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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的话。但现在大家都知道，许多重大的基本的机械发明是中国人做出来的，那么中国人同样有理由宣称他们自己的文明具有机械方面的嗜好。所不同的只在于欧洲社会的性质使西方人能够比中国人在更大程度上利用这些发明。
那么，难道只是这种利用科技发明的本领所导致的经济进步和工业化，就可以把亚洲从欧洲区分开，把东方从西方区分开吗？这也不尽然。因为尽管社会快速发展的种子已播种在西欧，然而南欧和东欧的部分地区依然是贫穷的农民村社的大本营，人们原本以为这种贫穷的农民村社是东方和世界其他不发达地区的典型特点。富与贫、发达和不发达，并不是以洲的界线为界线的。甚至在富有的北美洲内也有贫穷地区，而且不只是在黑人聚居区内。
如果不是由于那些思想家严肃地企图用那些基础不牢靠的理论来解释或进一步阐明亚洲社会的特性的话，那么我在这里列举这一大堆明显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欧亚对立的说法是彻头彻尾骗人的，毫无令人信服的事实根据，就是在浪费时间。在上一章中我们还看到有些作者把中国的一成不变状态归咎于经济原因。有人还提出了类似的见解，想要解答更大范围关于亚细亚社会总特性的问题。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就是这样描述亚洲社会的：
这些国家的政府，尽管由于个人特点等偶然因素而表现在政府的才能上有程度的不同，留给耕种者的除了仅仅的必需品外，难得有更多的东西，而且常常把它们搜刮得一无所有，以致于政府在掠夺了耕种者的所有财富之后，又不得不把其中一部分再借回给那些被掠夺的人，以便向他们提供种子，让他们维持生计到下一个收获季节来临。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下，尽管大多数人过着悲惨的生活，政府通过任何一种对百姓来说还过得去的安排，从广大民众身上即便收取少量的贡奉，也足能显示出与社会总的情况不成比例的财富来。因而长期以来给人形成一种东方国家拥有巨大财富的印象，对这种印象欧洲人也只是在最近才纠正过来。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有影响的巨著《国富论》一书中（埃德蒙•；伯克曾把该书誉为“从其终极结果来看……也许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早就叙述过关于中国的情势，这种叙述显然为古典经济学家关于亚洲社会经济衰弱的观点打下了基础。他注意到当时（18世纪）对中国耕作、工业和人口稠密情况的一些描述几乎都是马可•；波罗（13世纪）用过的相同的措辞。她是一个静止不变的国家，也许远在那位威尼斯游客访问中国之前早就“获得了她的法律和制度允许她取得的充足的财富”。正如穆勒所写有关亚细亚社会的情况，亚当•；斯密把中国的富有同她的劳动者的贫困加以对照。他写道：“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也就是世界上最富饶、最有修养、最勤劳的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又大大超过了欧洲最穷国家的下层人民。”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没有跟上人口的自然增长，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太多的劳动者来争夺太少的工作岗位，结果他们的工资也必定是最少的。亚当•；斯密认为中国忽视对外贸易是愚蠢的，因为对外贸易能刺激经济，并改善穷人的境况。
有一位非常关注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他就是卡尔•；马克思。从1850年直到1883年去世，他一直把英国当作家乡。主要由于受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思考一种“亚细亚类型”或“东方类型”的社会，这种社会是以他所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特性，以与“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相对照。亚细亚社会的一个特征曾由古典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理查德•；琼斯（1790—1855），英国经济学家、牧师。毕业于剑桥大学，入英国圣公会作副牧师。治学方法侧重研究与归纳，发表过《论财富分配》论文，批判研究工作中的演绎推论法。因其强调历史和事实研究，被视为英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奠基人。与马尔萨斯一道协助创建伦敦统计学会（后称皇家统计学会）。用下面一段话来描述过：
过去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这些东方国家在支付了他们的民间和军事建设的开支后发现还有余额，他们可以把它用于建造辉煌的或实用的工程。在建造这些工程中，他们指挥着几乎所有非农业人口的劳力，从而创造了惊人的不朽业绩，这种业绩反过来又更显示了他们的权势。……一个亚洲君主国家的非农业劳动者能投入到工作中去的，除了他们每人的体力外没有别的东西，而他们的人数就是他们的实力，指挥这些民众的权势人物造就了各种宫殿、寺庙、金字塔以及大批的巨型塑像，其遗存至今仍令我们感到惊讶和困惑。正是由于把国库收入限于供养少数几个人，才使这样的工程成为可能。
东是东，西是西东是东，西是西（五）
亚洲君主们共同关心的其他方面，正如亚当•；斯密早就提到的，是灌溉和防涝工程，还有农业，因为他们的国库收入都是从土地上得来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合适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养育了亚洲国家，但在这种条件下还需要政府领导的水利工程，并且正是由于人们广阔地散居在自给自足的村落，从事小规模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才使这样的社会能长久存在下去。在他看来，亚洲国家的君主统治着臣民的劳动与财产，而个体农民事实上是专制君主的奴隶。列宁接受了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观点，但渐渐地人们不再提起这种观点了，这是由于事情越来越明显：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已经不是单独一个东方型暴君，而是一种管理上的官僚体制，这种体制同那些革命思想家们想要采纳的新体系极为相似，所以令人很尴尬。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社会性质的大部分论述对于讲英语的西方国家不会有多大影响，只是对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明显的影响，如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戈登•；柴尔德（1892—1957），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曾对公元前3千纪和前2千纪的欧洲史前史进行系统研究，试图对欧洲与近东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并对古代西方世界前文字时期诸文明的结构及其特征加以探讨，提出“新石器革命”影响一时的学说。著有《欧洲文明的黎明》、《史前多瑙河》等书。，他直率地使用了类似的措词，写到“东方的中央集权”和“东方的专制政治”等。
《东方专制主义》也是魏特夫魏特夫（1896—），美国东方学家，原籍德国，曾加入德共。1935年来华，与胡适、陶希圣相识，研究中国社会与历史，1937年回美，后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中国史教授。著有《市民社会史》、《觉醒中的中国》等，《东方专制主义》是其代表作。较近研究著作的书名，内容集中在东方和亚细亚社会需要大型的水利和防涝工程，这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的、能设法征集大量壮丁进行强制劳役的专制政府。他把这种社会模式称之为“水力型社会”，他的观点容易受到批评，一则是由于他在中国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中的许多因素中只强调了一个因素，再则是由于他对中国社会中制约专制政治的强大力量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在这里，要是从经济学的观点来批评那些关于亚细亚社会的观点，就会离题了。只要注意到由于某种巧合，亚洲的地理和气候特点共同促使造成了一些在政治和经济结构上多少相似的社会；还要注意到，我们正在议论的作家们感到，这些社会的相似之处十分醒目，足以证明他们使用“亚细亚社会”一词是有理可循的。只要注意到这两点，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只要大家承认“亚细亚社会”一词只是一种近便的标签，并承认在亚洲还有部分地区的社会是“非亚细亚类型”的，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却有着亚洲型的社会，那么这个用语就是无可非议的了。但不幸的是，使用这种用语可能会助长那种以为东方人和西方人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又与古代人认为欧洲由于地理和气候条件而具有优越性的信念相吻合。但现在这种观点竟然延伸到认为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的差别不能用经济的、地理的或其他的理由来说明，而是一种先天的区别。在一个把精选人种学说作为一部分宗教遗产的社会里，有人持这样的观点并不使人惊奇。正是赫尔德首先把这种观点作为一种系统理论加以阐述，他认为人种的差异是大自然赋予的先天不同特质所决定的，正如大自然造成了橡树和榆树的区别一样。因而如果某些人种处于不发展的状态，那也是他们的天性所决定的。他认为：“造成中国文明的，决不是中国的地理和气候，而是中国人特有的天性。”
这种思路就为种族歧视作了开脱，种族歧视是当今世界上几大罪恶之一。但有些思想家是怀着崇高目的研究不同文明之间差异的本质，为的是要使它们相互了解。不幸的是，他们追求这种值得称赞的目标的积极性，由于过分简单化而导致他们毁掉了自己的论据。有这样一位作家叫诺斯罗普，他在《东西方的会合》一文中积极地为“东方文化的统一性”辩护，并试图解释东西方文明性质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他看来：
世界的东方地区把她的注意力集中到一切事物的本质上去，不论是感情方面的、美学方面的、纯经验主义的还是纯实证主义的。她趋向于把立即能理解的事实的总和作为万物性质的总和，在这里我们把它称之为分解了的美学连续谱。鉴于传统的西方已经从这一连续谱开始，仍然要回到它的局部部分，以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