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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的区别，充其量也不过就像有道之盗与无道之盗的区别一样。这一点无关乎皇帝个人的品德才能，而是那种专制政体所决定的。这本是常识中的常识。对“明君清官”的歌颂，仍然是为了迎合往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中国人渴望“做稳奴隶”的心理。而严家炎先生竟以“康熙虽是满族，却符合儒法两家所定的‘圣君’标准”为由，来赞美金庸对康熙的赞美，真有些匪夷所思。“圣君”云云，难道是一种“现代观念”吗？儒法两家的思想中，难道能找到原原本本的“现代精神”吗？严家炎说：“完全可以说，《鹿鼎记》是一部歌颂康熙的作品。”但这样地歌颂康熙，无论是用现代眼光还是用历史眼光去看，都不是没有问题的。承认清代比明代将国家管理得更好，不等于将几百年间满族对汉族的民族压迫一笔抹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且不说它，那“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措施，在康熙一朝不是实行得毫不含糊吗？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当然应该破除“汉族本位”的观念，然而，有清一代，实行的不分明是“满族本位”吗？也许不应该责备金庸，金庸本就是在“戏说历史”，哄读者开开心而已。该责备的，是拿这种戏说当真的学者。不过，金庸对历史的“戏说”，却又并不是随意地乱说。在殖民地一隅的香港，金庸对异族统治者的歌颂，或许正是摸准了“做稳了奴隶”的读者所具有的某种心理、情绪吧？《鹿鼎记》里，康熙对韦小宝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比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恢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这番话屡被“金学家”们引用，严家炎先生在这篇《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里也引用了它。康熙这番话当然说得入情入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当初的“反清复明”，也是封建意识作怪。然而，如果考虑到康熙这番话是金庸首先写给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读者看的，事情就变得颇堪玩味了。康熙可以对韦小宝说这样的话，而70年代的港督，难道不也可以对港人（例如金庸）说这样的话吗？——挑明这一层，仍然丝毫无意于责备金庸，更不是要给金庸戴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金庸这样写自有他的理由。这理由就在于首先要投合广大香港读者的口味。这里谈不上什么历史观，更与所谓的“现代精神”不沾边。
在《神雕侠侣》的后记里，金庸声称“企图通过杨过这个角色，描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金庸的这种自我标榜，也成为对“金学家”们的命题作文。不少人热衷于分析和研究金庸小说主人公的“叛逆精神”。严家炎先生在《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中，也将这一点作为金庸小说“现代精神”之一种：“金庸小说虽也写古代，思想倾向却与旧式武侠小说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性价值观念，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金庸写了许多至情至性的人物，他们率性而为，行侠仗义……他们我行我素……反抗几千年来形成的不合理的礼法习俗，具有浓重的个性主义色彩。杨过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紧接着，严家炎对杨过的“叛逆精神”有这样的描述：
在世俗人物眼里，师徒名分不可逾越，杨过和小龙女却无视周围社会的压力，偏要抛开这名分不管，由师徒变成夫妻。面对武林群雄的纷纷指责，杨过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斩我一千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即使知道小龙女被人奸污后，杨过仍不以为意，坚决要和小龙女结合，可见封建贞节观念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地位。杨过是礼教习俗的自觉的叛逆者。
归纳起来，杨过的“叛逆精神”也就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不顾“礼法习俗”而要与本是“师傅”的小龙女结为夫妇；其二，在小龙女被人奸污而“失身”后，仍不改初衷。
仍然是方爱武的《“文化工业”与金庸小说》一文，从“文化工业”的角度，对杨过的所谓“叛逆性”做了令人信服的消解。方爱武从三个方面对杨过与小龙女的行为进行了分析。第一，所谓“礼法习俗”，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规范，它植根于人类的社会性生活，也只对过一种社会性生活的人才构成制约。比如，一个人在社会中生活，终日赤身裸体地四处漫游，那是不成的。但倘若他独处深山，那他不穿衣服就毫无妨碍，因为不可赤身裸体这样一种社会性的“礼法习俗”，随着“社会”本身的不存在而消失了。杨过与小龙女，生活于与世隔绝的古墓中，正如方爱武所说，“不是在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缺乏“礼法习俗”的观念，毫不奇怪，因为“礼法习俗”对他们原本就不存在。金庸写这样两个并非在“礼法习俗”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礼法习俗”根本不存在的地方对“礼法习俗”进行反抗，真是恰到好处地吻合了广大华人读者的“期待视野”。当杨过与小龙女置身古墓时，没有人会来干涉他们的“恋爱自由”，别说是师徒相恋，就是再离奇再古怪的“恋情”，也不会受到任何阻碍。然而，一旦他们离开古墓，与社会发生接触，就与“礼法习俗”迎面相遇，就有了矛盾，就有了冲突，故事就可以以吸引人的方式向前推进。而对于读者来说，杨过和小龙女与代表“礼法习俗”指责他们的“武林群雄”，都是可以接受的，都各有其理由而不令人反感、厌恶。杨过与小龙女本就“穴居野处”，他们不遵“礼法习俗”是情有可原的；“武林群雄”本就生活在“礼法习俗”中，他们对闯入社会而不遵“礼法习俗”者的指责，也是无可厚非的。这样，双方虽然有冲突，但与读者的心理却没有冲突。对于本就以招徕读者为目的的金庸小说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用方爱武的话来说，“如此，商品也就不会因为故事与消费者间的冲突而可能造成滞销”。
方爱武用来消解杨过与小龙女的所谓“叛逆性”的第二点，是指出“这种礼法习俗作为文本的背景早已不存在了。……事实上金庸不过是借一个现时代人都已接受的习俗来结构故事，因为不如此故事便不会曲折离奇”。在《神雕侠侣》后记里，金庸自己也说：“师生不能结婚的观念，在现代人心目中当然根本不存在。”金庸以现代人都已接受而那时的人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来结构故事，使故事曲折离奇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在大众读者面前巧妙地做一番“打死老虎”的表演。对于“文化工业”来说，对于畅销文学来说，“打死老虎”是一种取悦读者的有效手段，巧妙地、合理地使用这种手段，总能有很好的效果。在现代人心目中，师徒不能通婚这样一种曾经极为森严的“礼法习俗”，已经是一只死老虎，但它毕竟曾经是一只凶猛的活虎。俗云，“虎死不倒威”，“虎倒雄风在”，对于一只脚虽已迈出封建礼法时代，但另一只脚尚停留在旧时代的广大中国读者，这样一只死老虎虽不再构成现实的危害，但打这样一只死老虎却仍具有很强的刺激性，仍能让人嘴巴大张地盯住观看。真正的反叛，是对在现实生活中占主宰地位的“礼法习俗”的反叛，但这样一来，就必然与大众读者的心理观念发生冲突，对于以取悦最广大的读者为目的的金庸小说来说，这无异于自杀。在大众面前打活老虎，只能把他们吓跑，他们的心智只适合于也只热衷于欣赏打死老虎。所以，要在作为“文化工业”的金庸小说里，找到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叛逆精神”，那无异于缘木求鱼了。
第四部分 名家争议第42节 “现代精神”质疑（2）
方爱武用来消解杨过“叛逆精神”的第三种方式，是援引作品中的几处细节来证明“杨过的行为并无多大怪诞之处”。小龙女“误失贞节”而杨过仍不悔婚约，这是因为本有“山盟海誓”在先，且小龙女也对自己的“过失”悔恨不已。不过，在我看来，金庸设置这样一种矛盾，也仍然是在大众面前表演“打死老虎”的游戏。所谓“贞节观念”，在现代人心目中也变得很淡薄，对这样一种观念的反叛，在理论上现代人完全能够接受。但这种观念毕竟曾经十分有力量，所以对它的把玩，仍能激起大众读者的兴趣。试想，倘若杨过因小龙女的“失身”而抛弃她，在大众读者眼中，他一定是一个心胸狭隘、背信弃义的“小人”，他们对金庸的小说，也就不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既然如果采取某种行为就会遭人唾骂，那不采取这种行为就谈不上有丝毫反叛色彩。以敢于突破师徒名分和敢于破除“贞节观念”这两种方式来表现杨过对“礼法习俗”的反叛，都不过是金庸在巧妙地施展着对大众心理的搔痒术。方爱武引用了小说结尾处杨过的这样一番内心独白：“二十余年以前，郭伯伯也这般携着我的手，送我上终南山重阳宫去投师学艺，他对我一片至诚，从没半分差异。可是我狂妄胡闹，叛师反教，闯下了多大祸事！倘若我终于误入歧途，哪有今天和他携手入城的一天？”想到这里，杨过甚至不禁汗流浃背，心惊胆战起来。方爱武以为，小说最后让杨过来一番这样的忏悔，“已彻底消解了杨过的‘叛逆性’”。这样说当然没错。但我以为，金庸在这里是袭用了中国俗文学中长期流传的“浪子回头”的叙事模式。“浪子回头金不换”，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一定程度地胡闹过几年再幡然悔悟、改邪归正者，比那种一贯的好人或一贯的坏人，对大众读者更有吸引力。金庸严守分寸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