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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说，只是一瞬间，“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第三，反帝斗争要分清敌友，不要盲目排外。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国家里的人民，应该区别开来，不能一锅煮。他对帝国主义分子——“捕头，商人，和看见学生的游行而在屋顶拍手嘲笑的娘儿们”，表示了极大的憎恨，但是，“英国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国际工人后援会为声援“五卅”惨案在《致中国国民宣言》中说：“现在我们代表全体会员，……同你们一致抗争。”我们跟“掠夺中国人民并且亦就是掠夺我们的那班东西毫无关系”，“你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你们的战争就是我们的战争，你们将来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鲁迅特别指出，在宣言上签名的有英国著名戏剧家、批评家萧伯纳和法国进步作家巴比塞，这些人“现在都出而为中国鸣不平了”！在“五卅”运动高潮中，很容易产生盲目的排外情绪，他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反帝思想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轫于青年时代。经过二十多年的革命实践，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随着“五四”以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马列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鲁迅的反帝思想也不断地向前发展。南京路上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枪声，黄浦江畔卷起的反帝怒潮，预告着一个新的反帝高潮已经到来。这时，鲁迅的反帝思想已经把重点从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转到要求“以血偿血”，强调把反帝斗争不妥协的长期进行下去，直至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
从驳斥“赤化”烂调到揭露诬蔑者嘴脸
十月革命后，北洋军阀跟在帝国主义屁股后面，把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诬蔑为“过激”、“赤化”，并往往把它作为排斥异己、迫害革命者和镇压群众运动的一种口实。北洋系各派军阀，不管反动的或开始倾向革命的如国民军，都害怕跟“赤化”沾边。吴佩孚为了宣传“讨赤”，甚至“考证”出“赤化”的祖先是史书上作为邪恶代表的蚩尤。他在北京怀仁堂一次宴会上大放厥词，说：“赤化之源，为黄帝时之蚩尤，以蚩赤同音，蚩尤即赤化之祖”《赤化过激都是国粹》；《向导》周刊第一六一期（1926年7月7日）“寸铁”栏。。对于这种恐“赤”病、仇“赤”症，以及荒谬绝伦的“赤化源流考”，鲁迅在《马上支日记》里给以辛辣的讽刺：“今年春天，张之江督办明明有电报来赞成枪毙赤化嫌疑的学生，而弄到底自己还是逃不出赤化。这很使我莫明其妙；现在既知道蚩尤是赤化的祖师，那疑团可就冰释了。蚩尤曾打炎帝，炎帝也是‘赤魁’。炎者，火德也，火色赤；帝不就是首领么？所以三一八惨案，即等于以赤讨赤，无论那一面，都还是逃不脱赤化的名称。”“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竟然在“通缉令”中制造谣言说，共产党“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当时，在南方革命形势推动下，国民军开始倾向革命，北京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日益高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面临覆灭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直系吴佩孚和奉系张作霖消除前隙，勾结起来，妄图消灭国民军，以巩固其对北方的统治。“讨赤”，就是他们发动战争所竖起的一面黑旗，也是段祺瑞屠杀群众的一种藉口。虽然，直、奉、皖各系军阀都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阴谋镇压，但所谓“讨赤”云云，无非是他们政治斗争的手段和维护统治的权术而已，受害的却是广大群众。对北洋军阀玩弄的这一套反革命把戏，鲁迅洞若观火，他在《如此“讨赤”》中尖锐地指出：“京津间许多次大小战争，战死了不知多少人，为‘讨赤’也；执政府前开排枪，打死请愿者四十七，伤百余，通缉‘率领暴徒’之徐谦等人五，为‘讨赤’也；奉天飞机三临北京之空中，掷下炸弹，杀两妇人，伤一小黄狗，为‘讨赤’也。”这确乎是入木三分的讽刺，揭示了张作霖、吴佩孚之流“讨赤”的反动本质。
英、日帝国主义在“五卅”惨案中，为了给屠杀寻找理由，编造了中国“赤化”、“暴动”的神话。意大利公使翟禄第（领袖公使）在访问段祺瑞时，竟以罢工扩大“显有赤化背景”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7册第171页。为借口，妄图干涉中国内政。所以，在有些人错误地斤斤于辩白中国没有“赤化”、没有“暴动”的时候，鲁迅理直气壮地质问说：“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记得新希腊人也曾用兵器对付过国内的土耳其人，却并不被称为暴徒；俄国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没有得到别国开枪的惩罚。”为什么中国人要遭受屠杀呢？这“就因为我们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缘故”《华盖集·忽然想到（十至十一）》。，帝国主义是欺软怕硬的。鲁迅从希腊独立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中，认识到应该怎样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一些御用的文人学者，也跟着主子鹦鹉学舌，他们诽谤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把思想界赞成共产主义者或异己者诬蔑为被苏联卢布所收买。胡适、陈西滢、徐志摩之流，摆出一副超然的学者风度，调和平正之状可掬，但在反共上，倒都是直言不讳的。1925年春夏间，徐志摩出国途经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撰写一组《欧游漫录》的文章，发表在《晨报副刊》上，把社会主义的苏联描绘成凄惨冷清而又残酷无情的国度，尤其是《欧游漫录（十一）——托尔斯泰》和《血——莫斯科游记之一》《晨报副刊》1925年8月1日、6日。，更是对苏联的恶毒攻击。他以托尔斯泰的卫士自居，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是要造成“一座血污海”。鲁迅在《并非闲话（三）》中剥下了这个托尔斯泰卫士的画皮，他嘲讽说：“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做屏风。”在此前后，鲁迅却不断的歌颂十月革命，跟徐志摩等形成鲜明的对比。徐志摩回国后就主编《晨报副刊》，并在该刊组织所谓“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讨论中，有的人攻击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是独出心裁的，说什么“帝国主义的国家仅仅吸取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然收买我们的良心，腐蚀我们的灵魂。”奚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晨报副刊》1925年10月8日。鲁迅在《十四年的“读经”》里，不仅驳斥了这类“被卢布换去了良心”的谰言，而且揭露了这类人大抵都是孔孟之徒，他们从“读经”里学到一套为人处世的哲学。他们的反共，不过是仰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鼻息而已，一旦形势变化，“共产”胜利，他们就会摇身一变，进行政治投机，“多数主义虽然现称过激派，如果在列宁统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鲁迅的辛辣讽刺，无情地揭穿了这类人朝秦暮楚、毫无特操的嘴脸。
当时，被卢布收买之类的谎言，几乎成为思想界诬陷异己者的时髦法宝。由于《语丝》上揭发《现代评论》接受段祺瑞津贴一事，唐有壬就反咬一口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1925年5月18日，唐有壬写给上海《晶报》的信。陈西滢在一篇讨论“节育问题”的《闲话》中，居然也扯到卢布上来，说什么由于生活问题，依附军阀和依附洋人便成为许多人的惟一路径，并血口喷人地说：“就是有些志士……他们自己可以捱饿，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呵！就是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也何尝不是如此。”《现代评论》第3卷第74期（1926年5月8日）。对于这种贼喊捉贼的伎俩，鲁迅在《如此“讨赤”》和《新的蔷薇》中，通过教育界一些人争夺俄款委员会委员职位的事实，争夺苏联退还庚子赔款的事实，嘲讽地指出，“而今而后，……不至于再称异己者为‘卢布党’欤？”对于陈西滢之流诬陷别人拿卢布的谣言，鲁迅指出：他们的行动和主张，都是“一钱不值”的，并幽默地揭露他们的行径，正是所谓赵子昂画马，恰恰从“镜中照出来自己的形相”。
诚然，驳斥“赤化”谬论，揭露诬蔑者卑劣伎俩和丑恶面目，在《华盖集》及其“续编”中，鲁迅并无专文论述和正面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往往是顺笔刺之，但在字里行间，其政治倾向性竟是如此的鲜明。这里应该联系鲁迅同时期为《苏俄文艺论战》、《十二个》和《争自由的波浪》所写的序言和后记来考察。在这些序言和后记中，鲁迅公开地赞颂十月革命，指出俄国1917年2月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算不得一个大风暴”，只有到十月无产阶级革命，“才是一个大风暴”，它“怒吼着，震荡着，枯朽的都拉杂崩坏”，是资产阶级革命所无法比拟的。这里不仅仅表现了鲁迅的政治态度，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的思想深度，他对十月革命的礼赞是建立在深刻认识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因此，当直奉联军盘踞北京，以“赤化”罪名迫害、屠杀进步人士，使北京陷于军事恐怖统治的时期，北京反动报纸也大肆宣传苏联内部的“黑暗和残酷”。鲁迅结合对《争自由的波浪》一书的分析，尖锐地指出，“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过去的“改革者大概就很想普给一切人们以一律的光明。但他们被拷问，被幽禁，被流放，被杀戮了。要给，也不能。这已经都写在帐上，一翻就明白”。这就深刻地阐明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和血腥镇压，激怒了并且从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