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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抗战胜利后，青年党的发展势头就更恐怖，只湖南一省的正式党员就有2万多人、预备党员1万多人，且湖南省的青年党部实力只能排全国第五。
“中国青年党”为何发展如此顺利？
很简单，就是因为信奉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刚好相反，他们主张一切为了国家，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为了国家，可以抛弃个人私利，为了国家，任何团体和阶级都是可以牺牲的。
不管你信奉什么思想，隶属于哪个阶层，都可以成为“国家主义者”。
他们也主张由国家控制重要资源，有计划的进行社会分配，特别强调应由国家掌握教育、卫生等公共体系。国家不仅要负责发展国力，还要负责照顾弱势群体，控制平衡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力量。
这听起来跟“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很类似，但其实有很大区别。“国家主义”并不排斥资本家，只是主张限制和控制资产阶级；“国家主义”也不反对官僚政治，只是反对贪污**；甚至如果军事独裁有利于国家的话，极端的“国家主义者”还会支持这种政体。
正因如此，信奉“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才会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发展成为中国第三大党。特别是张学良手下的军政官员，好多都属于青年党的党员比如此时的东北军炮兵司令和北平教育局长。
但“国家主义”理念太过宽泛了，必然导致组织松散，即便执政也不过是第二个国党。
由于“国家主义”和“**”理念对立，青年党和共党属于天生死敌。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青年党创始人之一曾琦，就积极拥护常凯申搞清党运动。
可等到常凯申暴露出独裁嘴脸，曾琦立即变成反蒋派，从20年代末到70年代，多次策划参与“刺蒋”活动。而常凯申在30年代迫于压力，做样子要搞民主宪政，曾琦又积极参与进去，成为常凯申的拥护者。
做为青年党的创始人和党魁之一，曾琦的表现太过不坚定，反反复复左右摇摆，只有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严重缺乏一以贯之的政治路线。
所以周赫煊才说“国家主义”是很好的学说理念，但操作起来很难，因为他们没有成熟的治国主张，更没有建立自己的军事武装，空有满腔的爱国热血，最多当个在野党抨击执政党而已。
李璜这次本来想劝周赫煊加入青年党，因为周赫煊的历来表现就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应该属于同道中人。但现在却听周赫煊不赞成“国家主义”，李璜顿时就不乐意了：“周先生说青年党的主义概念泛化，如今的国党和共党哪个不泛化？国家主义是崇高追求，就像三民主义和**一样，现在短期内肯定无法实现，但有志之士却必须以此为目标去追求理想！”
周赫煊也不争辩，笑道：“咱们还是来说说东北抗日吧？”
李璜说道：“我们青年党正在筹款，已经跟东北民众救国会联系好了，最多两三个月就要组织党员去抗日。”
“那就祝诸位马到成功！”周赫煊抱拳说。
不提青年党坚决反赤的主张，那只是理念不同而已，他们的爱国热情是不容置疑的。
今年7月，李璜就能筹集14万元，带着青年党员北上抗日。其中著名的抗日烈士苗可秀，就是青年党员，其领导的“中国少年铁血军”被日本关东军中将惊呼为“神军”。东北军的第117师，从师长到基层军官，也大部分是青年党，在未来的长城抗战中表现卓著。
周赫煊对此非常感慨，或许只有面对外敌入侵时，中国的众多派系和势力，才能放下各自的分歧，携手起来共御外侮。
抗日战争，那真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浴火涅，在血与火的深渊中重铸精魂。
周赫煊掏出支票本，撕下一张交给李璜：“李先生，这是天津花旗洋行的现金支票，希望你们青年党能够多多的杀敌报国。”
李璜接过来一看，支票面额足有5万元，他抱拳说：“周先生，多谢你的慷慨大义！”说完，他又问，“你真不愿意加入青年党？”
“我不参加任何政党。”周赫煊连忙拒绝道。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各大民主党派，都希望坐在一起共商国是。唯独青年党坚决反赤，党魁曾琦后来甚至被新中国定性为战犯，而且还是排名比较靠前的战犯。
周赫煊才不会去沾染这种麻烦。
李璜也不好再劝，失望地说：“周先生，告辞！”
“告辞！”周赫煊抱拳道。
两人各自拎着行李前往火车站，一个往东，准备回天津略作安排，然后前赴欧洲呼吁国际支持，另一个向南，准备筹集军费、组织党员，轰轰烈烈的到东北去抗日。
国难会议的这场闹剧，也就此结束了。
周赫煊回到天津时，天津的电车涨价风波还没结束。各国领事利用调停淞沪之战的时机，逼迫中央政府解决事端，这导致天津党部停止了排外活动，只有市政府的官员还在继续抗争天津主要市政部门，仍旧掌握在张学良手里，常凯申的命令根本不管用。
468【孙子】
天津，三乐堂。
刘不同吸着卷烟，叹气道：“周先生，我就不继续掺和电车涨价风波了，明天就到北平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至于天津这边，呵呵，忒没劲！”
刘不同，字恒全，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国党天津市党部整理党务会员会（简称整委会）委员。他虽是黄埔军校生，属于常凯申嫡系，但跟张学良的关系很好，所以才被派到天津党部工作。
天津电车涨价风波当中，刘不同的态度非常激进，甚至号召市民坐电车、用电灯全都不给钱。
电车公司也采取了反击措施，利用电车（工人）工会掀起“驱刘运动”。电车工人制造谣言疯狂攻击刘不同，市长周龙光劝刘不同低调，中央政府也在勒令刘不同收手，刘不同已经在天津待不下去了。
周赫煊劝道：“何至于此，既然中央没有明令撤职，刘先生应该继续坚持才对。”
刘不同苦笑道：“中央又派专员来协调了，还怎么坚持下去？”
刘不同是个爱国主义者，他想为天津老百姓做事，可到处都有人在拖后腿，已然有些心灰意冷。
历史上，刘不同因为电车涨价风波调离天津市党部，跑到北平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跟妻子一起为抗日义勇军筹集运送武器弹药，支援东北的民间抗日武装。
此君的性格颇为刚烈，到哪里都得罪人。最后在党政两界混不下去，只能到大学里做教授，结果反而搞出不小的学术成就，他在《六法全书》里引进的大量现代司法观念，一直被后来的台湾当局沿用。
周赫煊问道：“张学良有什么表示？”
国党的天津市党部，跟天津市政府一样，都有许多张学良的心腹，并非老蒋可以随便使唤的。
刘不同摇头说：“张司令让我们尽量配合中央指示。”
周赫煊冷笑道：“常凯申的命令你别管，张汉卿的话也别听。只要天津市党部坚持下去，我保证能让洋鬼子服软，刘先生你敢不敢赌一把？”
“有什么不敢？”刘不同豪迈大笑，“哈哈，男人要是没卵，那还叫男人吗？我的老家都被小日本占了，早就无家可归，还怕他什么比利时人！”
周赫煊说：“那好，就拜托刘兄了。”
刘不同道：“包在我身上，党部的同志都希望抗争到底。只要周先生肯出头，我们必定跟随左右！”
……
天津市党部纠察队再次活动起来，根本不理会市政府和中央党部的禁令，这些国党党员的硬气让周赫煊颇为惊讶。同时也证明了一点，常凯申对于天津市党部的领导，已经失控了！或者说，常凯申从来没有真正控制过天津市党部，毕竟这里属于张学良的地盘。
难怪常凯申这次复出以后，会疯狂的搞独裁集权和特务政治，因为他连黄埔四期的某些嫡系党员都指挥不动啊。
在天津党部的抵制和支持下，周赫煊又串联天津总商会，以及天津各行业14家工会，共同发起“收回电车电灯业务运动”，号召商人和市民集资赎回天津电车和电灯的经营权。
天津的那些商人一直对电车业务眼红，当年还撺掇过褚玉璞搞事，若非日法意三国的干涉，电车公司早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了。
电车公司得知此消息以后，顿时就慌了，因为当初和清政府签署的合同规定，中方是有权利收回的，只要出的钱足够就可以。欧洲总部立即发来指示，要求和天津市政府展开谈判：涨价还是要涨价，但可以每月拿出1万元，用来支持天津慈善事业。
市长周龙光大喜过望，很快就答应了电车公司的要求，并说服其他市政要员通过决议。
至于那些不交税的非法电车路段，似乎完全被周龙光遗忘，谈判时他连提都不提。
“打倒卖国政府！”
“驱逐周龙光，我们要张学铭市长！”
“……”
周赫煊暗中组织的学生群众游行队伍，在双方签署合同的那天，将市政府官邸团团包围。
周龙光听到外边的游行口号，又惊又怒，脸色发白道：“快签字，快签字！”
“轰！”
话音未落，市政府大门突然被推开，无数学生和群众冲进来，吓得守卫人们连连后退，转眼间就涌进了会议厅。
周龙光色厉内荏道：“你们干什么？冲击政府是违法的，是要坐牢……啊，别过来！”
“就是他！他就是周龙光！”
“打倒卖国市长！”
可怜堂堂的天津市长，居然被人揪住头发，拖到市政府门口疯狂殴打。那个比利时人范本克，更是当场吓得脸色发白，躲到厕所里不敢露面。
事情彻底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