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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是道士们的斋醮，还是甘露、丹药、房中术，都没能强健世宗那本就孱弱的身体。过度纵欲与滥服药物，只能加速他的生命的逝去。嘉靖四十四年始，世宗就开始重病，次年十月，寿终正寝。此时，距邵元节死27年，距陶仲文死6年。道人既救不了自己的性命，又怎么可能延续别人的生命呢？也许，世宗至死也没有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他也许还梦想着自己即将真的成为“真君”或是“仙翁”呢！
世宗朱厚璁 正德二年（1507）——嘉靖四十五年（1566）谁做我的宠臣（1）
嘉靖一朝，有宠臣，无权臣。世宗虽然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后就一直偏居西苑，但却是乾纲独断，掌控着朝廷大权。这虽然是明代皇权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强的结果，也是世宗自身的性格所决定的。世宗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胜利，让他产生出极强的自负心理。有些学者说世宗是一个“自大狂”。这句话丝毫不错。明末的黄景璁说世宗“集众美自居”，即把自己看做是非常完美的人。实际上，世宗一直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圣人。在有着这样一种心态的帝王手下做大臣，自然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自夸。明代中叶有一位大臣叫做王守仁的，是一个大哲学家、军事家（正德年间他平定了宁王叛乱），世称阳明先生。嘉靖初年他在平定思、田二州的叛乱之后，给朝廷上了一道报捷的奏疏。疏中说了自己“永除百年来两广心腹之患”、“事半功倍”之类的话，结果招来了世宗一顿“近于夸诈，有失信义，恩威倒置，恐伤大体”的责骂。这件事说明，在世宗眼里，没有能臣，只有听话办事的奴才！嘉靖年间，皇帝比较信任的代表性的宠臣，前期有张璁（ｃōｎɡ）、夏言，后期有严嵩、徐阶。张璁、夏言皆以议礼而受宠；严嵩、徐阶的特点，就是都很善于撰写青词。
张璁（1475～1539）：字秉用，号罗峰，浙江永嘉人，后改名孚敬，字茂恭。后来，皇帝在召对时好几次叫他“张罗山”，所以张璁干脆又号“罗山”。据说，张璁身材高大，相貌秀美。20岁左右，他就中了举人。然而，他参加过7次会试，都没有考上进士。于是，他就干脆想以举人的身份向吏部谋一份差使。但是，一个名叫萧鸣凤的御史很会相人，看了张璁的生辰八字后就说：“你还是别去参加吏部的选试了。再过三年，你就可以成进士了。一旦你成了进士，你就和皇帝好得像一个人，天下人没有谁能比得上你了！”张璁勉勉强强地回家世宗出警图（局部）了。3年之后的正德十六年（1521），张璁终于中了进士。张璁以新科进士的身份上疏要求尊奉皇帝的亲生父亲，使他后来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在议礼的过程中，两个御史——段续和陈相——竟要求杀张璁、桂萼以正典刑。一时之间，张璁四面受敌，惟一的支持只剩下来自皇帝的慰问。当时，皇帝对张璁说：“你们不是靠议论我父亲的礼仪而受我的宠幸的，你们只是把该说的正确的话讲了出来而已。你们的忠心和你们的学识品行，都铭记在我的心里。”因此，对于皇帝的服从与感激，就成了张璁后来做官的基本准则。那就是，要无限地服从并报答皇帝，而对于大臣们却表示出极端的蔑视。张璁也在嘉靖六年（1527）升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皇帝对他极其信任，曾对他说：“我写给你的密旨，你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恐怕会泄露秘密。”从张璁的性格看来，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在他作大学士期间，他做了许多事情，比如整顿翰林院庶吉士制度、让科道官互纠。这些措施，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主观意图，却都达到了整顿吏治的效果。但是，张璁倚仗着皇帝对他的信任，在任大学士期间，志骄气横，傲视公卿，根本就看不起别的官员。这在某个方面触动了世宗敏感的神经。嘉靖八年（1529），张璁与首辅杨一清闹矛盾。世宗命令张璁退休回家。可是，张璁一离开京城，皇帝就又对他念念不忘。于是，皇帝问杨一清说：“我现在召还张璁，可不可以？”杨一清自然是不愿意张璁回来，于是便说：“召不召还张璁，是皇帝您决定的事情。只是，刚刚让张璁走，便又让他回来，恐怕变得也太快了一些吧！”皇帝想想也是。但是，过了一两天，还是忍不住命行人司的行人拿了一道自己的手谕，去追了张璁回来。张璁到了天津，接到皇帝的谕旨，便回来了。同样的事，还发生了两次。最后一次是在嘉靖十五年（1536）。所以，张璁一生做官的历程中曾被皇帝三次逐出京城，但是又三次召还。这说明，一方面，世宗对张璁仍是非常宠幸，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总是想杀杀张璁的威风。后来有人议论张璁，就说他根本就不明白要向皇帝表示出一定的做大臣的尊严。其实，这种议论，又怎么能真正理解张璁呢！在张璁看来，他的一切都是皇帝给予的。何况，曾经扶持世宗登上皇位的杨廷和死后还差点要被追惩呢，更别说其他人了。张璁也许深谙其中的道理，才不致于做出愚蠢的对抗皇帝的事来。世宗之下的大臣，谈什么尊严呢？
世宗朱厚璁 正德二年（1507）——嘉靖四十五年（1566）谁做我的宠臣（2）
严嵩：他在明代历史中被视为一个奸臣。在嘉靖朝的后半期，他与陶仲文成为皇帝迷信道教上的左膀右臂。陶仲文干的是道士的活——炼丹；严嵩干的是文人的活——写青词。有点意思的是，两个人在相近的时间里离开世宗的——陶仲文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死了，而严嵩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退休回家了。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故明朝人常称他为严分宜。他是弘治十八年（1505）的进士。中进士后不久，就回到家乡潜心读书10年，练就了一手极好的古文、诗词的工夫。据说，嘉靖朝后期写青词的大臣不少，但往往是严嵩写的青词最世宗入跸图（局部）合世宗的胃口。从嘉靖十五年始，严嵩开始进入政权的核心。当年，他因为文词甚好，被皇帝留在京城主持重修《宋史》的工作。不久之后，严嵩在同乡贵溪人夏言的帮助下成为礼部尚书。严嵩为了取宠于世宗，使尽了浑身解数。他深知世宗的忌好，所以表现得非常的“忠”、“勤”、“谨”。他一做礼部尚书，就上了一道疏。疏中说：“现在的大臣们呀，到最后都是观望祸福，使皇上变得孤立而劳碌。”世宗见后非常高兴，说：“这样的话，已经足够表现出你的忠诚了！”又比如说，世宗经常派小太监去探视夏言和严嵩的举动，严嵩通过结交内廷的太监，总是事先做好准备，深夜坐在家里写青词，而夏言总是茫然不知，酣然大睡。还有一次，皇帝要封严嵩为上柱国，严嵩赶紧请辞，说：“一个国家没有两个‘上’，人臣不应该称‘上’。”要知道，在古代，“上”是臣民们指称皇帝的代词。可以想像，一方面是一个非常善于伪装和取巧的严嵩，一方面是一个略显粗莽的夏言。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谁胜谁负一判立决。嘉靖二十一年，凭借议礼而得宠、当权6年之久的夏言被罢免。严嵩取代了夏言的位置。自此以后的20年，除嘉靖二十四年（1545）到二十七年（1548）的三年，基本上是严嵩一手遮天。在一个极端专制的皇权政治体系里，谁控制着与皇帝沟通的渠道，谁就可能获得权力。从嘉靖十八年（1539）起，世宗就基本上不再上朝了，大臣们基本上见不到皇帝。严嵩却时常能见到世宗，有时皇帝一天可能给严嵩下几道手诏，其宠幸可见一斑。到严嵩年龄很大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坐着小轿出入宫廷。但是，世宗始终没有放权于严嵩。嘉靖二十四年（1545）重新召回夏言任内阁首辅，就使严嵩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据说，有一次为了儿子严世蕃的违法之事，严嵩不得不携着儿子来到夏言的府上，跪在夏言的床边求情。《明史》的编者清楚地指出，这是世宗察觉了严嵩的骄横，所以虽亲礼严嵩，却也不完全相信严嵩的话，偶而做出一些很专断的决定（例如杀兵部尚书丁汝夔、大将军仇鸾），或偶而不同意严嵩的话，以“杀离其势”。
后来，年老的严嵩渐渐失宠。首先，他再也写不出很精妙的青词来。他的青词多是请别的人代写，所以皇帝总是不满意；其次，他最善于揣摩皇帝心思的儿子严世蕃因为要为母亲欧阳氏守孝，不能跟着严嵩办事，所以严嵩拟的旨也往往不称皇帝之心；再次，万寿宫火灾之后，严嵩竟敢糊里糊涂地劝皇帝暂且住到南宫去。要知道，南宫是当初景帝幽禁英宗的地方！这让世宗恼火不已。最后，严嵩之败的关键，是因为在皇帝的身边，出现了另外一个精明厉害的人物——徐阶，渐渐与严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