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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呐喊·自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即使是一次专业的选择，也表现出了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
鲁迅主张向西方文化学习“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而决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拜倒在他人脚下。在《狗·猫·鼠》中，涉及德国德恩哈尔特的著作《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鲁迅在讲述了该书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狗与猫“结怨”的故事后，评价说：“日耳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这段话，充分显示了鲁迅在《拿来主义》中提出的“沉着，勇猛，有辨别”的品格。此外，在《琐记》中，鲁迅借对江南水师学堂“桅杆”的说明之机，抨击了日本人安冈秀夫在《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中对中国人的恣意诬蔑。
承认西方文化整体的先进，虚心学习，积极吸纳是必要的，但也决不是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在学习的同时还要勇于创新，勇于超越，在这方面鲁迅是我们的楷模。在小说创作上，鲁迅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朝花夕拾》的创作，显然受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的影响。并且有些方面则表现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朝花夕拾》中的十二篇文章，1928年由未名社正式出书之前，先后都在《莽原》发表过。《出了象牙之塔》由鲁迅译，并于1925年12月由未名社出版。据未名社成员、《莽原》负责人之一的李霁野回忆说，《朝花夕拾》和鲁迅的一些杂文显然受到了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的影响，但某些方面又有超越。他说：“我们也同鲁迅先生谈过《出了象牙之塔》的文章风格。我们说先生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杂文，甚至《狗·猫·鼠》这样别开生面的回忆文，似乎受了一点本书的影响，但是思想意义的深度和广度，总结革命经验的科学性，坚持韧性斗争的激情，都不是《出了象牙之塔》所能比拟，先生倒是也不否认的。”李霁野：《鲁迅与未名社·未名社出版的书籍和期刊》。这就是鲁迅，一个不断吸收前人优秀文化成果，又不断超越前人的世纪文化伟人。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文化文献审美—《朝花夕拾》价值论（3）
在《朝花夕拾》里，还表现了鲁迅对健康清新的民间文化的肯定和赞扬。其中有记载古代神话故事的《山海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指出，《山海经》属“‘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所以把它放在民间文化之列。有绍兴地方戏中的《无常》、《女吊》；《女吊》，载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有迎神赛会的“五猖”神、“梅姑”神故事；有民间“花纸”——剪纸艺术的“八戒招赘”、“老鼠成亲”；有猫教虎艺之类的民间故事等。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作详细论述了。
《朝花夕拾》的文化价值还表现为：在不足五万字的篇幅里，形象生动地记录了鲁迅文化思想发展的轨迹。《琐记》中的“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标志着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南京求学的“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见《琐记》）；《藤野先生》中“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标志着鲁迅对“实业救国”的否定（即从“兴业”走上“立人”）。《范爱农》中的范爱农“淹死”“水里”和《后记》中对于“徐（即世昌）大总统的哲学”的嘲讽，标志着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否定。这里的“否定”所指的是：鲁迅认为辛亥革命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其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篡夺。《小引》中象征、暗示手法表达的思想内涵，标志着鲁迅对蒋氏政权的否定。
对于前面三个否定，想必人们不会有什么异议。《小引》是否具有对蒋氏政权的否定性质，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具体说明。先说暗示。其一是：《小引》开宗明义点出了鲁迅当时的心态——即“离奇”和“芜杂”。它们指的什么？由于当时的白色恐怖，鲁迅不能“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然而作为战士的鲁迅，是不会长期沉默的，终于在三个月以后，“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这就是《而已集》中的众多篇章，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小杂感》。该文共有二十节小杂感，内容的确“芜杂”，是鲁迅对古今中外的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形象把握和哲理概括。其中一部分尖锐而深刻地表达了鲁迅对蒋氏集团的否定。文章的第六节对“演讲录”的嘲讽，第七节对“阔的聪明人”的揭露，矛头所向，直指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这是为大家公认的事实。而第二、十一、十四、十九节，也暗示了蒋氏集团的骗子嘴脸和白色恐怖政策。
其二是：《小引》把被国民党控制的“中山大学”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厦门大学”以及国民党在广州城头“鸣叫”的飞机和奉系军阀在北京城上“旋绕”的飞机相提并论，其否定之意是不言而喻的。鲁迅在1927年4月26日给孙伏园的信，更是它的最好注脚。信中说，中山大学“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其三是：《小引》说，当直奉战争期间，鲁迅还写了一篇散文诗《一觉》，而“现在是连‘一觉’也没有了”。孙玉石认为，《野草》“也唱出了由于看到青年的觉醒和反抗而产生的喜悦的深情，”“《一觉》就是这种觉悟歌唱的记录。”孙玉石：《〈野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鲁迅当时相信社会进化论，常常寄希望于青年。鲁迅这里所说的“连‘一觉’也没有了”，一是指他的“喜悦”心情没有了，有的是“离奇”和“芜杂”；二是指他过去的社会进化论遭到“轰毁”——再也不去笼统地认为“青年必胜于老人”。鲁迅后来在回顾自己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心情时说：“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三闲集·序言》。这里表达了对蒋氏政权统治下“告密”、“捕人”恐怖政策的否定。
其四是：《小引》在谈到为什么把书名改为《朝花夕拾》时说，“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为什么？后来鲁迅在《小杂感》里写道，“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这是对“不能”“带露折花”的最好注脚。在《小引》中，鲁迅还说，由于无法“带露折花”，只能“编编旧稿”，“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所有这些都是对蒋氏政权名为“共和”，实则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揭露和抗议。
此外，我们认为，《小引》还使用“象征”手法曲折地表达了作者面对革命受挫，却依然保持乐观主义的情绪。其中有一段关于盆景“水横枝”的描写——“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很可以驱除炎热的”。我们认为，这里的“水横枝”象征着生命力的顽强，象征着人民革命力量的顽强。正如鲁迅在《野草·题辞》中用“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的诗句，象征革命力量的蕴藏是一样的道理。《野草·题辞》写于4月26日，人们公认它是一篇象征主义作品。《朝花夕拾·小引》写于5月1日。其间相隔只有五天，而且，这五天内鲁迅再没有其他任何创作，它们之间在创作方法上的联系和延续是很自然的了。
也许有人会发出疑问：果真这样，岂不是说明鲁迅在写作《朝花夕拾·小引》时，就具备了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倪墨炎认为，鲁迅由社会进化论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其“质的飞跃”发生在历史大转折的1927年。倪墨炎：《鲁迅后期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李泽厚则认为，鲁迅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早在1926年以前就有“量的积累”，终于“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个飞跃的起点似应从1926年冬离厦门前后算起。”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79。鲁迅自己对此也作过说明，他说，“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而已集·答有恒先生》。由此可见，鲁迅在写作《朝花夕拾·小引》时，具备马克思主义思想大概不会有什么疑问了。因而《小引》用暗示、象征手法，表达鲁迅对蒋氏政权的否定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是《朝花夕拾》的文献价值。鲁迅说，《朝花夕拾》是“回忆的记事”，《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这虽然不能理解为它就是自传，但是它毕竟为后人提供了有关鲁迅生平的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它是鲁迅惟一的一部以自我经历为内容的回忆性散文。其中的前六篇，记录了鲁迅童年生活和所受的影响。李泽厚认为，“自弗洛伊德学说在西方广泛渗入文艺研究和作品、作家分析后，童年决定性影响被极度歪曲和夸大，无疑是错误的。但在我们这里，童年——少年期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