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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交战，一次是罗马“前三头同盟”之一的克拉苏带兵侵入帕提亚，就是那个剿灭了斯巴达克起义的克拉苏，结果却是克拉苏战败被俘，帕提亚人知道克拉苏贪婪无比，就把黄金烧化了灌到克苏嘴里，把他活活地烫死。第二次则是“后三头同盟”的安东尼，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位迷恋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的安东尼，他曾经是恺撒的爱将，恺撒被刺以后他与渥大维、雷必达结成“后三头同盟”，被授予了西亚的统治权。这位能征善战的安东尼也与帕提亚人打了一仗，结果也是以失败而告终。因此罗马帝国在向东扩张的过程中，始终是不太顺利的，先是与帕提亚帝国对峙，后来帕提亚帝国灭亡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第二波斯帝国，即萨珊王朝，它又接替了帕提亚帝国，再次构成了罗马帝国向东入侵的有力障碍。后来罗马帝国本身也日益衰弱了，分裂为东西两个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浪潮中崩溃了，东罗马帝国继续与萨珊王朝的波斯帝国在小亚细亚和西亚一带展开拉锯战。一直到公元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产生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双方两败俱伤，萨珊帝国灭亡了，东罗马帝国也受到重创，可以说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渔翁”就是阿拉伯帝国。而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自从崛起之日起，就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处于激烈的冲突状态之中，拉开了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第四次冲突的序幕。这是后话，暂时不谈。由此可见，在英雄时代，在亚欧大陆的西部，两大文明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对抗关系中，双方打得一塌糊涂，不可开交。
现在我们再掉过头来看看亚欧大陆东部的情况，先来看看印度的情况。
我们刚才说到，在英雄时代，印度是一个特例，它的宗教过早成熟，从吠陀教、婆罗门教一直到公元前6世纪的佛教和耆那教，再到公元4世纪以后的印度教，印度的高级宗教价值系统过早地成熟，使它成为一个宗教的万花筒。这种高级宗教价值系统早熟的状况，使得印度在刀光剑影的英雄时代成为一个积弱不振的民族，它的阴柔之气太盛，阳刚之气不足。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印度老是受到外族人的入侵；但是另一方面，外族人无论如何征服和统治印度，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印度的文化性状，因为它已经有了自己的高级宗教价值系统，有了自己永远不折的精神砥柱。从表面上看，似乎任何一个外来民族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印度，但是若想彻底改变印度的文化特性，或者把它从文明史上彻底抹杀掉，像埃及在神话时代末期的命运一样，那却是办不到的。因为印度文明已经有了自己成熟的高级宗教价值系统，无论是武力征服还是和平渗透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文化性状了，这是与埃及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人要是在幼年的时候就到美国去，他是很容易被改造成为一个美国人；但是如果他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时他再到美国去，那么他无论怎样受到美国文化的熏陶，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了。文明也是这样，印度文明由于过早地成熟，因此它虽然在强悍的外族入侵者面前表现得积弱不振，但是它却具有一种以柔克刚的巨大势能。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从孔雀王朝以后印度就几乎没有过上几天独立的日子，老是不断地受到游牧民族和伊斯兰教徒的入侵与奴役，到了近代以后又受到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但是，印度却始终如一地保持着文化上的一贯性，不因外族人和异教徒的统治而改变它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特性。就此而言，印度在高级宗教价值系统方面的早熟，既是印度的不幸，也是印度的大幸。印度文明至今之所以仍然具有强盛的生命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那早熟的佛教—印度教这条一脉相承的高级宗教价值系统。在英雄时代，波斯人曾一度统治过印度河流域，亚历山大东征时，也曾经到达过印度河流域，并对印度孔雀王朝的建立产生过一些间接的影响。再往后，到了阿拉伯人崛起之后，印度又长期地被来自西方的各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文明入侵者或者野蛮入侵者所统治。所以印度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是一部屈辱的伤心史。而印度与东方、即与我们中国的关系，虽然关山重重、天各一方，但是在古代却始终是以和平交往为主调，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佛教的入华传播。
再来看看秦汉帝国。《淮南子》一书中说到秦国风俗时，认为“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见其民俗与罗马帝国颇多相似之处，都是凶狠好斗，崇尚军功。秦国正是凭着这股“贪狼强力”的狠劲吞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国。但是秦朝命运不济，二世而亡。汉朝取代秦朝的政权之后，继续了秦朝的好大喜功和穷兵黩武。由于匈奴人在西北边境不断地骚扰，所以汉朝把主要精力用于西北的戍边。从西汉的武帝开始，一直到东汉的和帝，一些有作为的皇帝都采取了主动出击的策略，不断地扩张边界，与匈奴人在中国的西北边境展开了持续的战斗，用武力逼迫匈奴人向西迁徙。由此可见，中国的秦汉帝国与西方的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一样，也具有英雄时代的一般特征，即富于扩张和崇尚军功。只是由于空间距离拉得太远，所以强盛的秦汉帝国没有能够与同样穷兵黩武的罗马帝国发生正面的冲突。这件事情，到底是历史的不幸，还是历史的幸运呢？这个很难说。当时汉朝的军事力量在最强盛时，曾经广置河西四郡，把势力范围一直推到了中亚。那么，这样一个好大喜功的汉帝国，如果和罗马帝国发生正面冲突的话，到底谁更强大，还真难说。不过，这两个强大的帝国虽然由于地理环境的隔绝，没有发生正面交锋，但是它们之间却发生了一些间接的较量，这些间接较量主要是通过生活在亚欧大草原上的那些游牧民族而实现的。就好像是两个高手过招，彼此已经不用直接交手了，只须通过两者之间的气流就可以击倒对方，而处于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的强大“气流”就是亚欧草原上的那些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这次大入侵活动到公元前6世纪时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在已经扩大了的文明地区之外，在亚欧大草原的北部，仍然有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他们还没有进入文明状态。例如在秦汉帝国西北边境的匈奴人、在罗马帝国东北边境的日耳曼民族，以及在中亚草原上的阿兰人、马扎尔人、大月氏人等。这一支一支的游牧民族，在两大帝国之间的广阔草原上来回游动，哪一个帝国势力更强盛，他们就可能向相反的地方游动。这情形就像是一个天平，这一端高起来了，那些游牧力量就会顺着秤杆往另一端滑落；反之，那一端抬起来了，它们又会向另一端游动。游牧民族本来就是追逐水草而生，没有固定的城市和不动产，哪边衰弱而有利可图，他就往哪边倒；哪边强盛了，它就向相反的方向游动。当时在罗马帝国和中国的秦汉帝国之间，虽然没有进行直接交锋，但是由于秦汉帝国不断地向西部扩张，不断地主动攻击匈奴，所以使得匈奴掉头向西逃窜。结果呢，就引起了整个亚欧大草原上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平静的亚欧大草原一下子就躁动起来了，匈奴人的西迁迫使一支又一支的游牧民族纷纷向西迁徙或者向南迁徙。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匈奴人就在汉朝军队的主动攻击之下向西迁徙，到了公元后1世纪，匈奴人又在汉朝军队面前受到了一次较大的军事挫伤，于是他们就大规模地向西流窜。匈奴人在亚欧大草原上走走停停，势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到了公元5世纪，匈奴人终于来到了欧洲多瑙河流域。在他们的挤压之下，当时亚欧大草原上的一些游牧民族，如月氏人、马扎尔人、匈牙利人、阿兰人、日耳曼人等，就纷纷往西跑或者往南迁，于是灾难就落到了南部的那些农耕文明的头上。萨珊王朝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罗马帝国则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样一个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它的第一张牌可以说是由秦汉帝国推动的，而匈奴人就是这第一张牌，它一旦倒了，就压得亚欧草原上的其他游牧民族纷纷向西南方向倒下。这样就引起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活动。
大家可能觉得，通过匈奴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中介作用，秦汉帝国在这场“内功”的较量中占了上风，因为这场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的最后一张牌，即日耳曼人这张牌最后压到了已经是日薄西山的罗马帝国头上，导致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的崩溃。但是我们发现，早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前，中国的秦汉帝国已经率先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虽然匈奴人西迁的第一张牌是由汉帝国推动的，但是匈奴人从亚欧草原的东边迁徙到西边，走了好几个世纪，直到5世纪才把最后一张牌推倒在罗马帝国的头上。在这个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汉朝本身已经在内忧外患中完蛋了。东汉被三国所替代，后来三国归晋，再后来，死灰复燃的匈奴人又卷土重来，灭掉了积弱不振的晋朝，在黄河以北建立了胡人政权。继匈奴人之后，鲜卑人、羯人、羌人、氐人也纷至沓来，像走马灯似的变换着政权形式，造成了所谓的“五胡乱华”局面。而汉人则在黄河以南建立了南朝政权，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格局。这就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在中国所造成的局势，它使得秦汉帝国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前就走向了崩溃。
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浪潮中，匈奴人的入侵和日耳曼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