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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您的手。”
但是玛丽康复之后；觉得可以面对巴黎了。她可以回去。1912年10月；她回到贝松路的公寓；距离上一次在实验室的本子上做笔记；恰好过了一年。下一次做笔记是在1912年的12月3日；她又牢牢掌握住自己了。她并且重执教鞭。
在科学部的个人资料档案里；列明了她的姓名、职称、荣衔、学历等；另有一项“职务暂停栏”；注明自1912年1月1日至同年8月1日；她因病未任职。此后她再也没有离开工作岗位。
由她签署的1912—1913年实验室报告看来；她已经重建了与大学当局的正常关系：她极力争取更多的经费。
玛丽·居里已经不需要在科学的领域里证明自己的能力；她的国际声誉前无古人；当世亦无匹；更随着镭在癌症治疗上的应用成功而日隆。其实；这时候人类不过刚开始发现放射性的奥秘而已。
可怪的是；镭大放异彩而研究镭的科学家经费比以前更少。不仅因为放射性物质价格飞涨（全世界对这东西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产量增加有限）；也由于经费优先供给医学机构；物理实验室遂无经费可培训及聘请研究人员；也买不起愈来愈精密的设备。
巴斯德曾称实验室为“未来的神庙”；这场实验室的战争玛丽全程参与。她的坚强意志又回来了；似乎决心不放弃一寸土地；反而要扩充更远。全靠私人基金支持的巴斯德研究院；与梭尔邦大学达成的一项协议；让她有了抗争的工具。
原来巴斯德研究院的院长早就想聘玛丽过去任职；但巴黎学会（Académie de Paris；监督各校学政）会长不愿让梭尔邦失去她；于是同意成立镭研究所；与巴斯德研究院分担经费。所内分两组；一组由玛丽领导；从事物理及化学研究；另一组由雷高德医生负责；作医学与生物学研究。镭研究所的两个部门所在的那条路；命名为皮耶·居里路。
所有的计划、建筑、营造等事宜；都需要玛丽全心投入。她甚至在造园工程上运用了她的科学方法：两栋建筑的地基还没打；她便命人种下了菩提树；等她正式迁入时；树已经长得相当高了。研究所建筑期间；工人常看到她步行穿过工地；常常是冒着雨、踩着泥；甚至攀上脚手架。
巴斯德研究院一个名叫拉卡撒尼的学生曾经这样记载：每周五的下午；各营造商会在工地碰头；像是举行某种仪式一般。我是四天前自里昂来的；（1913年）11月7日；我陪雷高德医
生去参加这户外的集会；居里夫人也来了。她是个虚弱的女子；穿一身黑衣；脸色很苍白。
那时她46岁———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可是我惊讶于她看起来那么年轻；温柔而有魅力。
她已经复元了。在一次赴恩加丁（Engadine；瑞士名胜）的旅行中；她和两个女儿一道爬山；还有一位说德语的旅伴。伊雷娜和夏芙觉得这位先生很好玩；他总是心不在焉地在山岩之间乱走；还对她们的母亲说：“你看；夫人；我要知道的正是当电梯自空中落下时；里面的搭客会如何。”这位先生是爱因斯坦。
她曾赴华沙去为一间实验室揭幕；并首次以波兰语在那儿发表科学演说。接着她到伯明罕去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她写信给伊雷娜；愉快地叙述典礼的过程；还带给伊雷娜一个盼望已久的消息：以后写信到伦敦给母亲；透过艾尔顿夫人转交；可以写“居里夫人收”———“仆人现在都知道我的名字了；所以尽管用没关系。”
斯克洛道斯卡女士退场。居里夫人重获自由。卢瑟福的一个朋友和劳伦兹、索迪都参加了伯明罕的学位授赠典礼；这位朋友描写当时对玛丽的印象说：“害羞、矜持、自制；充满高贵气质。每个人都想看她；看得到的却极少。记者想采访她；居里夫人却大赞卢瑟福；技巧地闪避了他们的问题。这可不是他们想听到的；可也没办法了。”
“我促请英国民众密切注意卢瑟福先生；”她是这么说的；“他在放射性方面的研究让我非常惊讶。可能很快就会有重大进展；
镭的发现只不过是起始的一步而已。”
卢瑟福那时刚发现原子核。他发明的方法至今物理学家仍然沿用；程序之一是利用辐射线冲击物质。当时有一个名叫波耳的丹麦物理学家；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后来是他把量子理论引用到卢瑟福的原子模型上；而建构出原子的“行星模型”的（根据量子论；物体只会在特定不连续的能量下；才会释出和吸收辐射线。）。
卢瑟福的实验促成了后来的原子能运用；他并没有江郎才尽；玛丽也没有。
然而有别种力量把他们两人拉开；让他们不得沉醉于纯科学的愉悦之中。
第五部 间奏第十七章（1）
1914年春天；当时法国总统普恩加莱的夫人说：“我们需要好好打一场仗；并且把饶勒斯赶走。”
这位爱护动物的高贵女士；不久便如其所愿。不过；且不要责怪她说这样的话；她不过是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罢了。当时欧洲普遍渴望战争；虽然大家还是继续筹划未来、结婚成家、造屋垦地；并且也期待和平。
至于玛丽；她正在监督工人为居里研究所做内部装修。1914年6月28日；星期天；她如常买了一份《时代报》；读到奥匈帝国皇太子斐迪南夫妇遭到暗杀的消息。凶手是一个塞尔维亚学生；暗杀地点在波斯尼亚。
那几天；玛丽和友人都很忧虑。巴尔干半岛有火药库之称；1908年奥匈帝国吞并的波斯尼亚；是塞尔维亚人所居；自此更成动乱的中心。奥国皇帝会不会藉此出兵惩罚塞尔维亚？若是出兵；战事会
不会扩大？
没想到素来不满斐迪南婚事的奥国皇室；只为皇太子举行了三等亲王的葬礼。到7月4日；巴黎报界的观察家认为“奥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已经消弭于无形了”。
7月15日；法国的中产阶级放心度假去了。玛丽也让两个女儿由厨子和女家庭教师陪同前往布列塔尼；她自己则打算月底再去与她们团聚。
法国报纸上仅零星谈到国会辩论增加军费的事。其实拟议增加的款项只是用来更换步兵野战服；不过辩论中却有些出人意表的交谈：
“要把这些危险的红色裤子统统换掉；需要多久时间？”“3到7年。”
“要是在那以前发生战事怎么办？”
参议院猛烈抨击军方行政。一位参议员说：“如果战争爆发；我国的士兵只有一双鞋子可穿；另外有半双三十年前制造的靴子。”
7月23日；时代报社论指出；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提出的最后通牒“语气强悍、要求无理至极”。在各报中；惟有《时代报》指出此点。
7月26日；星期天；各报忽然都以头版刊出俄国开始动员的消息。报纸形容俄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装备齐整”；颇欣慰于“俄国对塞尔维亚的摇摇欲坠并非无动于衷”。惟独饶勒斯写道：“现在我们仅存的希望是这威胁世界的灾难太过巨大。”他呼吁“所
有的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或许可以防止这可怕的噩梦成真”。
巴黎人齐聚在各报社前的大道上；等候最新消息。7月28日；星期二；塞尔维亚拒绝了奥国的最后通牒。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发炮弹在贝尔莱德（南斯拉夫首都）发射。
巴黎的家庭主妇立刻把杂货店里的商品抢购一空；鞋店里大家争购好走路的鞋。
极右派的《自由言论报》刊出德里安上校的文章：“和每位法国人一样；我切望维持和平；但如果德国真要一意孤行；打算挑起战争；我想我们是毫不畏惧的。”德里安于1916年3月阵亡。
《激进报》也有类似的言论：“暴风雨来了；但我们的船只经得起惊涛骇浪。大家各就各位；升旗出发吧！”
《灯塔报》也说：“不管我们多爱好和平；也有不得不战的时候。此时；战争便是我们最神圣的职责。”
在柏林；德国社会党人发起了29场集会；表示反对战争。但他们把一切归咎于奥国和俄国；全不指涉德国自身。饶勒斯则在布鲁塞尔称赞法国政府“追求和平、致力和平”。
社会主义国际失败了。就连在这个组织内部；也没能消除民族主义情绪；更不要说在工人阶级中形成跨越国界的团结；以阶级战争取代国家战争。国家战争现在成了圣战；代表着英雄气概、自我牺牲；和对国家的责任。
全法国弥漫着这样的气氛；原本主张和平的人；在接到征召令时都义无反顾地上战场去了。参谋总部原本估计会有14％的后
备军人会拒绝接受征召；结果是只有13％的人不到。7月30日；居里研究所全部完工。玛丽偕同德比纳巡视了一番。就在两年前；她曾经失去一切；现在又重新掌握住了。这栋建筑是她东山再起的最佳象征；她将在此指挥三十多位研究人员工作。大门外镌着“镭研究所”；演讲厅外题着“居里厅”；若说生命有什么意义；这就是她生命的意义；是她发号施令的所在。
她当然知道一场没什么道理的战争可能就要爆发；可是她不愿相信。她身边的朋友也一样。波莱尔夫妇去了布列塔尼；皮兰那天正要离开。玛丽路过歌剧院；还买了一张8月1日的戏票。结果没能去成。
7月31日傍晚；饶勒斯遇刺身亡。第二天；法国与德国各自动员部队；一场牵涉二十七国、杀死一千万人、改变数国疆界的大战就在眼前。
法国和德国双方都以为短期之内即可取胜。《费加罗报》形容军事动员的首日；“巴黎旗帜飞扬；有如节日般喜气洋洋”。玛丽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比较冷静：“虽然很多人纷纷出城而去；巴黎仍很平静。”
可是邮件不通了；布列塔尼的人只知道警钟已经敲响；却不知实际状况。妇女忧愁哭泣；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