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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介绍的第三位叫吴芳吉，江津人士，雅号“白屋诗人”。
此君是个神童，三岁时便能背诵《诗经》中的《周南》、《召南》等篇。其父经商破产后，全家搬到贫民区，因为邻居贩毒聚赌，他父亲便用木牌写“白屋”挂在墙上，以示清白传家，吴芳吉遂自号“白屋吴生”。
吴芳吉年仅10岁时，其父因商务纠纷下狱，他自作讼状为父申冤，居然成功将父亲解救出来，一时间在重庆传为美谈。
关于吴芳吉的奇闻异事还有很多，他读清华留美预备校（清华大学前身）时，因抗议洋人教师侮辱学生而被开除，幸得吴宓等人资助才有钱离校回家。在回乡途中，吴芳吉又遇到战乱，因路费用尽，只得步行乞讨，耗时五个多月、绕行三千多里才回到重庆，途中作诗七十余首、日记数万言。
“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
这就是吴芳吉的诗，其作品以古诗词居多，常常描写民间疾苦，但也有些半文半白的“新诗”。
而且这位先生喜欢写长诗，成名作《婉容词》只是牛刀小试，他歌颂十九路军抗日的《巴人歌》足足1500字，颇有些抗战《长恨歌》的意味。
“周先生，雨僧（吴宓）兄在信中多次提到你，你的鼎鼎大名，把我耳朵都听起茧子了。”吴芳吉开玩笑道。
吴芳吉和吴宓是清华同学，两人交情颇深，长年保持着通信联络。
周赫煊抱拳说：“雨僧先生也常常称赞吴先生的诗作，我对先生慕名已久。”
刘湘又介绍了几位，都是些在川内颇有名望的文化人士。
周赫煊遂向重庆大学捐赠了十套《全球通史》、十套《大国崛起》和十套《菊与刀》，并在刘湘等人的陪同下，参观重庆大学的图书馆和教室，还观看了重庆大学校队的足球比赛。
下午四点半，周赫煊便站在操场礼台上做演讲，他看着众多师生学子说：“前两天，我见到了卢作孚先生，跟他聊了一些关于日本的事，我们都非常忧心。卢先生去年到东北考察，写了一本《东北游记》，里面记载着一些他亲眼目睹的状况。他发现，大连已经成了日本人的大连，码头、学校、商店、工厂、铁路……到处都被日本人霸占，而且经营得井井有条，扩张速度非常快。卢先生还观看了日本人建造的满蒙资源馆，但凡东北所产的动植物，统统被日本人搜集陈列制成标本，各种物产的出产数量被调查得清清楚楚，甚至还列表统计，附有详细的图文说明。”
台下师生有的面露疑惑，不知道周赫煊说这些干嘛；有的则神色愤慨，显然是经常关心时事。
“日本人，已经把东北视为他们的地盘，未来，还会把整个中国视为他们的地盘！”
“老师们，同学们，日本侵略中国已经迫在眉睫了，一旦两国开战，中国究竟有几分胜算？四川是中国的大后方，也是国人坚守的最后堡垒。我希望，诸位能够学有所成，努力把四川建设得更加富强，把这座堡垒建造得更加坚固！”
周赫煊的演讲还在继续，内容无非还是那套，不管地强调灌输抗战思想，强调日本必然侵华、中国必然胜利的观点。
他说的这些话显然超前了，但再过几个月，想必很多人都会明白。
对于九一八事变，政府和军阀或许反应迟钝，但不代表所有国人都是这样。历史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各地包括海外华人都极为愤慨，继而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抗日救国组织。
比如卢作孚，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三个月后，号召成立“重庆救国会”，发表救国通电，讨论救亡对策，宣传鼓动抗日，组织开展募捐，支援前线抗战。
最积极的莫过于日本留学生，他们在“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之间，费心搜集关于日本的各种情报，将日本的社会、风俗、经济、教育、军事、舆论、政治、历史等相关消息，数年如一日的发送回国内，让国人更加清晰的了解日本。
还有许多日本留学生毅然回国，他们放弃了大城市的好工作，自发深入各地农村乡镇，向那些无知蒙昧的底层百姓，宣传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宣传日本人的残暴。此举给后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使得许多群众对日本人有了根本了解。
抗日，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了，不止是东北抗联在奋战，不止是十九路军在奋战，更有无数不知名的仁人志士为此奔走努力。
又比如欧美留学生，他们也自发联络，利用在各国教育机构的便利，揭露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并在世界青年大会上组建反法西斯同盟，呼吁各国政府和国联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
这些人，都是无名英雄。
周赫煊现在有很大的名声，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名气，不停地宣传呼吁抗日思想。这种举动看似在做无用功，但却蕴含着巨大力量，甚至往往比枪炮还有用。
信念！
精神！
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有的东西。
427【工科】
对于周赫煊的抗日爱国演讲，重庆大学的师生们反应并不强烈，虽然也同仇敌忾，但却没有切肤之痛。或许只有等日本真正占领东北，无数国人才会惊醒过来。
如今的中国，爱国进步人士更关心的是国家统一，更反感的是军阀混战、是官僚**，日本人这个外敌反而还在其次。
所以，当晚上吃饭的时候，在座诸位都没有讨论关于日本的话题。
汪云松在碰杯之后，问道：“听说周先生准备在重庆开工厂？”
刘湘笑着介绍说：“汪老先生不仅搞教育，还是重庆总商会会长。他创办了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周老弟以后在重庆开工厂，肯定会跟汪老合作。”
“那就要拜托汪会长了，到时多给我调配点电才行。”周赫煊举杯说。
汪云松笑呵呵道：“好说，好说，你我都是同道中人嘛。周先生每年捐赠十多万银元资助留学，老朽深感佩服。来，为了中国教育事业，满饮此杯！”
“干！”周赫煊豪爽地喝下。
民国有许多爱国资本家，卢作孚算一个，汪云松也算一个。他不仅组织派送邓公、陈帅和聂帅等人赴法留学，当留学生被法国驱赶时，汪云松还寄去5万银元照顾生活，否则新中国的几位开国元勋就要提前回国了。
吕子方突然说道：“周先生，你当过北大的校长，是搞大学教育的行家，能否帮我们参谋参谋？”
“参谋什么？”周赫煊问。
“是这样的，”吕子方解释道，“重庆大学目前还没有设本科课程，只招收了三届预科班，你觉得本科院系该咋个设置呢？”
重庆大学的新校址已经选好了，就在沙坪坝那边。如今正在修建教室和宿舍，总投资18万大洋，经费由市长潘文华协调21军财政处筹拨。也即是说，重庆大学最初的建设费用，其实来自于刘湘的军费。
对比起南京国民政府挪用教育款和庚款，刘湘这个地方军阀还算是明白人，挪用军费创办大学显得难能可贵。
周赫煊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反问道：“现如今中国的大学，有英国模式、法国模式、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重庆大学准备采用哪种模式？”
“学院制，”吴芳吉道，“我们暂时设了文学院和理学院两种预科班，但科目还没有细分，等本科部创建起来才最终决定科系。”
周赫煊想了想，建议说：“工学院也应该有。”
理工科，理工科，理科和工科其实是分开的。
民国的大学很多设有理科，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等，但工科却比较缺乏。其实工科对建设国家更有实际意义，比如采矿、机械、水利、建筑等等，民国急需这些专业的人才。
而历史上的重庆大学，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设置工科。
汪云松遗憾道：“唉，我们也想搞工学院啊，但四川非常缺工科人才。碧柳（吴芳吉）也联系过他的老同学，想请几个工科教授到重庆来讲课，可人家一听是四川，都没有啥兴趣。”
吕子方苦笑道：“有啥子办法？四川太偏了，有名气的教授都不愿意来。”
听这几人一唱一和，周赫煊立即明白过来。原来找他参谋是假，托他邀请工科教授是真，全特么玩套路啊。
周赫煊好笑地说：“这样吧，我明天就拍电报，问问蔡孑民、李石曾、吴稚晖几位先生。他们在教育界颇有名望，应该能请来几个工科老师。”
“哈哈，那就太感谢了，”汪云松笑着举杯道，“老朽再敬周赫煊一杯！”
刘湘则是眼睛一亮，周赫煊给他的惊喜太多了。现在随便说出来三个人，就特么是“国党四老”的其中三位，这面子实在够大的啊！
……
民国的大学教育非常畸形，文科生占学生总人数的90％以上，而理科、工科、农科学生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只有医科稍微强一些，但也好得很有限。
这跟中国的具体情况有关，因为工业实在太落后了，学成毕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很难找到相应的工作。
讲一句笑话，就连学家政专业的女孩子，都比学理工专业的人数更多。
有识之士年年呼吁实业救国、科学救国，而随着民族工业的渐渐兴起，政府和百姓终于开始重视理工专业。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理工科学生上升到学生总人数的30％，但其中医科和商科占绝大多数，情况依旧十分尴尬。
别说远在内陆四川，就连天津、北平、上海这些大城市，都很难找到优秀的工科教授。
周赫煊不仅给蔡元培、李石曾和吴稚晖拍电报，还找了胡适、张伯苓、罗家伦等人，让他们帮忙推荐几个，不一定要教授级别，普通的工科讲师，甚至是助教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