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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人的“特殊的精神”的理论使他生气。“女人被奴役得太久了，”他往往说，“我讨厌那些想要继续‘解释’女性精神的白痴。女性的精神是人的精神。在非人的状况之下，它一定受损害。关于所谓女性精神的种种鬼话是由那些想要继续奴役女人的人们流传的。”
两性间的虚伪像医界里的装腔作势一样使他气愤。他能以无情的讽刺来粉碎派头和“体面”，可是对于对他表示了一点点感情的人们，他的父亲般的慈爱使他们吃惊。
大多数企图给他下定义的人只能在所有流行的名词里翻筋斗。他发疯，有的人说；爱虚荣，迷人，不负责任，敏感，傲慢，忠实的朋友，伟大的外科医生，风头人物，天才，要求太多的孩子——总而言之，一个像一颗轨道曲折的彗星一样的人，一忽儿出现在许多人的生活里，一忽儿又消失了，使得有人倾心，有人不安，有人感恩，有人伤心，有人愤怒，有人欢欣，但是没有一个人无动于衷。
有少数几个人真正了解他——这少数几个人接近了这个传教士的儿子，这个一度在特鲁多疗养院沉思着死亡和人的命运的病人，这个佩特和觉陀一度的信徒。
其中有弗朗西丝，他仍然管她叫“我妻子”。有时候她觉得是她遗弃了他，以前如果她更爱他一点的话，一切都会顺利的。夜晚睡不着的时候，或是会见他接二连三带来让她鉴定的人们的时候，不论她怀着什么痛苦的思想，她知道……知道别人，那些认为他有意思，或者与众不同，或者有才气的人，所不知道的事。
弗朗西丝知道……他的讽刺、闹情绪、发脾气有时真叫人害怕；但是这个有时暴躁不堪的人也就是仁慈到虔敬的程度的医生。他用粗鲁的话嘲笑医生们自命不凡的态度。但是对弗朗西丝他会郁郁不乐地说：“我们应该像修道士一样，穿起布衣草鞋去工作。我们的目的是保护和救活人的身体。这应该是一种神圣的目的，我们的献身也应该像我们的目的一样神圣。”
在社会上他是谈笑风生的人，敏于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变成了始终如一的慈父，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他的病人的一切痛苦和渴望。在社会上，没有两个人对他的看法一样；在病房里，他的病人都衷心热爱他，正像修女们热爱他一样，像所有了解这个人也了解这个医生的人们一样。
1934年的那个圣诞节，收到他的圣诞贺卡的人们都对它感觉到兴趣。贺片的一面是他的“压缩治疗者信条”。另一面画着一架气胸器械，下面写着：“祝你来一次快乐的人工气胸。”在贺卡下边他印上了惠特曼①的诗句：
① 惠特曼（1819—1892），美国大诗人，《草叶集》作者，曾于美国内战（1861—1865）期间担任伤员护士工作。——译注
“我不可怜受伤的人；我成了受伤的人。”
他可以为一点儿小错把一个修女痛骂一顿，但是一转身，当她照料的那个患着凶险不治的肺结核的垂死的年轻女病人轻轻地说“你肯吻我一下吗？”时，他一面低头看着她，一面回想起他自己也曾经这样躺着，这样死命抓住生命里剩下的一点东西，就像倾向日光的花朵一样。他只迟疑了一会儿，随即就弯下腰去吻她，而在同时刚给他骂过的护士警告地拉住他的胳臂。以后一连好些天他给自己施行预防，但是当一个同事问他怎么可以在一个险症上冒这种风险的时候，他耸耸肩膀，简慢地说：“医生不能光用医药来治病。”
他珍惜生命。他珍惜他的脑子、他的手、他的心，以及一切给他力量来救治生命的东西。在他生活的世界里，他个人的理想被看作一种傻头傻脑的温情，他看到生命和钱被同等看待，于是他把自己的理想隐藏起来。
他觉得自己对生活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弗朗西丝知道他像父亲似的爱护所有来找他的贫病交迫的人们。作为一个人，他暴躁发怒；作为医生，他和颜悦色。人的嘴唇嘲笑世道人心；医生的嘴唇吻着一个临死前渴望一点人的感情的年轻女人。人的脸千变万化；医生的脸总是一样地仁慈。
这一切，以及它们的来源，弗朗西丝都知道——并不是一下子就都知道的，而是一点一点地；从他有时候回家时的样子：他沉默着，除了他当时的特别疑难的病例什么都忘了，他的思想在不停地移动，从症状到疾病本身，到治疗，到预防，他的心情随着病人感情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而变化。
有一天他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又记起了这一切。他在电话里急急忙忙地说：“我一定要马上见你。你可以到公寓来吗？”他的声音很激动。
她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小客厅里踱来踱去，一见她走进来眼睛里流露出无言的感激，他脸色苍白，两手紧紧地抓住她的手。
“我刚死了一个病人，我必须见你。他是一个年轻的修道士。病得很厉害，而且病情复杂。只有手术还可能有些用处……我想——或许我能救他……他还年轻得很……一个修道士……远离生活那么些年了……现在全完了……我动手术的时候他死在手术台上……”
不管她有什么地方不了解他，这一点她还是了解的。不是死亡本身折磨他，而是丧失了一个他要救的生命折磨他；像他画的《最后审判日的外科医生》上的幽灵一样，这个生命以后会常在他心里复活，使他苦恼。
“这很难解释，”他不安地继续说，“我问自己：是不是我的错？是不是我的知识不够，本领不够？是不是我们大家的错？我不会解释；但当他们那样死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
她尽力安慰他。她劝他说，一切可能做到的，一切知道的办法，他都做到了，而且为了不可避免的事责备自己也没有用处。但是她知道，他正在暴露他自己的一部分，那是她几乎不敢正视的地方。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一部分第二部 敌人——肺结核（8）
“他们死的时候，我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们一块儿死了……”他们还有那么多人将来也都要死的，那么他也就要感受每一个人临终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无能为力而受尽折磨，痛苦不堪。
十五
1935年3月……
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咆哮。鲍尔温首相在唐宁街十号高谈集体安全，而尼维尔·张伯伦等着召唤去破坏它。西班牙的农民、工人和中产阶级不安地动荡着。墨索里尼从罗马虎视眈眈地看着地中海的对岸。在莫斯科，报纸上登满了研究当时五年计划进展的论文。在中国，内战继续走着曲折的道路。在蒙特利尔，温暖的天气带来了半融的雪、失业者的示威游行和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四十五岁生日。
在二十世纪的黯淡的第三十五个年头，春天像往常一样来到了蒙特利尔。在市中心，它使皇山露出了一块一块棕红色的土地。在郊区，它融化了去年草地的冻土。在东区，它留下了一层乌黑而尽是烟垢的冰，直到城里其余的地方都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很久以后还未化掉。春天在蒙特利尔的每个地区各有一副不同的面貌。
在医院里，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白求恩的方法和技术取得了进展——但是新的疑虑开始在他心里活动起来。
对他的助手和忠实朋友乔治·德塞大夫，他吐露了一些使他感到不安的事。他往往抱怨说，肺结核是可以扑灭的，但是实际上却在增加。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治疗的只是肺结核在个人身上产生的严重后果，而不是它普遍存在的原因。
而且谁知道有多少万人患着肺结核而从不到医院来——因为他们没钱，或是没知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有时他觉得他还不如把刀扔掉，站在街头去大声警告过路的人。那样或许比单用外科手术更有用。
他现在不常和弗朗西丝见面；见着的时候，他在她面前大吵大骂，而她安静地坐在那儿听着，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耐性和同情。“医学！”他往往嚷道。“你不知道有多大一部分走进了死胡同。将来有一天，教科书上要把我们说成前医学时代的人。”很久以前，在底特律，他就抱怨说太多的医生只关心“表面”医药。现在充满他一脑子的种种念头，在弗朗西丝听起来都很奇怪，可是使人神往。
“医生，”他说，“应该献身于维护人民健康的事业。有多少医生是按照那个概念行医的？是不是总是他们的错呢？不是，全都错了。每个城市的每条街都有水管、污水沟、卫生设备、电气以及其他设备，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我们把真正的医药包括在内吗？并不。为什么不呢？因为人没有享受健康生活的权利。这还需要购买，像在街角上杂货铺里买一听豆子一样，你一定得出大洋钱才行。我们大家挂牌行医，心满意足，得意洋洋——像裁缝铺一样。我们矫正一条胳臂，一条腿，就像裁缝补一件旧上衣一样。我们并不是在行医，说老实话——我们是在做现款交易。我告诉你我们需要什么：一个新的医学概念，一个新的普遍保护健康的概念，一个新的医生职责的概念。”
有一天他突然去看弗朗西丝。他好像兴奋极了。“我的工作没法往下干了，”他说。
“说真的，白，”弗朗西丝说，“你又闹什么了？”
他不高兴了一会儿，接着就把她的问题撇开了。他以前想过，如果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好的内科和外科医生，他就可以在扑灭肺结核方面尽一些力量。但是那办法没行通。他们一定得把医药直接送到人民那儿去。可是他们怎样去做呢？“我们到人民中间去！我们到人民中间去！取消挂牌行医；改变整个医疗制度。你向窗子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