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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虽罢黜百家，后世的历朝历代，也都推崇儒家的‘礼治’、‘德治’，但从来没有哪个朝代，把法律也一起废除掉。中国也没有哪个盛世，不是法律健全，吏治清明的，就连皇帝也要守法！
我们先来看个小故事。
宋真宗年间，有个亲事官把皇宫里的金碟丢了。侍从对宋真宗说，先打他一顿。宋真宗不允，命人先找失物。侍从又说，不打他，他不知道厉害。若是金碟是被他自己藏起来的，他还能去找吗？一打他就招了。宋真宗强调，不能随便打人。侍从道，您是皇帝，想打谁就打谁。宋真宗解释道，我大宋是有法律的，大家应该按法律办事，皇帝也不该随便打人。
此即为：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
周赫煊写了一通中国古代的法律常识，又开始写西方的相关内容：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著鸿篇巨作《法意》（《论法的精神》）。此书出版仅两年，便印行22版，各种外文译本相继诞生。《法意》是美国的建国理论基石，法国的《人权宣言》也脱胎于《法意》，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理论亦源于此书……”
周赫煊大谈西方列强的法制精神，接下来又把孙中山当做自己的理论武器，他写道：
“民国七年，中山先生在《孙文学说》中指出，中国的革命程序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常总司令已经宣布革命进入训政阶段，何为训政呢？中山先生称为‘约法之治’，既制定约法，军政府、地方议会以及人民都要遵守，目的是让人民杨琛平等自由的资格和掌握主权的能力。
而今之民国训政，只见军政府，却不见约法，或者说法律并不完善。
最近有人说，党即是国，党即是法，这是在公开反对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吗？
上海党部封禁我的《神女》和《狗官》，我有两点异议。第一，法律依据在哪里？第二，执行机构在哪里？
一没有法律，二没有合法的执行机构，此乃违背中山先生之训导。
我请求中央政府，先订法律，再设相关执行机构，继而封禁我的作品，本人毫无怨言……”
周赫煊写到这里笔锋一转，开始讨论以法治国的好处，以人治国的坏处，把问题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而且每隔几句，都要提一下孙中山先生，反正把这尊大神搬出来，那些国党都找不出话来反驳。
第二天上午，《大公报》以头版头条的形式，将这篇《论法的精神》全文刊出，立即引起进步人士的热烈支持。
特别是上海地区，陈德征玩得太疯狂了，不讲道理的见人就怼。他此时主办着上海《国民日报》，经常自己写文章讨伐某人，然后让手下的党棍，甚至是出动流氓混混行凶，完全无视法律。
周赫煊这篇杂文一出，立即被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开始批评上海党部的胡作非为。
然而，圣斗士毕竟是圣斗士。
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耍流氓。
隔日下午，凡是转载这篇杂文的上海报纸，全都收到上海党部的警告。紧接着，30多个流氓冲进《大公报》上海分社，不分青红皂白打砸一通，连张季鸾都受了轻伤。
这还不算完，陈德征又在上海《国民日报》写文章，逮着周赫煊狂怼：“周赫煊此人，是个彻彻底底的文奸。他喝洋人的奶长大，早就不是中国人了，连思想都彻底洋化。这个人毫无骨气，先给褚玉璞做秘书，又给张学良做秘书。攀附张家父子的权势，就此当上北大的校长。北大乃中国当代大学祖庭，岂是他一个毫无资历，毫无品德的人可以做的？此人妖言惑众，妄自曲解中山先生遗训，其心昭然若揭，就是要反对中央政府。他的《神女》、《狗官》，都是在张氏父子的支持下，为诋毁中央政府而写，上海党部查封他的书，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随即，上海20多家报纸，齐刷刷地开始讨伐周赫煊。
而帮周赫煊说话的文章，则没有一篇能够发表，谁敢发表谁就要被查封。
周赫煊气得直发笑，他总算明白，为什么胡适会在明年辞职出国了，这笔仗根本没法打。
不按套路出牌啊！
你能相信，陈德征前几年还是个中二文青？这家伙甚至反对文学商业化，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是纯粹的文学。他还号召社会改革，搞什么文学革命。
结果一朝得势，立马就摇身变成党棍，逮着谁都咬。
如今常凯申正在和张学良谈东北易帜，这可是超级重要的事情。但陈德征就敢在这个时候，写文章骂张作霖、张学良，认为他们是日本人的汉奸走狗。
“简直无耻之极！”
徐志摩气愤地扔掉报纸，对周赫煊说：“明诚，别人不敢说话，我来帮你说。下一期的《新月》杂志，我就发起征文活动，让那些不能发表的文章，全都在《新月》杂志上发表！”
“不用，你等着看好戏吧。”周赫煊笑道。
《新月》杂志敢这么做，铁定被查封，就跟历史上帮胡适说话一样。
几天之后，《大公报》上海分社恢复正常，那些被砸坏的机器也换上了新的，反正周赫煊也准备更换设备了。
《大公报》的头条标题是《常总司令爱读书、喜读书、读好书》。
嗯，其实也没啥特别内容，只是新闻里大肆吹捧常凯申，说他不仅治国有道、治军有方，而且还是个喜欢读书的有内涵、有思想的领袖。文章最后稍微提了一句，常总司令在北平慈云寺行馆的书房里，摆着周赫煊先生的全部作品，包括被上海党部查封的《神女》和《狗官》。
238【大水冲了龙王庙】
七月二十一日，全国反日大会在上海召开。
来自全国十五个省及香港的代表，共百余人参加，会议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星期。
陈德征走上主席台，慷慨激昂地发表着讲话：
“日本对中国来说，是最危险的国家，为祸远胜于英美苏法等其他列强。从甲午战争起，日本妄图一步步蚕食中国，而今愈演愈烈，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今后全国的反日工作，我提议围绕着以下几点进行：第一，返日工作要持久的干下去，必须全国统一行动，我们联合起来才更有力量！第二，对日进行经济绝交，限期肃清中国境内的所有日货。谁敢再售卖日货，那就是汉奸，必须严厉惩处！第三，定期举行全国检察日货周，防止肃清日货后卷土重来！第四，通电全国及国联，陈述日本暴行，并请政府和国联主持公道！第五，告知日本在野党及日本民众，请其肚子日本政府五绝！第六，呈请中央政府确定明确的对日外交方针！第七，严肃惩办汉奸，一切帮日本说话，一切卖日货的中国人都是汉奸。我们绝不能姑息养奸，助长他们的气焰……”
“啪啪啪啪！”
一番讲话结束，全场掌声轰鸣。
陈德征志得意满地走下台，各地代表都向他投去崇拜敬佩的眼神。
临近中午，全国反日大会暂时结束，大家吃过午饭后继续开会。
上海商民协会主席邬志豪走到陈德征身边，低声说：“陈部长，商会那边不老实，要不要采取激烈行动。”
“不可轻举妄动，”陈德征告诫道，“有人告状告到了总司令那里，事情有些棘手，必须徐缓图之。”
“怕什么？”邬志豪冷笑说，“咱们都是在帮总司令做事，把旧商会扳倒了，商界才能彻底掌握在总司令手里。”
陈德征说道：“先缓缓，总司令还是支持我们的，但现在还不能动用武力。”
两人所聊内容，正是商民协会和商会之间的矛盾。
传统的商会，所代表的是大商人利益，小商人往往是被利用和盘剥的对象。北伐期间，代表小商人利益的商民协会成立，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并联合工农学商，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
北伐军所到之处，商民协会纷纷成立。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利益一致，传统商会和商民协会互相配合，而等到北伐结束，双方的矛盾冲突逐渐爆发出来。
陈德征已经发文章怼了上海总商会好几次，目的是要逼迫商会解散，由商民协会来取代其利益，将中国商界牢牢控制在国党手中。
不过商会的那些大商人也不是吃素的，立即进行了强烈反击，甚至中断对常凯申的财力支持。国党内部的相关利益者，也对商民总会的做法大加反对。
远在北平的常凯申立即服软，就在两天前，国党中执会通过《商人组织的原则及系统》，改变了以商民总会取代旧商会的态度，明确指出商会代表大商人利益，受国民政府监督和管理；而商民协会代表中小商人利益，受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众训练部指导。
不过嘛，这些都是缓兵之计。
等南京政府和国党的资金宽裕后，还会继续向旧商会开刀，而陈德征就是打压、取缔商会的急先锋。
他们的做法非常直接而霸道，就在明年，以反日的名义借总商会的办公楼。上海总商会断然拒绝，上海党部随即雇佣铜匠，擅自打开总商会的会客室，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扔掉，并把前来劝阻的商会人员打成重伤。
紧接着，又在学校举行大会，以国家和民族大义来煽动学生，声讨上海总商会的罪行。最后400多个手持铁棍的混混，撞开总商会大门，洗劫了里面所有财物和部分文件。
总商会报警没用，上海警察局长亲自到场查看，但没有任何帮忙的意思。甚至没有报纸敢报道此事，从此以后，连上海总商会的电报都要被检查。
跟邬志豪商量了一番斗争策略，陈德征便坐车返回报社。他此时的职务是上海《民国日报》总编，并担任国党上海党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