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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胖太太敲门，来我们家里借糖，准备做巧克力软糖。她发现妈妈躺在卧室门边，当她看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尖叫得房屋都要塌下来。几分钟后爸爸回家时，救护车已经到了，街坊已开始议论。
爸爸有所谓的“不在场证明”。整晚有人看见他在蓓蕾咖啡厅喝咖啡；井且在阿福撞球场进进出出的打撞球，还在艾利酒吧和胖太太的丈夫一起喝了两杯啤酒。
但这之间，他还有许多时间可以回家下手。人们甚至谈论说，那晚他让我们姐弟看电影，是为了赶走我们，免得碍事。但他们也不十分肯定。
在我们看来，只有一个人认为不是爸爸下的手。他是新来的警察。但同意他看法的人并不多。
凶案现场，人们发现妈妈的一只手被切掉，这只手后来一直没有找到，谁都想不透为什么。只有那个新警察除外。他说凶手可能是性变态，不论是谁杀死妈妈，切除了她的手，那人一定是个“崇拜手的人”。
“你一定听说过崇拜脚的人，”我听见他在对警长说，“还有崇拜女人内衣的人。”
警长没有听说过，别人也没有听说过，大概多少年后也不会听说。
“凶手肯定是个崇拜手的人！”新警察断言。
雪地上没有任何足迹；祖父做的一把木柄切肉刀不见了，他们也没有找到。
没有任何线索，案子逐渐平息下来，没有人被提出指控。
不过，如果爸爸被警方审问，然后再被宣判无罪，也许结果会好些。人们当着爸爸的面不说什么，但是，他们彼此心照不宣。
妈妈一去，我和姐姐的生活更糟了。我们俩尽量避开爸爸，但在这样小的房子里可不容易。夜晚我和姐姐做功课，爸爸就发牢骚，说人们在街上给他眼色看。
“他们认为是我干的。”他说，“可你们知道我没有干，你们知道的；不是吗？我怎么能对你们的妈妈做那种事，我为什么要做？”
真奇怪，爸爸从不在乎别人，竟会因为别人的眼色而烦恼。他不会喝烈性酒，而现在他竟会闷坐一旁，自斟自饮。夜深时我们会听见他倒在床上的声音，虽然他不打我和姐姐，但是他喝醉时的样子，更让我们受不了。
起初，姐姐和我以为爸爸可能再婚，附近每个人都知道爸爸有点色迷迷的追朱迪小姐，她是教四年级的老师，“色迷迷”是我们牧师用的词。
妈妈在世的时候，一切正常。我们偶尔参加集会，爸爸也渴望参与不适合他的游戏。这时候朱迪小姐总会皱着眉头，对爸爸摇摇头，还对他微笑，好像她不在意一样。
妈妈过世后，爸爸有几次邀请朱迪小姐参加舞会，甚至还花钱请她看电影。但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
我猜想，也许她有点儿发怵，因为爸爸的嫌疑一直没有洗清。不论什么理由，反正一年后，她嫁给了一个经营加油站的人，和爸爸的关系就结束了。
姐姐和我的生活每况愈下。姐姐中学毕业后，到一家矿工医院接受护士训练，等候我毕业。很早以前，我们就决定尽可能早离开这个家。但姐姐决不会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我十七岁那年中学毕业。几星期前，我就把自己的一些东西收拾在一只破袋子里，那是我十三岁时在垃圾堆捡的。毕业那天晚上，我将妈妈的结婚照片塞进袋子里，没有跟爸爸告别，径自到汽车站，我们的校长给我安排在一所乡下学校教书，第二年夏天，我上了大学，半工半读，毕业后我要当个老师。
在我取得资格之前，姐姐也完成了护士培训，不久她结了婚。三年之后，我自己也成了家，与姐姐家相距五十里。
我们都没有再见到爸爸——直到他去世。
姐姐和我回去埋葬他。他已被抬到家具店后面的一个殡仪馆。有几位镇上的居民来送葬，我们没有停留多久。也许人们会认为我们不尊敬爸爸，但是，爸爸也不会尊重我们。
姐姐和我住在旅馆里。就是给我一百元钱，我们也不愿再睡在那房子里。不过，下葬后的第二天，我们还是回到镇南边的老屋，清理爸爸的东西。
房屋比记忆中更破烂，墙上还残留着灰色的漆，院子满目荒芜，只有野草。
屋里的腐臭味，几乎令我窒息。姐姐打开窗户，我们俩着手清理。最大的一堆送往垃圾站，另一堆可以给“救世军”，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想要的。
姐姐在一个妈妈结婚时买的柜子顶上发现它——一个破旧的香烟罐，小型的，扁平的那种。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姐姐拿起它，在耳边摇着说，“有东西在响。”
她打开盖子，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手掌中。
我们俩都盯着她手中的东西瞧。
它们躺在那儿，五根指头的骸骨，其中一根末端还有我看见过的、几乎嵌进妈妈肉里的金质结婚戒指。
可怜的爸爸，他总是要物尽其用，但那只戒指，他再也没有用过。我们知道，爸爸是想把那戒指送给一个女人，而做了这件惨无人道的事。
《 完 》
漏洞
达尔文食品店副总经理柯文用对讲机问他的秘书：“那个大脑袋侦探来了没有？”
“他正在过道上。”
“立刻带他进来。”
“是的。”
“还有，昨晚六十六支店结的账目，我也要看看。”
一会儿，秘书小姐抱着一个牛皮纸夹子走进来，身后跟着秘密调查协会的伯德。
伯德的样子真不像是一位私人侦探。他又矮又胖，挺着肚皮，和蔼的神色，只有在中世纪绘画中的神父脸上才可看到。
柯文直截了当进入话题：“伯德先生，我们似乎找不出什么眉目，自从你和你的人员着手调查这件事以来，已经七个星期了，到目前还没有明显的结果。”
“我亲爱的先生，”伯德的嗓音低沉而和蔼，“你认为还不明显的事情，对我们也许就明显了。”
“别来这套，伯德先生，总经理和董事会都不吃这套，他们现在都认为六十六支店正被有计划地每星期劫走好几千元，而你和你的手下却找不到线索。”
“从表面上看是这样。”帕德先生说，“但我们的确彻底检查过，我们的信誉可以保证。”
“你每星期的服务报告很详细，”柯文说，“而且也很及时。至于附在报告单上的费用却有些奇怪，颇使董事会怀疑。你们来这里的目的是堵塞漏洞，还是另开一个漏洞？”
伯德大笑着说：“好吧，为了减轻你不必要的担心，首先，我建议你派个人把店铺的平面图拿来。”
柯文叫秘书去拿图纸。
屋里有一阵短暂的沉默，伯德找到一把舒服的椅子坐下。柯文拿出一支长雪茄，默默地递给伯德一支。
“我不抽烟，”伯德说，“如果你有酒，我愿意喝一杯。”
“办公时间我不喝酒。”柯文说。
他全神贯注地看着桌上的牛皮夹子说：“这些是我们最新的统计数字，有盈利，也有损失。你可以看看。”
伯德闭上双眼，好像在打盹。
“你想不想听听事实？”柯文恼怒地问。
“我在听呀。”伯德闭着眼说。
“晤，这星期我们损失最多的是冰冻火鸡，一磅两角九分。”
“我自己也买了一只。”伯德颇感满意地说。
“太好了。总之，我们运了一千五百只火鸡到六十六支店，零卖价估计应为六千五百二十五元。你现在已经知道，我们店里所有的特价品，在现金柜的标签上都有记号，火鸡的记号最多。”
伯德还在打盹。
“假如你需要我们提供证据的话，”柯文继续说，努力控制着自己不发火，“我们现在就有。从十二个现金柜的记录来看，只卖了一千三百三十二只火鸡，伯德先生，你能从这个数字里得出一个结论吗？”
“最明显的结论是，有一百六十八只没有登账。”
“完全正确。”
“你们的存货呢？”
“根本没有存货，特价品全部卖光，一只不剩。但是，有一百六十八只没有付钱。伯德先生，你怎么看这事？”
“很简单。”
“是吗？那么告诉我，谁能带上百只的火鸡走出去而不被你的人看见？”
“这也很容易解释。”伯德说着睁开眼睛，“秘书小姐把平面图拿来，我就能证实我的推论。”
柯文打量着这位侦探说：“你意思是说，你知道谁是小偷？”
“我们几乎一开始就知道。”伯德说。
“见鬼！那为什么不逮住他？”
“刚开始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下手的。一个人连续不断地每星期偷窃三千元钱，又在我的三个最好的助手眼皮底下公然得手，我们很想发现他玩的什么诡计。”
“这位魔术师是谁？”
“支店经理。”
“特文森？不可能！他在这儿服务将近二十年了。”
“要成为一家商店的经理，二十年是个漫长的等待。”
“现在他等到了。”柯文沮丧地说。
“特文森的顶头上司一直在考核他，看他是不是完全合格做主管，事实上，一直到你为你的利益而起用他之前，他一直在接受考核。”
“看来，我让特文森做经理似乎是个错误。可是他怎么做的呢？创立一家新店，一开始就偷窃？他该知道他会被怀疑和监视的。”
“他的方式给他信心，他只想要足够的时间来积聚一点资金，以便开创自己的事业。我想，再过几个星期，特文森就会递上辞职书，可能因为被怀疑，或发现被怀疑而辞职。”
这时，秘书小姐带着平面图来了。
伯德站起来，接过一卷蓝图，铺在柯文的办公桌上。他研究了半分钟，然后愉快地咧嘴笑着说：“哦，聪明，最简单也最聪明。”
“说给我听听。”柯文耐着性子说。
伯德继续微笑着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