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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鲁迅前期思想是与中国封建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各主要部分、在其根本性质上尖锐对立的思想系统，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锐利武器，是中国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表征。他的社会思想、社会伦理道德发展进化观，与封建意识形态的保守、守旧的社会习惯心理、与封建思想的机械性质和形而上学的性质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并以此揭露了封建传统观念的陈腐性；他的以“幼者”为本位的思想与封建的以“老者”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并以此揭露了封建传统对新生代的思想摧残和精神戕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并以此揭露了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个性的摧残，揭露了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他的以“下”为本位的人道主义思想与以“上”为本位的封建等级观念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并站在下层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对封建统治者的专横进行了控诉。
鲁迅前期思想反封建的深刻性，不仅表现在它的各个主要组成部分，而且表现在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及联系方式上。他的社会思想、社会伦理道德的进化发展观念，作用于他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使其与中外许多思想家的抽象、静止的人性论有所不同，使他严格地从当时反封建斗争的历史需要表现人的精神发展，并且仍然不把这种精神发展的特定历史需要作为“理想的人性”，杜绝了在畸形社会和畸形社会思想环境中寻找抽象的完美人性的愚蠢做法。他的个性主义作用于人道主义，使他的人道主义不但与托尔斯泰主义有着质的差别，同时也与西方现实主义时代以同情怜悯小人物为主要特征的人道主义思想有所不同，与中国当时的许地山、冰心、王统照、叶圣陶等现实主义作家以“爱”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思想有所不同。较之他们，鲁迅更强调个性主义的抗争，更强调“憎”的必要，他反对为了“爱”而牺牲个人的意志和个性。对于陷于封建思想汪洋大海包围中的觉醒知识分子以“少数”临“多数”的斗争环境，鲁迅的思想较之上述所有作家的思想有着更大得多的适应性，因而呈现着更强烈的战斗性和反抗性。他的人道主义作用于个性主义，使他的个性主义不但根本不同于尼采主义，而且也与拜伦等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个性主义思想不完全相同，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浪漫主义者的个性主义也有所不同。较之他们，鲁迅对广大下层劳动群众的命运有着更强烈的关注，对他们的悲惨命运有着更深挚的同情。在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结合方式上，鲁迅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有所不同。他不把个性主张和爱人的主张融为一种思想主张，从而削弱了二者彼此的尖锐性，他同时把握着这两个极端的、似乎难于并存并容的思想形式，同时介绍着外国的尼采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这两种尖锐对立的思想学说，同时宣扬着大憎和大爱。在《狂人日记》等作品中他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在反封建思想的“孤立的个人”一边，而在《祝福》等作品中又把最深厚的同情赋予了受苦受难的下层劳动群众，这实际上是把反封建思想斗争中的最坚定的思想立场（觉醒知识分子的“孤立的个人”的立场）同最广大的人民的社会立场结合了起来，并且保持着二者的最大鲜明性。这种同时把握两个极端的结合形式，与周作人的合理的人性的主张也有所不同，周作人企图在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二者之间找到一种合力，各去其极而调和之，从而在这种调和中重新回到了封建儒学的“中庸”思想上去。鲁迅不是将其调和，而是使其并存并立，择其能用者而用之，当爱者爱，当憎者憎，爱则爱得深，憎则憎得狠，从而与封建传统的“中庸”道德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鲁迅前期思想是中国反对封建思想革命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是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意识发展的最完整、最集中的体现，他以这种思想意识感受中国当时的社会思想意识以及由此制约着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为这种具体而强烈的感受找到了十分完美的艺术表现方式，从而使《呐喊》和《彷徨》有可能成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最深刻、最完整、最清晰的一面镜子。这并非说鲁迅前期思想没有局限性，这个本质上属于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思想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思想系统，像任何一个独立的思想系统一样，有它自己特定的适用范围，以此观察和分析中国近现代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具体战略和策略，必然有其难以完全适应的一面。鲁迅的思想需要发展，他此后也实现了这种发展，但对于表现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鲁迅前期思想却已经具有足够强大的热能。
《鲁迅其书》第一部分《呐喊》《彷徨》综论（5）
四
创作方法，实际是作家面对不同的社会对象所采用的特定的对话方式。鲁迅当时所致力的是客观的、实际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改造。在这时，他要与两种社会对象发生思想感情上的直接对话。一方面，他要与有志于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思想改造的觉醒知识分子发生对话，使他们意识到整个中国社会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具体的社会思想现实是他们起步的基础；另一方面，他要与沉沦在封建传统思想和传统伦理道德的孽海中而不自知的人们发生对话，使他们逐渐意识到这种思想和道德的残酷、虚伪和陈腐，并产生摆脱它们的强烈愿望。在前一种对话中，鲁迅代表着中国社会思想的实际现实；在后一种对话中，他代表着先进的社会思想意识。鲁迅要同时有成效地进行这两种以艺术形式体现出来的对话，用现代社会意识和审美感情重现中国当时的实际社会生活是一种最有力的方式，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对于鲁迅必然成为第一需要。“现实”，对于少数首先觉醒的人们是一个必须顾及的对象，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对象，对于不觉醒的人们是一个可以感受、可以理解的对象。换言之，鲁迅的现实主义，是在中国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社会意识形态、两种根本不同的审美价值观念的情况下，能够在二者之间进行较为直接的艺术对话的有效方式。
《呐喊》和《彷徨》现实主义文学倾向的加强趋势，是与鲁迅对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倾向的削弱趋势相偕进行的。此消彼长，是一种倾向克服和压倒另一种倾向的过程，而不是把两种倾向等量结合在一起的过程。浪漫主义是这样一种艺术的对话方式：它要求在作家和作家所自觉面临的读者对象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有同质的理解、愿望、思想和感情，用郭沫若的话来说，就是二者要有共同的“振动数”、相等的“燃烧点”（《女神·序诗》），只有这样，读者才会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激情抒发在作家本人基本相类的方向上发生感情的共鸣。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较难在现代社会意识与中国封建传统社会意识这两种根本不同的观念形态的人之间进行较为有效的艺术对话。我们看到，当鲁迅认为诗人动吭一呼便会令有情者皆举其首从而达到振奋民族精神的目的的时候，他是更重视浪漫主义文学的（参看《坟·摩罗诗力说》），而当他认识到被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严重禁锢着的国民对他犹如“生人”、根本不可能在同一方向上与他的感情呼唤发生共鸣的时候，当他认识到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的时候，当他认识到感情的激励在本质愚弱的国民身上有可能向负的方向上转化的时候，他便主要转向现实主义文学了（参看《〈呐喊〉自序》和《坟·杂忆》）。对于客观的、实际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改造的自觉追求，推动鲁迅更多地离开浪漫主义文学方向而转向现实主义的文学方向，这应当是对《呐喊》和《彷徨》创作方法的基本估计。
没有内在思想之光的文学作品是庸俗的文学作品，理想不仅仅属于浪漫主义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都必须能够体现出作者的主观理想。二者的根本区别仅仅在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必须通过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毫无粉饰的、具体的真实描绘，来体现作者的理想和愿望；浪漫主义则不必遵循细节的真实性原则和现实的可能性，它可以直接描绘自己所愿望、所理想的东西。我们常常在这方面寻找《呐喊》和《彷徨》的浪漫主义，实质上我们找到的不是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作家也不能没有的内在理想之光。而假若我们企图在它们的大量真实细节描绘中寻找鲁迅脱离开现实可能性、纯属自己杜撰的所愿望、所理想的人物、画面或艺术细节，那么，这便不再是对《呐喊》和《彷徨》的赞颂和肯定，而是对它们的损害和贬斥了。鲁迅说文艺作品的失败在于“以假为真”、“真中见假”（《三闲集·怎么写》），把“理想的”羼入“现实的”、把未然的当作已然的，无疑会使读者真假莫辨，以假为真、疑真为假，带来虚幻感。在《幸福的家庭》里，鲁迅讪笑了主人公为描写纯理想的幸福家庭在纷乱的现实中寻找细节真实的企图。鲁迅显然认为，他或者放弃细节真实而虚构一个理想家庭的绿洲，或者遵循细节真实的原则而放弃理想家庭的描绘，二者必居其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这里没有完美结合的可能。在理想描绘与现实描绘的关系上，鲁迅格外执著地坚持着现实主义文学原则，其内在的原动力在于：鲁迅认为，任何对现实社会思想状况的有意或无意的美化、任何对传统封建思想实际影响力量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过低估计、任何以理想取代现实、以理想修改现实的浪漫主义倾向，对于他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