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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何满子关于金庸小说特性的概括上来。前面所引的何满子对金庸小说的概括，与一些深研过金庸小说者对金庸小说的概括是基本一致的。何满子是依据对作为—种类型的武侠小说的判断来概括金庸小说的特性的，深研过金庸小说的人是通过对金庸小说的具体分析来总结出金庸小说的特性的，二者竟基本一致，也说明金庸小说确实未能超出武侠小说的一般范畴。
第四部分 名家争议第44节 孙悟空的跟头与如来佛的手心（2）
深研过金庸武侠小说，并且将之与旧武侠小说做了比较研究，从而认为金庸小说仍未能从根本上突破武侠小说这种“类型”的，是袁良骏先生。在《再说雅俗》（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10日）一文中，袁良骏先生首先列举了旧武侠小说的数种通病，然后充分肯定了金庸小说在人物塑造、故事结构、细节描写等方面对旧武侠小说的突破与超越。在这个前提下，袁良骏先生写道：“然而，十分遗憾的是，金庸本领再大，仍然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武侠小说这种陈旧、落后的小说模式本身，极大程度地限制了金庸文学才能的发挥，使他的小说仍然无法全部摆脱旧武侠小说的痼疾，仍然无法不留下许多粗俗、低劣的败笔。”这些无法摆脱旧武侠小说痼疾的地方，表现在：
（一）总体构思上的概念化、公式化、模式化。构思武侠小说，首先要设置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不可能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矛盾冲突的反映，不可能来源于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研究和感悟，而只能凭空杜撰。最常见的当然也是最能有效地推动武侠故事向前发展的，是武林世界中不同派系的旧仇新怨。旧武侠小说是这样设置矛盾的，金庸小说也是如此。正如何满子所说，这不关乎作家才能的大小，而是武侠小说这种类型所决定的。再有才华的人，只要选择了武侠小说这种类型，就只能这样来编造故事。
（二）所虚构的武林世界仍然是严重脱离现实生活的。在这方面，金庸不仅仅是沿袭了旧武侠的传统，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旧武侠小说虽然也严重脱离现实，但往往也还与现实生活保持一点联系，往往还有丝丝缕缕的人间烟火气。而金庸小说“在不食人间烟火方面可以说超过了古往今来一切武侠小说”。金庸武侠小说虽然在某些方面对旧武侠小说的毛病有所矫正，但却将脱离现实的毛病大大地发展。而脱离现实可以说是武侠小说最根本的毛病，其他一些毛病，如公式化、概念化，都与这毛病有关。
（三）金庸小说所虚构的武林世界，依然是一个刀光剑影、血流成河的世界。这丝毫不奇怪。既然写的是武侠小说，当然就得有打打杀杀。在这方面，变化的空间也有限，所以也不可避免地仍是用“旧招数”。“金学家”们每每强调金庸小说不只有打打杀杀，还有别的东西。然而，这打打杀杀之外的东西，其实往往不过是一种调剂。每一页都打打杀杀，也容易让读者疲劳，在两次打杀之间，来上点别的东西，可使神经得到松弛，为更好地欣赏下一场打杀做准备。有时候，写打打杀杀以外的东西，是为打杀做铺垫。总之，武侠小说就是要写打杀。人们看武侠小说，也是冲着打杀来的。金庸小说倘没有足够的打杀，绝不会有那么多读者。
（四）金庸小说将武侠置于历史背景之下，具有以假乱真的副作用。给武侠故事安上一个历史背景，也仍然是金庸从旧武侠中学来的。但金庸在“戏说历史”方面，也比前辈武侠小说家更大胆。《射雕英雄传》、《鹿鼎记》里的种种以真实历史人物点缀的故事，纯属子虚乌有。一些“金迷”，尤其是一些文化不高的“金迷”，不知会从金庸小说里接受多少错误的历史知识。金庸口口声声说自己有历史癖，张嘴闭嘴都谈历史。而我从他对历史的恣意戏说，看出他并不真爱历史，并不具备史学家的修养与操守。
（五）拉杂、啰嗦、重复。这一点，其实也极能说明武侠小说与一般所说的“纯文学”的区别。所谓“纯文学”，其创作的目的是艺术性的，作品的整体结构、篇幅，都取决于艺术性的需要。当创作者意欲表达的情感、思想已经表达，当人物性格的塑造已经完成，作品就应该结束。而民国以来的武侠小说，其创作的目的是纯商业性的，作品的整体结构、篇幅，都取决于商业性的需要。这—点，在本就是为报纸服务的金庸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很典型。只要还有起码的艺术感觉、文学知识和文化良知，就应该承认，从表达情感、塑造人物等角度看，金庸的那些多部头小说，都没有必要写那么长。而之所以写那么长，原因就在于其目的本就是非文学的。用好看的故事填满每天的版面，这是金庸的全部动机。袁良骏先生说：“金庸是靠武侠小说发家致富的，正因为有了他的武侠小说，他才敢于创办《明报》；他的《明报》的畅销不衰，主要也是依赖他的武侠小说撑门面。武侠小说写得越长，《明报》的寿命越长，金庸的财源越广。他怎么可能注意精练，注意删节？不客气地说，有些作品简直是有意重复，有意拖长。按照严格的纯文学创作，这是绝不可以的；即使小学生的作文，也是不允许的。这个简单的道理，难道金庸不懂吗？不是不懂，而是他不能不重复，不能不拖沓。这是金庸的聪明处，也正是金庸小说的悲哀处：为了财富，金庸只好‘背叛’才华了。”袁良骏先生这段话说得很沉痛，大有为金庸糟蹋了自己的文学才华而痛心疾首之意。这既显出袁良骏先生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的真诚，也显出其迂腐。我以为对金庸这样的武侠写家，指出其毛病就足够了，为之而痛惜却是看错了对象。坦率地说，金庸本人并没有错。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他的武侠小说具有拉杂、啰嗦、重复的特性，本是题中应有之意。他从一开始就是为报纸招徕读者而写作，他严格地遵守了“文化工业”的规则，因而他获得了成功，硬要用艺术的标准去要求他，本身便是不明智的。正如一个风尘女子严格地遵守了烟花场上的规则并取得了成功，而如果有人硬要用良家女子的标准去要求她并为她的沦落而痛惜，往往会显得可笑一样。当然，袁良骏先生的这番话，与其说是对着金庸说的，毋宁说是对着金庸的吹捧者说的。正因为有人无视、回避金庸小说那明显不过的毛病，才有袁良骏先生严正地指出金庸小说的毛病；正因为有人把金庸小说吹捧成“纯文学”中的精品，才有袁良骏先生沉痛地指出它不是“纯文学”并为此而痛惜。倘若没有人把金庸小说吹捧得那样高，我想，袁良骏先生或许根本就不会去谈金庸小说。
（六）同旧武侠小说一样，金庸武侠小说也有着不良的社会影响。对于金庸小说的社会影响，可以从多方面看。作为一种“文化工业”，正如前面指出过的那样，它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以引导人们逃避现实的方式来肯定和维护现实，起着“社会水泥”的作用。从对青少年心智的影响来看，它不利于青少年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也不利于青少年现代公民意识的建构。金庸所虚构的武林世界，是一个非逻辑的世界，现代生活的逻辑在那里往往不管用。沉溺于这个武林世界的青少年，很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显得思维混乱。而这个武林世界也是一个与现代民主与法制社会格格不入的世界，沉溺于这个世界的青少年，往往脑子里装了一大堆与现代公民意识冰炭不可同器的东西。而这样的青少年在中国一多起来，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绝非幸事。
正像金庸武侠小说不过是民国时期旧武侠小说的延续一样，对金庸小说的吹捧以及吹捧方式，也并不新鲜。把金庸小说与中外一些名著相比附，是今日“金学”研究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手段之一。同样的手法，民国时期的论者也曾用于对那时期的武侠小说的吹捧。姑举一例。金庸的《鹿鼎记》被今日“金学家”们视为瑰宝，尤其其主角韦小宝，似乎可与古今中外最成功的文学形象相比。将《鹿鼎记》比作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更是一些“金学家”乐此不疲的，并自以为一大发现，而《鹿鼎记》对所谓“反侠”形象的塑造，则成了金庸突破和超越旧武侠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见陈墨《“反侠”韦小宝》，发表在《通俗文学》1993年第4期）但同样的比附，同样的腔调，也早有过了。当年，对宫白羽，就有人做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名作《十二金钱镖》虽是投时谐俗之作，自认为开倒车，但这部书到底与其他武侠故事不同——他借镜于席文蒂思（王按：塞万提斯），作武侠传奇而奚落侠客行径；——所以他的故事外形尽旧，而作者的态度，思想，文学技术，都是清新的，健全的。”（见叶冷《白羽及其书》，收入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不但金庸武侠小说翻不出什么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