，即便所有线索都证明坏消息才是真实的，他依旧相信好消息。
对于这一点，史迪威同样深有感触。
在远征军作战问题上，常凯申的很多做法让史迪威匪夷所思，他只能请求宋霭龄和宋美龄去帮忙劝说：“花生米越来越不像是个独裁者，倒更像是个政治上的骑墙派。他除了树立个人声誉之外，没有什么权力，他的家人更了解这一点……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复无常和怪诞。梅（宋美龄）总是说，他很难把握，他得出结论时不太考虑证据……她们（负责劝说的宋氏姐妹）已近乎精神崩溃，不能入睡。梅（宋美龄）说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梅对我说，她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埃拉（宋霭龄）说，他在烦的时候就装出一副高贵的样子。”
所以周赫煊的任何建议，在老蒋那里都是无效的。
连宋美龄和宋霭龄都无法说服，更何况周赫煊了。别看在小事上，老蒋处处顺着宋美龄，遇到大事他半点都不会让步。
史迪威第n次离开重庆之前，特地来了周公馆一趟。他在周赫煊面前大吐苦水，抱怨一通道，“周，我已经快被你们的领袖逼疯了。他的所有军事命令，都不跟中**政部商量，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讨论。上帝啊，难道他的办公室助理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