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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易举的。
但我从这方面辩难他，不等于说这人不是天才，我不是这意思，他还没恶劣到这个程度。
他的心愿是不错的，能力不逮，方向歪了，这样的心愿有时不免要助纣为虐或者好心办了坏事。
假如——假如啊——他安分一点，明白是什么材料，明白自己只能写好小说，尽量少来点随想、不要什么领域的钱都想一个儿独赚的话，那么这个人作为作家——准确地说作为一个小说家，也还是相当胜任的、难得的，他的许多小说亦是达到了极高水准的，其天赋、天才在语言的机变、幽默和细节的感性描写上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除此而外，他的长处就不太多见了。这样，我一开始才认为王朔的天才只发展了一半，中道夭折。
又因为小说人物的思想、意识不等于作家本人的，小说人物的形象也大于作家所自觉赋予其上的情感、思想等等的总和，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由于这些，只写小说时王朔还可以、也确实遮住了“丑”，把他有关对于知识性、价值性、精神性话题的判断、认识、看法隐藏了起来，即使小说中在这方面多有谬误，但他未作辨别，对它们的态度极为“混沌”，经过文字处理以后你也能当它们是调侃，当它们是正话反说，从而一笑了之。
何况小说究竟是小说，当不得真，它的一大价值就是博人一笑。
所以从这一角度说，小说是遮蔽王朔“无知”（王朔的无“知”，在我的的话语系统中其实指的是无“识”；他在不少领域里的“知”不比别人差，毕竟他是“混出来”的人了，即使没吃过猪肉，听的猪叫也比一般人多得多了。）的“避孕套”，离开了“避孕套”，让他直接与本体接触，他就会“阳痿”！
我若学习他，从纯商业的眼光看，那么，能和他站在一起不致脸红的，大概是金庸，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特别注重“卖”，作品包含的世俗因素很多，能够为最广泛的大众接受。
其间当然有分别，最大的分别在于，他们提供货物的含金量大相径庭。
而作为小说家的王朔，来评点同样是小说家的金庸，拿王朔一个词形容，恐怕叫着“嫉妒”亦不为过。
为什么王朔感到有点不太平衡，要重创金庸呢？
原来他发觉读金庸的人“越来越多，评价越来越高”（《无知者无畏》，第74页），抢了他王朔的“市场”。
这就引起他的关注，便找来金庸的书，找来那套《天龙八部》。
“这套书是七本”，王朔是“捏着鼻子”才看完第一本的，“第二本怎么努力也看不动了”。
大概王朔进厕所都不喜欢用鼻子呼吸，而把它捏起来。
这一点姑且不去考证，我的疑问是，有了这点阅读，加上道听途说和电视，他就能摔开膀子，大干特干金庸啊？他行吗？
他觉得自己行，列举的理由就是“一道菜的好坏不必全吃完才能说”（本节未标明出处者，参见《我看金庸》一文）。
我可以理解他这个说法，毕竟他是王朔，谁也不能以为他不应该谈一谈自己的阅读感受。
可一当你来分析这句话时，你就不能不说他是浅薄的，无知的。
一道菜的好坏，诚然不必等到吃完才能说，但吃菜能与吃书比吗？
好菜、坏菜吃多了都要拉肚子，好书吃多了并不至于，只要你愿意，就没有足够的时候，而“坏书”对不同的人，则有不同的说法——某人觉得“好”的，另有些觉得它“坏”；反之亦然。
即使吃饭和吃书可比，你也要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味、需要，有人喜欢甜，觉得辣不好，有人相反。
至于傻瓜，他是连马粪都吃，吃起来津津有味的，你能相信他真就感觉它“好”？什么意义上的“好”？对于谁的“好”？
别人的“好”你起码要尊敬一下吧？
王朔们的饭量小吃不完、能为有限吃不动、口味蛮霸不愿吃……这一切属于自身的问题，他们看不清，不去反省，就说饭未做好，不知从哪儿学来的。
不要以为王朔只不过说说而已，我们不必当真，其实他的讲话，是很有点号召力的。
“好人”的话往往都有一大批听众。听众们倦于“说教”，在一个习于“说教”的环境里长大，对那些不主张说教、调侃说教的人的“说教”，已丧失最起码的辨别、判断力，从另一面上麻木了。
普通人姑且不论，有一名深受王朔影响的女“作家”就这样说过：“我从来没有看过金庸的作品，原来也想买几本来弥补这个缺憾”，现在“下定决心了——我宁可相信王朔的话，不打算看金庸了！”（《文学报》1999年11月11日）
看来王朔的市场是很大的，他的同志是永不缺少的。
在不读书、不主动读书，至多跟着宣传读点子书——在这些方面，我们的作家，也是很有些臭味相投的。
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脑袋不只是用来指挥嘴巴说话的，说话之先，还得将一些核心概念厘定清楚，否则你的意见就只能是你个人的见解，这样的见解，即使不是片面的，那也是逻辑上不周全、不严密的。
王朔们的脑袋一向“简单”，他们瞧不起厘定或界定，瞧不起抽象的逻辑、知识与概念，瞧不起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批评社会，张扬理想正义，抚慰弱小群体……他们瞧不起这一切，要么就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发牢骚”，毫无作用与意义，要么当它们是扯蛋。
当然，他们最瞧不起的，还是干这些事的“知识分子”群体本身！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王朔曾这样说，“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
如果它是私下意见，那你怎样讲都行。
现在形成文字，面对公众，已经不再代表你一个了，你就要为这样的文字担负责任，接受他人批评。
可是，许多时候王朔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讲责任，也不接受批评。他只认金庸的大哥“金钱”，你对他谈责任，他就说你“伪善”。而且，他得罪你、污蔑你可以，你误读了他，他会对你“愤怒”，更别说对他栽赃和谩骂了！
他甚至把人性和正义对立起来，说“金庸的小说浅薄就在于他拿正义代替人性”（《无知者无畏》，第93页）。
正义是一个正常社会里正常人性的最低要求，一个人如果丧失了正义、是非观，那他即使再有“人性”，这种人性都是相当可疑、十分可怕的。
金庸小说所表达的人性深度更是王朔无能望其项背的。因而，王朔对于金庸的批评既立不住又特别肤浅。
当代大陆作家多不读书，而且以不读书为荣，谈起自己的“土”出身，不对此遗憾，反倒是感激的，最典型的就是王朔。
他的不读金庸、瞧不起金庸，既让人觉得可笑，更让人觉得可悲。
王朔自己意识不了这些，他最能出一口气的地方又恰恰是“幸亏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让教本污染头脑，否则……”
我们的教本问题确实不少，但以教本有不足，而去排斥一切真知与正规教育，强调“无知者无畏”，认同于“无知”，不当它是一桩罪过，不反思造成这种“无知”的社会、体制原因，对知识分子的反思更是不仅不予理解，相反极尽耻笑之能事，这样的人，在我看来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无知”，一种“罪行”更深的罪恶——它的背后是愚民！
我知道王朔是反对愚民的，但他不但是老作家，也是老“红卫兵”，他在知识问题上搅腾，打着反对愚民、反对说教的旗号，所起的作用却多半是在愚民、说教，这样的老“红卫兵”我就该诅咒他，除非他哪一天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因此，我对他的批评只限于这些错误之上，其他方面，我是尊重他的，他的许多小说我是虚心学习的。
不过，王朔的“蔑视”教育由来已久、由来有故，早在《动物凶猛》里就交代过了。
第五部分 金庸小说中的武功第57节 无知无畏的王朔（2）
我可以将这种交代“认真”，虽然王朔一向不大看重这个词，因为这篇小说里的“我”，其经历和王朔本人恰好相近。
他说：
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那时我只是为了不过分丢脸才去上课。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途，这前途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
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时自然会轮到我。（《王朔自选集》，第518…519页。）
这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王朔的某种真实的心理、想法。
后来他没能当上四个兜的军官，并非由于觉悟了、看透了、“瞧不起”了，而是像他说的，在竞争中失败了，被“甩”出来了。
这一切我们姑且不谈，只以“阴暗的”心态，假定这就是王朔们对于“教育”的高见，从这些话里人们能发现什么呢？
在这里，王朔不是去反思教育失败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而是“反思”教育本身，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该对年轻人进行教育，更不该强迫年轻人读书，否则就有“诱惑”他们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