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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线学与战争的书。
克蓝带她到普罗旺斯去；她这才发现此地的美。星光灿烂的8月夜晚；她可以在阳台上睡觉；而地中海的海水那么温暖；她又开始游泳了。观光客不多；海滩上只有几个英国人。
她写信给伊雷娜：“要是旅馆再像样一点；这里就是最合适的工作场所了。”
她实在太喜欢这地区了；后来就在附近建了一座房子；三面环海；又在旁边辛苦造了一片梯形花园。她热爱房子；这是她对有形实体仅有但却强烈的喜爱；她后来又在布列塔尼买了一幢房子；而在布鲁内的房子也一直保留到她去世。
每次与女儿分开；她总是长篇累牍地写信给她们；给各种详尽指示。这次她很自然地展现慈母风貌；不像以前勉力担负母亲职责。
她谈到“我们酉奄制的东西；有点坏了；要重煮一下。”又教导如何驱虫；抱怨女仆不合作。这些信的语调轻松温和；说明她与伊雷娜的关系有一种与往常不同的温柔。她称伊雷娜“大女孩”；授权她“指挥实验室里的事；别让他们在我走开的时候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我常想起；”她写道；“那一年我们的工作紧张忙碌；很希望收
获丰硕。我也想到你们两人的种种好处；你们给我的喜与忧。你们真是我的一大财富；我希望自己还能多活几年；和你们在一起。我知道你们会欢迎妈妈这老朋友回来；会再次为她尽心效劳。”已经年逾50的玛丽；似乎进入了第二青春期。
她不像以前那么苛责；也不那么忧烦了。她乐见自己“仍然”敏捷、“仍然”年轻、“仍然”能骑马；和伊雷娜一起去滑雪。这情况还能维持多久？总有终了的时候。可是眼前是扎扎实实的生活。一直自认此生多苦的玛丽；其实是热爱生活的。
她仍是那么瘦小、柔顺；常常怀着小姑娘的心情；光脚穿拖鞋走来走去。随着心情的变化；她有时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十岁；有时候又年轻十岁。
现在；她有时得戴眼镜了。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她的名声一度受损；但那又怎么样呢？在横扫整个欧陆、整个时代的战争风暴之后；那件事显得好遥远；好不真实。社会和她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改变了。
她回到巴黎时；胜利的热潮已经消退。巴黎当然仍如庆典般热闹；以后多年也一直洋溢着生活的热情。这时的法国文化既灿烂；人民又富创意；再也没有哪个时期；比20年代更有魅力；更优秀了。可是这些珍珠与钻石却是镶在一件一碰就破的衣服上；后来衣服碎裂；大家亲眼目睹。
不错；巴黎热闹如庆典；但并非人人皆可参与。军火工厂的高技术工人失业了；衣食不周。其他的人也眼看着自己的购买力降低：薪水加了两倍；物价却涨了三倍。
市民分为两个阵营：怕事的和找事的。饶勒斯在他生前最后一场演说中预言：“先是战事；而后是战争引发的疫病；……德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的人民同样感到幻灭；他们会质问领导人；死了这么多人；到底为的是什么。革命运动于是茁壮起来；似乎在向领导人说：‘去祈求上帝和人民的宽恕吧！’”
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如火如荼地展开。列宁将之引进俄国；扎下根来；但在德国革命失败；在波兰遭到排拒；在意大利方向走偏；而在法国；革命根本没有爆发。
法国社会党人以为可以透过民主程序；借选举达到革命的目的；先赢得民众的支持；再推行改革计划。
没想到他们不但没获得多数席；反而比原有的席次更少；在国会350席中仅占约60席。这是1919年11月的事。
1920年初；到处都在罢工。这年5月1日傍晚；全巴黎90％的一般职工和全国70％的邮政人员都罢工了。当时法国的铁路是民营的；“铁路工人联盟”要求收归国有；因而宣布无限期罢工。运输公司、矿场、码头的工人；以及水手、建筑工人等；随后分两波加入行列。
到5月29日；一个月前轰轰烈烈展开的大罢工；竟以大溃败结尾。一个铁路工人工会秘书长自杀；工人运动被压制住了；18000名铁路工人被解雇；罢工结束。
另外一件事却开始了：左派分裂成两个党。社会党加入第三国际；这表示它接受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二十一条。社会党与共产党自1920年起分立；不论是出于偶然；或是当时经济状况所致；
从此形成法国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很多科学家；尤其是玛丽周围的这群；在20和30年代都热心参与政治。他们的立场往往不同；但无损于彼此的友谊。
不过；他们的立场也没有太大的歧异。当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界限不清时；他们也两边来去。
第六部 雕像第十八章（2）
1919年；在法兰西学院担任教授的郎之万签署了一份致俄国知识分子的“同情书”。他听说；革命之后的俄国在一些原本没有研究所的地方设立研究所；又开办工人学校；训练过去没机会念中学的工人。这让他燃起了希望。
他也签署了“知识分子宣言”；抗议对俄封锁。1920年大罢工期间；他在物理暨化学工业学校当教授；当局要求学有专长的工科学生志愿参加维持铁路畅通的工作；郎之万是惟一公开表示反对的教授。
当年郎之万与泰瑞决斗时；与潘勒韦一同担任郎之万助手的何勒；是学校校长。他主张学校停课；以支援学生志愿工作。5月18日；郎之万发表“公开信”；详述他反对的理由。他说这是“把冲突带进学校；强迫还不懂事的年轻人选择立场。他们对劳工的世界一无所知；以后却要成为其中一员；今天他们采取的立场；以后可能为他们制造极大的困扰。我们应尽力让学校维持正常教学”。
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表明政治立场。他的暴烈性格、他的慷慨豪情；他出身贫穷工人家庭的体验；以及他对共产俄国初期的倾心；都是他政治立场形成的因素。当时有很多人像他一样；相信共产主义为俄国带来了正义、公平与人性尊严。
同年；他加入要求赦免“北海叛徒”的运动。所谓北海叛徒；是法国舰队的水兵；拒绝接受指令；向敖得萨（在原苏联乌克兰）开炮。
但在这些事件中；玛丽·居里、皮兰和波莱尔都没有与郎之万齐一行动。这群已经进入生命后半的朋友；仍然像年轻时一样；充满改革的热情；所有的高位、荣衔全没磨损他们的志气。战争只让他们更相信人类的命运与前途有赖科学；因此更重视科学的地位、训练科学家以及从事研究的方法。
他们当然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力之战；也是科技之战。可是郎之万相信；社会必须经过改造；才能给予科学应有的地位和需要的资源。波莱尔则认为；社会结构要由科学来改造。皮兰和玛丽认为要有具体的行动；才会有具体的结果。而法国的科学；处境糟透了。
人力状况方面；10％的成年健全男性死于战争；1911、1912和1913年份的理工科学生；有一半死或伤；受了伤的；再也没有回到学校来。本应成为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的年轻人；就这样流失了。
余下的一半又如何呢？最出色的人才不愿意过学术生涯；因为学校薪水赶不上攀升的物价；于是进入工业界。
研究人员几乎无地位可言。所有无实际利益的研究还是由教书的先生们来做；皮兰说得好：“累死人；头脑也有装不下的时候。”至于资源；1920年；科学院连欠的债都还不了。
在镭研究所；玛丽连一架打字机都没有。还是她头脑灵活；想
到以低价买进战争剩余品；才有了一点点设备；她又以对财政部长紧迫盯人的方式；弄到两部货车。
财政部长曾写了一封很客气的信给她；说愿意提供必要的“贷款、仪器和其他资源”；可是实际能提供的极为有限。
私人捐助也很少。发了战争财的暴发户没有慈善捐款的传统；原来的慈善家又损失了大半家赀。
就算有人资助科学；也宁愿资助纯医学研究。1920年；罗思蔡尔医生捐出一大笔款子；组成基金会；资助放射线治疗法的研究；命名为居里基金会。虽有这样的名义；其实钱是用来奖助镭研究所的特定部门：雷高德博士主持的生物暨医学研究所。
这方面的研究不属于玛丽的范畴；镭与医疗发生关连；在她的事业中一直是个偶然；她真正想做的是成立纯粹研究放射性的实验室；传授她发展出来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技术；与放射性的实际用途全然无关。
可是通货膨胀的结果；她领得的年度经费只够买两架测度仪。
巴黎也许始终繁华灿烂；但法国科学贫血。面对这样的事实；她的勇气、决心和自信都失去了力量。能向谁求助呢？
最积极的科学家到处写文章、发表演讲来示警：不论从国家声望、工业竞争力或社会进步来看；不肯投资于学术研究的国家就是一个没落的国家。
今天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了解这一点；可是在20年代；这还是个新鲜说法。很少法国人会把德国的强大与它在19世纪的科学
优势联想到一起。
更没有人注意到德国的科学优势是怎么建立的：德国的大学组织完善、设备足够、公私立研究机构员额很多；而产业界也相当支持学术研究。因此能吸引德国甚至外国的最优秀人才。
英国看出德国已居优势；便成立了好些教学及研究机构；其中之一便是卢瑟福所属的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战后英国也继续发展扩充。
而法国呢？政坛人士说；科学家反复弹“国家声望”或“产业竞争力”之类的老调；可是他们实在看不出；国力与科技进展有何相关。他们认为国力即军力；而法国军队不是刚证明过是世界最棒的吗？
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