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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着高度的统一性。麦都思最为大胆、最无节制地表述了这一信念，因而我们仅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就足够了。他写道：“他们的宗教观念和做法在帝国各地实际上没有区别。”稍后他进一步写道：“中国人思想的整齐划一和没有变化应追根溯源到他们拥有一整套哲学和宗教观点。”然而，在其他地方，他清楚地表明自己了解到居主导地位的哲学和佛教之间的区别，对后者他曾以最鄙视不过的口吻加以描述。麦都思思想态度的这种不连贯性是一个例证，说明经验性的观察和轻率浅薄的归纳之间常见的冲突。在18世纪的知识界，中国可能易于让外国人得出它是同质的表层印象。儒教内部在诸如是否接受某些典籍为经书等问题上旧有的争论，在来自西方的新的强大思想挑战面前，已经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新的战斗将在中国传统学说与新来的西方学说之间展开，这场战斗在整个19世纪后半期愈演愈烈。对欧洲人而言，儒家学者内部各阶层间的纷争看来都是由于西方人粗暴地搅乱东方的和谐造成的。耶稣会士在他们那个时代尚未得出这种印象，因为他们人数相对说来很少，他们受到的培训和采取的方针政策致使他们对中国文化持和解态度，同时他们对中华帝国的安全没有像19世纪的炮舰那样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固守其历史悠久的传统与欧洲新兴强国形成对比，再加上她看上去永恒不变，这些导致人们产生了一个错误观念，即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一个有关中国文明古老的浪漫的夸张说法至今仍为人所知，一个世纪之前德•；昆西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英国散文作家和评论家。吸鸦片成瘾，以作品《一位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而闻名。在《一位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一书中就对此作了具有典型意义的陈述：“亚洲事物之古老，其制度、历史、信仰方式及一应事体之古老，仅仅这些就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种族和名称之久带给我的感觉已压倒了一切。对我来说，一位中国年轻人就像一位复活的大洪水之前的人。”人们之所以会持有这种看法，其原因不难找到。中国文明持续时间长得惊人，中国家族可以追根溯源到许多代人之前，中国人对老年人有着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尊敬。时值文官考试制度在西方刚刚被采用之际，中国制度之久远当然非常引人注目。很难把中国的年代志与圣经年代志协调起来。如果说世界像厄谢尔大主教所说的那样创造于公元前4004年，那么中国确实历史悠久古老。但实际上中国文明的年代学发展历程从总体上讲与埃及文明有着引人注目的并行之处。中国哲学兴盛的时间不比希腊哲学早：孔子与赫拉克利特是同代人，墨子与苏格拉底是同代人，孟子与亚里士多德生活年代相当。汉武帝时期中国地域的大扩张和帝国的建立与罗马帝国的建立属于同一时期，而佛教向东方的传播与基督教向西方的传播在同时进行。就纯粹的悠久古老而论，中华文明无法与埃及文明相媲美，同时公元前8世纪之前中国有记载的文明极其晦暗不明。就文明的质量而言，中国也落在了后面，因为公元前5世纪雅典在文学、哲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达到顶峰之际，中国人仍在山麓中行进。
尽管如此，中华文明所谓的悠久古老与中国人对远古的尊重致使人产生这种看法，即他们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天生比其他民族具有更长的记忆力。这一罗曼蒂克的观念甚至对务实的知识分子RC托尼也具有感染力。他这样写道：“其他地区都忘记的事，中国人仍然记得；其他地方记忆中的事，在中国则是事实。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征召无数卑微的生灵修建长城的事，至今仍留在普通人的记忆中，每每回想起来，人们总怀愤恨之情。”但是我们都可以通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感到自己身处遥远古代的事件之中。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罗塞写道：“我们中的哪一位，一当成长到能够阅读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相传写了80多部剧本，现存《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波斯人》、《阿伽门农》等。或希罗多德希罗多德（前484？—前430／42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父”、“散文之父”和“民族学之父”，所著《历史》主要记述希腊波斯战争及小亚细亚、波斯和埃及等地区历史，系西方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史书。的著作，在读到萨拉密海战此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480年9月，为希波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希腊联军大败波斯海军。故事时，谁不像阅读某些当代报道那样，心潮澎湃呢？我们隐隐约约地感到，在萨拉密海战的当日，我们文明的整个遗产都受到了威胁。”就这样，格罗塞以人们普遍具有的对希腊经典作出回应的能力形象而具体地说明，西方人的“参与往昔”感是一种罗曼蒂克的夸大，托尼理查德•；亨利•；托尼（1880—1964），英国经济史学家，以研究1540—1640年英国经济史著称。主要著作有《贪得无厌的社会》、《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6世纪的农业问题》和《中国的土地和劳工》等。之中国人具有超常记忆力的观念与此非常相似。
中国与历史学家（一）中国与历史学家（四）
由中国恒久不变的神话进一步推导出来的一个论断是这样一种思想，即中国人一直能够随时同化征服其他的人。阅读清王朝时代中国的许多叙述，人们意识不到中国正处在一个外来民族的统治之下。中国人极为自然地勤于培植这一信念，但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这种说法是极为危险的。当然，征服者承认中国文化居优势地位，并主要依靠业已存在的机制治理国家。虽然如此，我们不要过于为这一现象蒙蔽，因为征服者确实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军事和法律手段维护其特权、优势地位和贡纳。极其重大的变化，诸如满人不可避免地忽略海权，小的变化，诸如采纳满族风格的宫廷服饰，凡此种种均使得清代的中国与明代大相径庭。非常可能的是，人们对满人征服所带来的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13、14世纪蒙古人统治的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类似本章中所描述的对中国历史的这种错误观念，要想予以清除，须得欧洲史学家进行一丝不苟的耕耘、梳理。考虑到18世纪期间欧洲人对中国的广泛兴趣，时至今日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学术了解仍很少，实在令人惊奇。要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必须考虑欧洲思想史、知识史上的某些因素，它们倾向于鼓励人们在研究对它产生不利影响的那些因素的同时研究中国历史。
18世纪期间的学术氛围普遍对中国有利。新的拥有令人瞩目文明的国家的发现，以及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文明被那些养成了“高贵的蛮族”思想的人的罗马化，对未受挑战的基督教优势地位造成了重大打击，并赋予那些信奉自然宗教、反对天启信条的人以力量。因而，总的说来，启蒙运动对进一步挖掘、探究中华文明非常有利。
但随着那一时代过分亲华倾向而来的，不可避免地是朝着相反方向的运动，同时理性主义者中不乏以批判的口气谈论中国的有影响人士。卢梭看不起中国人，因为他们的一切所谓美德都无法使他们免遭被满族人征服的命运。孔多塞与其先辈们一样认为世界的未来图景受制于理性，但反对那种认为许多文明都取得了各自不同的成就的思想，而支持朝着文明成就的高峰单线进步的观念。在其《人类精神进步史概要》一书所概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九个阶段中，中国仍处在原始的农业国家的水平。
19世纪期间，文明进步的这种单线发展观念大行其道，这是可以理解的。工业、社会和政治革命给欧洲带来了引人瞩目的种种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诱使人们把文明形象化为一个标尺，由此衡量出欧洲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要进步得多，而且诱使人按照欧洲的范畴、类别对其他文明作粗鄙的分析，把它们与欧洲文明的早期各阶段相比较。这样一种假说潜存于在欧洲有着重要影响的思想家的作品之中。比如，在黑格尔眼中，人类朝着他自己特别的精神自由观念单线发展；再如孔德，他认为人类经历了三个独立的理智（知识）发展阶段，分别为“神学的或虚构的阶段”、“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阶段”以及“科学的或实证的阶段”，三个阶段呈单线发展，最后达到三个建立在对其本性有着科学理解的公正社会；斯宾塞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认为哲学是各学科原理的综合，并将此学说引入社会学，提出“适者生存”说。著有《综合哲学》、《生物学原理》和《社会学研究》等。则从哲学角度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予以发挥，把人类视为经由社会发展各个阶段单向发展的进程。就此而言，用19世纪的观点看，中国不可能受到很高的评价或被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同时人们易于把研究中国文化视为严肃的史学家真正关心的东西之外的东西，后者应把自己局限于研究充分发展的社会，而把其他社会交由各门正在形成的新学科来处理。这些新学科中有一门是社会学，该词本身就是由孔德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者和社会学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实证哲学教程》等。创造的。民族学也是一门新学科，它成为一个很便当的容器，对非欧洲民族的文化的研究被很方便地纳入这一容器之中。另外，人们确实依然广泛相信，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只适用于那些没有历史的民族，因为“历史本身并不重复”，因而与通过人类学方法对各个社会进行的比较研究并不相容。
在此同时，考古学家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