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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89年第12期）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鲁迅杂文——一代诗史（1）
鲁迅曾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且不论，我由此却想到：鲁迅才真是改革文章的大师。当鲁迅写作杂文之前，千古文章，作来作去，曾经作成“八股”，“八股”废后，文章又该怎样作，曾是“五四”前夕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问题。
有人是主张继续作那桐城派的古文的。当时桐城文章满天下，作者很不少。例如桐城派的门人之一的严复，翻译外国著作，用的就是古文。“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功力不可谓浅；但是，译出之后，广大读者“往往不可猝解”，而且“訾其艰深”。《群己权界论·凡例》。另一个桐城派的后继者林纾，翻译外国小说，也是全用古文。其译述之多，也极一时之盛。但是，曾几何时，林译小说，已如云烟过眼。古文之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此可见。事实证明，经过维新运动，不但“八股”废而不用，即使是高于“八股”的桐城古文，也不可能再作下去了。
代之而起的该是什么文章呢？桐城派的作者之外，当时主张继续写作古文的代表人物还有章太炎。桐城派是取法唐宋的，章太炎则认为唐宋不足谈，说唐宋之文，“廉而不节”，“肆而不制”，“清而不根”。“有其利，无其弊者，莫如魏晋”。《国故论衡·论式》。魏晋文章，如嵇康阮籍之作，在当时来说，是有些新思想和新风格的，鲁迅也说过他们的思想比较“新颖”；但是，时代已是近世，上追魏晋，就等于倒退。而且太炎为文，又好用古字，比严复的文章，还要难懂。这样的古文，同样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这时虽作古文而有所革新的，是维新派的人物梁启超。关于他的文章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作介绍。他说：
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只为野狐禅。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
从这些话看，梁启超的主张，是和桐城义法背道而驰的。这样的文章，在那个时代，也确实有些特色；就文体说，也可以说是新的创造。但是，这样的文体，无论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也都不能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虽号“新文体”，其实并没有真正脱离古文的旧调。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说明：单是古文自身的改良，已经无济于事了。白话要代替文言，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问题还在于：什么样的白话才能代替文言。
戊戌政变前后，曾经有过白话运动，其后白话书报也曾出现不少。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举过《白话丛书》的序文的例子，可见此种白话文章的一斑：
梅侣作成了《女诫》的注释，请吴芙作序，吴芙就提起笔来写道：从古以来，女人有名气的极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女诫》是女人最要紧的书，……
周作人说：这种文章是“由古文翻白话”，“仍然是古文里的格调”。也即是说，形式是白话，其实仍是古文。这样的文章当然也不可能适应新的时代需要。
鲁迅在辛亥革命之前，也曾用古文写作。但他不是用桐城派的古文，也不是梁启超式的“新文体”，而是受过严复、章太炎影响的写得相当古奥的文字见《集外集·序》。。鲁迅还曾用这样的古文和周作人一起译过一部《域外小说集》，结果也是失败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千古文章，“老调子”确实“已经唱完”，此后的文章必须别开生面。
二、一代“诗史”
五四运动前夕，胡适、陈独秀等提倡新文学，白话文的作者多起来了，这时候，中国的文体，才发生了新的变革。也就在这个时候，鲁迅开始了杂文的写作。从此以后，杂文便成了鲁迅一生最主要的“业绩”，其中凝结着鲁迅一生最主要的精力。正像唐代诗人杜甫几乎将全部思想感情一寓于诗那样，鲁迅也几乎是把全部思想感情都倾注在杂文里。针砭时弊，论证古今，释愤抒情，嬉笑怒骂，内容之丰富，笔法之多样，都是前所未有的。就其广度和深度看，像这样的杂文，我以为可以看做一代“诗史”。
当然，鲁迅关于自己的杂文，曾经谦言：“不敢说是诗史”，只说：“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且介亭杂文·序言》。但在我看来，应该说就是“诗史”，而又不仅是“诗史”。其内容之丰富，是超过了过去所谓的“诗史”的。
首先，在鲁迅的杂文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
鲁迅从一开始写作杂文，便指向了广泛的社会锢弊。尽管他说当时在《新青年》的《随感录》里“作些短评”，“所论的多是小问题”，例如，“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鲁迅还说这些文章都是“应时的浅薄的文字”，并且认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应与时弊同时灭亡。”但今天看来，这些所谓“浅薄的文字”，却是一面时代的镜子，虽然时过境迁，仍能从中看到“时代的眉目”。
鲁迅把这类文章叫做“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鲁迅对于自己的这些文章虽然不甚满意，但他对于写这类文章却是看得非常重要的。他在后来的一封书信里说过：“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他说他之所以要办《莽原》，“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目的是：“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两地书·十七》。又在《华盖集·题记》里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以看出，鲁迅写杂文，办刊物，目的都在对于社会、对于文明进行批评。鲁迅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在他的杂文中占了最大的比重。从“胡须”到“牙齿”，从“他妈的”到“费厄泼赖”，几乎无所不谈。《坟》里有《说胡须》、《从胡须到牙齿》、《论“他妈的”》等篇。在这些文章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写于1925年的《灯下漫笔》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例如其中一段：
……太平的景象还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
这是鲁迅对于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统治下的旧中国社会的概括，也是对于所谓的“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的概括。鲁迅在1925年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于旧社会旧文明的批评何等深刻。他对于中国的精神文明有深刻的了解，对于中国社会的状况也有深刻的观察，对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都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的批评也就不是泛论，而是触及了阶级压迫和民族侵略的实质。也因此，他对于那“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外国人十分憎恶，而对于那“诅咒中国的现状者”，则认为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鲁迅写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目的，是和他写小说一样，都是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所以，当他指出旧社会旧文明的实质之后，便又说道：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鲁迅当时还是进化论者，他把改造社会的希望主要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在今天看来，虽然缺乏阶级观点，但在那个时代，在知识青年比较觉悟的时代，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像这样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纵读古今，大抵都是针对时事。不过，这些早期的作品，一般说来，虽然涉及了时事，却还较少直接触犯当时的政权。大约到了1925年之后，鲁迅的批评就往往和当时的当权者短兵相接了。在“女师大事件”中，在“三一八”事件后，鲁迅从亲身的经历中写出了好几篇直接干预时事政治的杂文。例如正当鲁迅写那《无花的蔷薇之二》的时候，“三一八”事件发生了。鲁迅的杂文对于这一事件作出了最及时的反映：
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
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
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灵魂，是不相通的。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鲁迅杂文——一代诗史（2）
又一段：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鲁迅这篇文章可以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