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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三年前，美国无线电公司研制出33又三分之一转的lp密纹唱片，使得唱片每面的录制极限达到18分钟（50年代提升到22分钟）。这种唱片成为未来的标准黑胶，一直到80年代仍在市场上发行。
聂耳说道：“三首歌的数量很尴尬啊，有点浪费唱片空间。”
周赫煊并不了解现在的行情，问道：“什么情况？”
聂耳笑着解释道：“以一首歌5分钟为标准，如果选择45转的唱片，正反面可以录四首歌。如果选择lp密纹唱片，正反面可以录六首歌。要不，你再加上一首，凑齐一张45转的唱片怎样？”
“让我想想。”周赫煊立即沉思起来。
《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周赫煊是不打算抄袭的，这是对原作者的尊重，因为它再过几个月就要问世。而且说不定，田汉此时已经写出歌词，万一撞车那就太尴尬了。
《我的祖国》是最合适的，这首歌可以称得上华语流行音乐鼻祖。未来有几个台湾音乐人，正是在偷偷听了《我的祖国》后，在台湾掀起一场民族流行乐的革命。
但《我的祖国》适合女声演唱，周赫煊感觉有点玩不转，只能暂时放弃掉。
至于《精忠报国》嘛，或许等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推出更好，可以用来做征兵宣传曲。
周赫煊想了又想，觉得《万里长城永不倒》最为合适。毕竟去年刚刚打完长城抗战，而且还败得很彻底，《万里长城永不倒》这个歌名非常有寓意。
《万里长城永不倒》虽然原版是粤语演唱，但由于歌词书面化程度极高，韵脚节奏完全符合国语习惯，所以这首歌可以一字不改的用国语唱出来。
周赫煊立即动笔，边写边说：“这是去年长城抗战结束，我写的一首歌。”
聂耳立即凑过来围观，只见周赫煊先写歌词：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
睁开眼吧，小心看吧，
哪个愿臣虏自认？
因为畏缩与忍让，
人家骄气日盛。
开口叫吧，高声叫吧，
这里是全国皆兵，
历来强盗要侵入，
最终必送命。
万里长城永不倒，
千里黄河水滔滔，
江山秀丽，叠彩峰岭，
问我国家哪像染病？
冲开血路，挥手上吧，
要致力国家中兴，
岂让国土再遭践踏？
个个负起使命
……
岂让国土再遭践踏？
这睡狮渐已醒！”
当看到“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这两句时，聂耳全身热血上涌，忍不住拍手赞道：“周先生写的好歌词！”
“什么好歌词？”李楷生突然进来。
周赫煊问：“合同都弄出来了？”
李楷生解释说：“已经拟好了，正在让打字员打印。”
聂耳指着歌谱本激动地说：“李经理，你快看周先生写的这首关于长城抗战的歌，歌词真是太好了。”
李楷生好奇地凑过脑袋，顿时看得双眼异彩连连。这首歌跟《松花江上》不同，后者让人哀伤而愤慨，前者却能激起无数国民的斗志，录制出来绝对不愁销量。
周赫煊写完歌词，开始照着歌词写简谱，笑道：“李经理，那25％的唱片版税不亏吧？”
“不亏，不亏，”李楷生喜道，“不过我要让人改合同了，把这首《万里长城永不倒》也写进合同里。”
李楷生立即离开办公室，跑去法务部让人改合同，聂耳则看着简谱轻轻哼唱起来。
等周赫煊把谱子写完，聂耳赞叹不觉：“周先生，唱着这首歌，连我都想奔赴前线抗日了。”
“那样最好，如果所有人都奋起抵抗，中国就必胜。”周赫煊说。
聂耳也是个共党，去年正式入党的，他觉得这首歌应该拿回去让同志们广为宣传。
周赫煊把四首歌的词曲都递给聂耳，说道：“聂主任，什么时候可以完成编曲？”
“四首歌的编曲，”聂耳想了想说，“一个星期以后吧。”
民国时候的编曲很简单，并不像几十年后那么复杂，基本上只用最简单的乐器，不像后世搞得那么花里胡哨。
主要还是科技不发达，在各种电子器材发明以前，歌曲录制都需要乐队现场伴奏，编曲太复杂的话会出现许多问题，而且还不一定能达到好的效果。
这个年代，根本没有调音师的存在，演唱技巧不过关的歌手，一进录音棚立马暴露原形。同样的，它对歌手与乐队的配合也要求很高，稍微哪里出错就要重新来过，编曲太复杂的歌说不定一个月都无法录好一首。
周赫煊说：“正好我去福建有些事，一个星期后再回来。”
“期待周先生的演唱。”聂耳笑道。
这年头的妖孽非常多，周赫煊这样的“跨界歌王”不算什么。比如常凯申的智囊、国党元老、考试院长戴季陶，此人就是玩音乐的高手，不但为中华民国的国歌填词，还亲自给一些“流行歌曲”谱曲。
等周赫煊的这张唱片发行出来，或许会引起轰动，但绝不会让人太过惊讶。
578【和尚也爱国】
农历四月初八这天，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信徒们称之为“佛诞日”、“佛诞节”，最主流的叫法是“浴佛节”。
相传，佛祖降生之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谓曰：“天下地下，唯我独尊。”于是天地为之震动，九龙吐水为之沐浴。
因此佛教的信徒们，就在佛诞日这天用香汤浇灌佛像，帮佛祖洗澡沐浴，谓之“浴佛节”傣族的“泼水节”其实也叫“浴佛节”，属于民族传统与佛教文化融合的产物。
周赫煊坐着轮船来到厦门，又换乘舢板踏浪而来，终于抵达五老峰下的南普陀寺。
举目望去，只见参佛礼拜的信徒，从海边一直延伸到半山腰。许多虔诚的善男信女，甚至走几步就要跪下磕头，似乎这样才能显示出自己的礼佛之心。
周赫煊带着于佩琛、孙永振登岸，顺着礼佛的人群拾级而上。
一路上，既能看到穿金戴银的富贵人家，也能发现衣衫褴褛的底层平民。有些人面容肃穆，不敢在佛诞日这天露出丝毫的不敬；也有人嬉笑打闹，把参佛礼拜当成了郊游玩乐。
大部分来礼佛的信徒，都带着丰厚的礼物。即便是底层贫民，也往往捧着一小灌香油。这些说白了就是送给佛祖的生日贺礼。
于佩琛越看越气愤，忍不住嘟囔道：“如今中国正是内忧外患的局面，一个虚无缥缈的佛诞日，就靡费钱财无度。这些钱财用来礼佛，还不如捐给抗日前线的将士！”
周赫煊不予置评，笑问道：“永振，你怎么看？”
孙永振挠头说：“额娘说了，遇到神仙不管灵不灵，先拜一拜总是好的。”
“哈哈哈，”周赫煊大笑，“你娘说得很有道理，代表着中国人对待神佛的普遍心理。”
于佩琛却不同意，甚至把《国际歌》的歌词都搬出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周赫煊收敛起自己的笑容，看着那些衣衫破烂、骨瘦嶙峋、却又满脸虔诚的信徒，感慨道：“我不排斥正当的宗教，但却反感一些不好的宗教形式。比如这些穷困百姓吧，他们家无余财，或许一年都舍不得吃一斤香油。但他们却带着自己辛苦节省下来的香油，跑到寺庙献给佛陀，这是非常不好的行为。”
于佩琛说：“还有佛教的教义，让国民意志消沉、逆来顺受。如果人人都信佛，中国就没救了，日寇将轻易的占领中国。”
周赫煊笑着纠正道：“你说的这些，或许在别处是正确的，但此地的南普陀寺却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于佩琛不解问。
周赫煊解释说：“不管是上一任方丈太虚大师，还是现任方丈常惺法师，又或是正在整顿佛学院戒律的弘一法师，这三人可都是主张爱国抗日的。”
于佩琛惊讶道：“和尚也讲爱国抗日？”
周赫煊点头道：“南普陀寺的历任方丈，都属于坚定的佛教改革派。比如这里的方丈之职，他们就与时俱进，每位方丈只能连任两届。特别是上一任方丈太虚大师，曾游历世界各国，在南普陀寺创立佛学院，甚至还设有研究生部。他有一次宣讲佛法主题，叫做《新青年与救国之道德》。”
于佩琛有些不可置信，她怎么也无法将和尚跟救国联系在一起。
太虚大师已经连任两届方丈，去年任满离职，如今正在南方各地宣讲佛法。其演讲内容格外有意思，比如《佛化与现代中国》，他经常教导佛学院的师生，要爱国爱教，树立为国家、为佛教的兴亡而献身的精神。
爱国的口号，总是被太虚大师摆在爱教的前边。
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太虚大师立即辛苦奔走，呼吁全国佛教徒行动起来，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他还发表《电告日本佛教徒书》，希望日本佛教徒以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同时又组织“佛教青年护国团”，积极参加救护、宣传、募捐工作，甚至直接参与到抗日地下斗争当中。
这种爱国大和尚，周赫煊不得不佩服，完全当得起“大师”的称号。
三人继续前行，很快来到寺院门口，这里已经聚齐了数百上千的礼佛信徒。
已经剃度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正带领佛学院的师生，给信徒们派发慰问品。他们根据信徒所带来的礼物多寡，发还差不多价值的衣物和食品，并称之为佛祖的赏赐当然，有些土豪富翁非要一掷千金，南普陀寺也不会拒绝，毕竟和尚们还得靠此吃饭。
周赫煊对此非常赞同，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利用宗教信仰来敛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