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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常凯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将“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基本国策，并纠集63万兵力，对红区展开第四次军事围剿。
又比如日本正式开始向东北武装移民，移民按军队形式编组，发给武器，实行边耕边战。那些抗战胜利后留在东北的日本移民，没一个是无辜的，因为他们就是军人或军属！
就在周赫煊离开英国的时候，东北抗日救**重创日本关东军，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关东军就此展开报复行动，杀害贾家沟、平顶山、千金堡的3000余村民，制造出灭绝人性的“平顶山惨案”。
当周赫煊乘船抵达上海时，国联调查团发布《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承认东北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合法自卫”，确认伪满洲国是日本违背东北人民意愿而强力炮制的工具。从这些内容来看，国联似乎在为中国主持公道，然而这份报告书还加了一条内容主张在东北建立一种受外国保护的高度自治的特殊制度。
也即是说，国联企图将东北三省变成国际共管区域，从而取代日本对东北的独占地位。
就像自家的房子被恶霸强占，然后请来一群恶霸主持公道。那一群恶霸说，这个房子不是谁专有的，应该拿出来给大家共享。
此报告书一经发布，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同时也遭到日本关东军的强烈反对。
两国的情况比较微妙，中国和日本政府都倾向于接受国联的裁定。但中国政府碍于民意沸腾，不敢公开表示支持，而日本内阁则受制于军部，表现得反反复复、唯唯诺诺。
再过半年，日本内阁就要屈服于军部的威胁，公开宣布退出国联，《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因此成为废纸。
当然，国内也不是没有好消息，比如南京政府宣布推行义务教育政策，并颁布《第一期实施义务教育办法大纲》和《短期义务教育实施办法》。
《大纲》规定：1932年8月到1935年7月为“第一期”，要求各地在此期间设立“义务教育试验区”，并对学龄儿童采取强迫制不读书属于违法。《办法》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补充：为了救济年长的失学儿童，可推行短期义务教育，并设立“短期小学”用以扫盲。
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努力办事的恐怕就数教育部了。不管蔡元培、李石曾的派系斗争多激烈，他们的目标和理想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教育救国”！
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目标，蔡元培、李石曾及其党羽，认真制定了各种教育法规。并根据中国糟糕的现状，想出了各种补救办法，比如大规模设立“短期小学”来扫盲，结果出现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于是又连忙设立免收学费的简易师范学堂，专门培养小学教师。
1931年的时候，全国简易师范学堂的学生人数只有20875人，等到1932年大力推行开来，至1933年这个数据已经猛增到59006人。这批简易师范学堂里毕业的学生，很多都走上了小学教师岗位，为后来新中国的扫盲运动贡献了巨大力量。
从1929年到1936年期间，中国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比较稳定，不说中央政府，稍微脑子正常的地方军阀都会重视教育。
什么民国教育经费必须占财政收入的30％，这种话都是骗人的，只有脑子抽了的果粉才会相信。虽然没有30％，却有3。3％（《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数据，1991年版），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事业上，做得明显比北洋政府更好，即便发展缓慢，但至少也在发展。
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的教育状况才再次跌入低谷。大学和中学老师被拖欠工资属于常有的事，小学老师更是几乎领不到工资，许多小学教师只能一边打工糊口，一边用满腔热血来教书。像电影《驴得水》里的那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用毛驴来吃空饷？呵呵，休想！
教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是头等大事，丝毫不亚于发展工业和军事。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能够飞速发展，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即便是普通的农民工，识字和不识字也有天壤之别，这是隐藏在中国民间的超级财富。
印度不是想超越中国吗？麻烦先把教育普及了再说。
轮船缓缓驶向上海码头，费雯丽站在甲板上眺望，颇为高兴地说：“中国比我想象中更加繁华，我还以为是又一个印度呢。”
周赫煊笑道：“你看到的，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
阿瑟亨德森和萧伯纳也走上了甲板，萧伯纳说：“我曾收到过中国读者的来信，还在信中讨论过中国戏剧，听说中国的京剧在美国引起了轰动？”
“你可以跟中国的梅兰芳先生交流，他是顶级的戏剧大师。”周赫煊道。
“呜~~~~”
汽笛声响起，轮船开始靠岸。
周赫煊发现码头上占满了人，大部分都是来迎接萧伯纳和阿瑟亨德森的。一个是名满中国的英国戏剧泰斗，一个是英国前外交大臣，文化界和军政界人士肯定要蜂拥而至，迎接的盛况丝毫不亚于当初爱因斯坦访华。
505【虚伪的老头儿】
上海市长已经换人了，由国党元老吴铁城担任。前一任上海市长张群，因无法应付高涨的学生反日运动，只能被迫辞职，灰溜溜的荣升湖北省主席之职。
吴铁城比较倒霉，他刚当上市长，就遇到日寇进攻上海。
由于战乱的特殊原因，吴铁城被迅速委以重任，1月初兼任淞沪警备司令，1月底又任外交委员会委员，3月复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反正上海局势就扔到了吴铁城手里，他暗中奉常凯申之令，以私人身份跟日军将领密谈。
谈些什么只有鬼知道，反正不外乎妥协求和。《淞沪停战协定》的软弱基调，很可能就是吴铁城定下的，而幕后决策者自然是常凯申。
吴铁城此人早年属于坚定的革命派，曾被袁世凯悬赏两万大洋捉拿，而且他的施政能力不俗，当县长时政绩斐然。但也仅限于此，吴铁城这时完全变成了政客，常凯申说啥，他就干啥，抗战期间甚至成为常凯申的“幕僚长”。
如果制作一款战争策略游戏，吴铁城的属性应该是“派系争斗5”，他最大的能力就是平衡各派关系。
“亨德森先生，萧伯纳先生，鄙人上海市长吴铁城，欢迎两位携夫人前来中国考察！”吴铁城热情地走过去，说着流利的英语跟二人握手。
阿瑟亨德森点头道：“吴先生，你好。”
萧伯纳开玩笑道：“吴先生的英语，比我的中文流利得多。”
“萧伯纳先生真幽默。”吴铁城乐呵呵道。
吴铁城又分别跟阿瑟亨德森和萧伯纳的妻子握手问候，才终于找到周赫煊握手：“周先生，一路旅途劳顿，辛苦了。”
“有劳吴市长挂念。”周赫煊笑道。
吴铁城又疑惑地看向费雯丽，惊艳地问：“这位小姐是？”
周赫煊介绍道：“英国著名戏剧演员费雯丽小姐。”
费雯丽主动伸手说：“你好，我是周的女朋友，你可以叫我薇薇安，或者玛丽。”
吴铁城瞬间搞清楚状况，笑道：“玛丽小姐你好！”
随行的上海党政要员们，纷纷上前握手交流。林语堂等文化界名流，则只能站在旁边当背景板苦等，从始至终没有什么说话的机会。
就在此时，人群当中有位大佬喊道：“让开，让开，我要过去！”
负责维护秩序的警察如临大敌，连忙举枪阻拦，那位大佬怒道：“我是章士钊，谁敢杀我！”
警察们面面相觑，其中一个警察低声说：“放行吧，章先生是杜老板（杜月笙）的门客。”
其他警察闻言，纷纷把手里的枪放下，恭敬地让出一条道来。可笑大名鼎鼎的章士钊，居然要借助杜月笙的威名，才能把上海的警察给吓退。
章士钊径直走到萧伯纳面前，热情地说：“萧伯纳先生，我是章士钊。”
萧伯纳有些不明白，周赫煊连忙介绍道：“章先生是中国极有名的学者，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律师。”
“哦，”萧伯纳这才点点头，跟章士钊握手道，“章先生，你好。”
吴铁城有些看章士钊不惯，打断说：“码头上风大，我们先回饭店吧，我已经摆好了宴席给诸位接风。”
章士钊脸皮很厚，自来熟地跟在萧伯纳身边一起走，说道：“先生，你在中国很出名，学生们非常喜欢排演你的戏。”
萧伯纳笑道：“在中国出名有什么用？中国又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协定。”
此言一出，在场的中国人尽皆变了脸色，感觉受到莫大的侮辱。因为萧伯纳的这句玩笑话，在中国人听来就是歧视，在公开场合说出来，等于当众打中国人的脸。
当然，也有感到惭愧的，吴铁城就尴尬的说：“萧伯纳先生，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但我相信，未来的情况一定会变得更好，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协定是迟早的事。”
“或许吧。”萧伯纳挑挑眉头。
周赫煊对萧伯纳的态度极为不满，他们在英国聊得好好的，怎么一到中国，萧伯纳就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不屑？
难怪历史上，鲁迅和傅斯年在会见萧伯纳以后，都那么讨厌这个英国老头，估计就是被萧伯纳鄙视了。
傅斯年更是专门写文章，大骂萧伯纳是钻进钱眼里的骗子，说萧伯纳晚年擅长抄袭，而且锱铢必较连英国大学生在学校演萧伯纳的戏，这老家伙都要收取版权费。
林语堂和鲁迅这一对多年好友，也因此彻底闹翻，几乎形同陌路。原因是林语堂疯狂崇拜萧伯纳，专门办杂志大加吹捧，还提倡什么幽默主义。而鲁迅对此嗤之以鼻，不但讨厌萧伯纳，更讨厌萧伯纳虚伪的假幽默。
众人前往饭店吃了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