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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到这里，台下彻底安静下来。
周赫煊继续说道：“实话告诉你们，我这个校长，是张作霖亲自任命的。就是那个派兵包围北大，让北大陷入绝境的张作霖。他是反动军阀，我就是反动军阀的走狗！”
“轰！”
场面一片哗然，学生们再次交头接耳，惊疑不定地看着周赫煊。
马裕藻惊道：“他到底想干什么啊？”
“继续听吧。”钟观光笑道。
马珏拉着妹妹马琰的手，好奇地打量台上那个家伙。她们还在读中学和小学，但平时都住在北大，今天是来看热闹的。马珏笑道：“爹爹，这位校长真敢说话，就不怕得罪人吗？”
马裕藻若有所思地说：“有时候当面把话说开，未尝不是件好事。”
“我倒觉得，他这样说话跟鲁迅先生有点像。”马珏嘀咕道。
周赫煊不管众人如何惊讶，接着往下说道：“男女首次约会，都应该互相介绍一下，这样大家才知根知底。我先来说说我自己，本人祖籍直隶。以后我要是干了什么混账事，你们想刨我的祖坟，尽可在直隶寻找墓碑，遇到姓周的那家，说不定就是我的祖宗。”
师生们已然目瞪口呆，这尼玛连刨祖坟都出来了，越说越离谱啊。
“庚子年间，家祖命丧于战火，家父带着我和母亲逃到南洋投奔亲戚，那时我才两岁，”周赫煊开始叙述他编造的身世，“华人勤劳朴实，土著懒惰愚笨，所以南洋的经济尽握于华人之手。我的远房伯父，便是南洋富商，不仅有数百亩良田庄园，而且还开矿山、做生意。所以我童年时期，也是享过福的，直到我八岁那年！伯父的矿山被洋人占了，庄园被造反的土著烧杀一空，我躲在酒窖里才侥幸逃生。我知道，这是洋人和土著勾结，杀了我的伯父全家，连我的父母也命丧于此！但这种事情在南洋太正常了，华人富裕，却被视为待宰的肥猪。为什么？因为中国太弱，不能为她的国民撑腰！”
周赫煊的演技很高明，说到后面都是吼出来的，脸上尽是悲戚之色。
而在场师生们，也渐渐被他的“身世”吸引，抛弃杂念驻足聆听。
周赫煊说：“我在南洋当过乞丐，做过报童，饿极了也不免沦为小偷。那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每天能吃饱，有个躲避风吹雨淋的房子。中国是什么？我不知道，那跟我无关。”
沈从文心想：原来《神女》的创作，来源于周先生的自身经历。
“十岁那年，我偷了一个传教士的面包，并被当场抓住，”周赫煊冷笑道，“他没有把我交给警察，而是收我做小跟班。但他可不是什么善人，我不但要干活，还经常遭他打骂，被他称作猪崽子。但我要感谢他，是他教我读写英文。后来我又随传教士去了美国，那可真是个糟糕的国家。你们没有留过洋的，可千万别把列强当成天堂。那里的穷人，不见得比中国百姓过得好。英国的工厂里，每年都有很多儿童死亡或者残废。而标榜民主的美国，第一等是白人，第二等是拉美人，第三等是黑人和印第安土著，至于中国人，地位可能比畜生要好些。我见过中国人被活活打死，美国警察就在旁边看热闹。那时我开始思考，中国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是中国人？中国究竟怎么了？”
是啊，中国究竟怎么了？
学生们或悲愤，或沉默，全都沉浸于周赫煊的故事当中，反倒把他校长的身份给忘掉。
周赫煊在一步步转移话题，他做到了。
嗯，接着忽悠。
098【忍辱负重】
“中国怎么了？没人告诉我答案，我只能在书本中寻找。”
“收留我的那个传教士死后，我便在美国各地流浪。因为《排华法案》的缘故，我很难找到正经工作。一般情况下，我靠小偷小摸过日子，也曾把旧瓷器当古董卖给美国佬骗钱，后来又伪装成日本人向杂志和报纸投稿，勉强能赚到些稿费。”
“我在哈佛旁听过历史课，也曾在普林斯顿偷学政治和经济。我经常假装自己是日本或中国留学生，他们对留学生要客气些，对滞留美国的华工则非常厌恶。对了，我还帮哈佛的某位硕士写过毕业论文，那次我足足赚了200美元。”
学生们默然望着台上谈笑自若的男人，那就是他们的新校长，一个流浪汉、诈骗犯和小偷。但他们却无法对他产生憎恶感，更多的是同情和可怜，甚至是佩服。
别的不说，周赫煊靠旁听自学成才，居然能为哈佛硕士代写毕业论文，肚子里是有真才实学的啊。
周赫煊的故事还在继续：“后来我偷渡到欧洲，发现那里比美国要好混得多。虽然他们仍旧歧视中国人，但那只是狭隘的偏见而已，至少没剥夺中国人的工作权利。法国人浪漫而幼稚，英国人绅士而傲慢，德国人严谨而死板，俄国人直率而粗鲁……每个民族都有他的特色，你时常留心，就会发现许多趣事。当然，我更关注的是各国图书馆，费尽心机地混进去，偷看那些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资料。我想了解这些国家，他们为什么能成为列强，而我们中国，又为什么软弱无能？”
“国家是什么？无非国土、国民、文化和政府。”
“自晚清以外，中国的国土大面积沦丧，中国的国民普遍愚昧无知，中国的文化陈旧落后，至于中国的政府，呵呵，不可描述。”
周赫煊兜了一个大圈子，终于进入主题：“我知道，你们也明白。中国如今的情况，让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你们才闹学运、搞学潮，希望能为中国的振兴贡献力量。对此，我很理解，但我不主张暴力。比如去年火烧教育总长家的房子，以及《晨报》报馆，这已经违法犯罪了。你们主张言论自由，却用暴力来剥夺别人的言论自由，这算什么？自己打自己脸吗？”
学生们欲言又止，不知该如何反驳，因为去年那次游行确实闹得有些过分。
而且，学生中最积极的革命派，此时很多都已经跑路了，在场大部分都是比较安分的，不会沾上一点火星就爆炸。
周赫煊又说：“在很多人眼里，北大就是个烂摊子，而我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我希望大家能安心学习，学校终究是学知识的地方。真想闹革命的，我支持他去南边，路费不够我可以提供援助。在我当校长期间，不得公开喊出革命口号，不得公开宣传革命思想，不得公开组建革命社团，违者立即开除！如果实在不喜欢我这个校长，就请到教育部抗议，抗议人数超过100个，我立即引咎辞职。言尽于此，诸君再会。”
周赫煊说完便走，没有片刻停留，直奔北大校门而去。
师生们集体呈懵逼状态，不知该如何评价这位校长。北大怪人很多，大家早就见怪不怪，现在看来他们的新校长也是怪人。
敢当着全国最进步学府师生的面，自称是反动军阀的走狗，换成别人早就被喷得狗血淋头了。甚至有可能话说到一半，就被激愤的学生给拽下台来。
钟观光唤来几位学生代表，低声嘱咐一阵，那些学生立即兴奋地跑去传递消息。
在前往教室的路上，学生们还在讨论着刚才周赫煊的发言。
一个学生气愤地说：“真是可恶，居然不让我们喊进步口号，宣传进步思想，这还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吗？周赫煊才刚上任，就把北大的校风给毁了。”
“周校长也有难处，”另一个学生帮忙辩解道，“他其实思想也是进步的，可受制于军阀，不得不如此做，否则只能继续停课。”
“停课就停课，这种禁锢自由的大学不上也罢。”先前那学生道。
就在此时，负责帮钟观光传话的学生代表跑来，低声说道：“大家安静，请听我说。刚才周校长那番话是苦肉计，他明面上禁止我们成立进步社团，但私底下讨论还是可以的，只需要换个名义即可。比如宣传红色主义，我们可以建立农学社、工业社，一切由明转暗。另外，为了麻痹反动军阀，我们一定要骂周校长。骂得越狠，他就越安全，最好能在校刊上写文章骂。”
那群学生听了不可置信，但很快就回过味来。
“我就说周先生是好人，能写出《大国崛起》和《神女》这样的作品，怎么可能甘当反动军阀的走狗？”
“就是啊，还有《一代人》和《回答》。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寻找光明，正是教导我们要在黑暗中摸索前进道路！”
“说起来周校长也是苦出身。他从小流浪国外，不知受到多少屈辱和苦难，甚至为了谋生不惜当小偷和骗子。在这种成长环境下，他还能自学成才，写出发人深省的《大国崛起》，这是有一颗多么强大的心脏！”
“我要写文章骂周校长，狠狠的骂！”
“同去同去，大家一起保护周校长，一起放开了骂。”
“……”
这都是周赫煊和钟观光商量好的计策，先诉说自身遭遇博得学生同情和理解，再丢出反动言论激起学生的逆叛心理，然后再说明事实造就忍辱负重的光辉形象。
如此一来，学生们就会真正把周赫煊当成自己人，打心里接受并拥护他这个校长。
至于说泄密，周赫煊根本不怕，他完全可以说是学生们在自导自演，瞒着他搞那些进步活动。只要他没亲自参加，张作霖是不会高举屠刀的，到时候辞职谢罪即可。
于是乎北大就出了怪事，从1926年底到1928年中，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学生们都以骂校长为乐。
刚开始是在校刊上骂，很快发展到在社会报纸上骂。而且骂得极有艺术性，通篇不带一个脏字，却把周赫煊塑造成脚底生疮、头顶流脓的大坏蛋。
甚至校内的某个诗社，还举办了“骂校长诗歌大赛”，一首首优美的骂人新诗，饱含了学生们对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