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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倒塌了。此后，内阁办公室搬到斯多利门附近、遥对圣詹姆斯的新办公大楼。在新楼下面有一个作战指挥室和几间避弹卧室。在战争期间，丘吉尔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办公和指挥战斗。还有一个晚间，即10月14日夜晚的情景，也在丘吉尔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照例的夜间空袭开始后，丘吉尔和一位随身参谋登上新楼的圆顶阁楼。那天夜里晴朗无云，可以看到伦敦很远的地方。看来，帕尔麦尔大街的大部分地方都已起火。那里至少有五处大火，在圣詹姆斯大街和匹克迪里大街也有大火。对面，在河那边较远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在燃烧。但是，帕尔麦尔大街烧得最厉害，简直是一片火海。空袭渐渐停止了，不久解除警报的笛声响了，剩下的只是几处熊熊大火。当丘吉尔闻讯政府官员经常集聚的卡尔顿俱乐部被炸时，急忙赶到废墟视察；令人奇怪的是，房子虽然被炸倒了，但是室内的250多人，全都从尘埃、浓烟和瓦砾堆里爬了出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尽管有许多人受了伤，但没有一个人死亡。这次空袭使数以千计的建筑物遭到破坏，令人惊奇的是，死亡的人数不到500，受伤的也只有一两千。
有一天午餐后，丘吉尔和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正洽商公事，忽听见泰晤士河对岸的伦敦南区发出巨大的爆炸声。他和财政大臣随即前往察看。炸弹落在佩克汉姆，是一颗很大的炸弹。它彻底炸毁或破坏了二三十幢三层楼的小型住宅，在这个非常贫穷的地区炸出了一片相当大的空地。在瓦砾堆中，这时已经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国旗，使人万感交集。当居民认出了首相的汽车时，他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快就聚集了1000多人。这些人的情绪都很高昂。他们围在丘吉尔的周围，一面欢呼，一面用各种形式表示对战时政府的拥护。丘吉尔见此情景实在忍受不住，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当时同他在一起的伊斯梅记述道，他听见一位老太太说，“你们看，首相真关心我们，他在哭呢！”丘吉尔说：“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受难的群众领着他参观了废墟的中心。那儿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大概有40码宽，20英尺深。紧靠弹坑的边缘，翘立着一个“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一个年轻人，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炸歪的防空掩体的入口处迎接了首相和大臣。他们一点也没有受伤，但显然受到了炸弹的惊吓。在这不远处的一家小饭店，被炸成一堆瓦砾，饭店的主人和他的妻子满面泪痕。他们的家在哪里呢？他们靠什么生活呢？这正是需要当政的人运用权力的时候。丘吉尔在和财政大臣商量后，随即做出一项原则性的决定：凡因敌人轰炸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国家负担，由政府立即全部赔偿。这样，负担便不致于单独落在那些住宅或店铺被炸毁了的人身上，而是由全国人民平均负担。就是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一个星期后，政府制定了一个战争保险方案，这个方案对动员全民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9月5日，丘吉尔向议会解释这一方案时说：“当我在内地巡视，看到一个英国人的小住宅或小店铺被敌人炸毁，看到我们没有竭力设法使这种负担由大家分摊，从而使我们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时候，我感到莫大的痛苦。由于敌人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任何种类的损失或损害都有所不同，因为国家负有保卫全国臣民和纳税人的生命财产使之不受外来侵袭的任务。除非公众舆论与议会审核，把由于敌人的轰炸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一切形式的战争损失加以区别，除非在由于炸弹和炮弹所造成的战争损害与其他形式的损失之间划一个明确的界限，我们就无法处理这一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将打开一个没有止境的决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进行这样一个计划，对每一个由于炸弹或炮弹而蒙受战争损害的人给予全部或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保险的话，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表明我们有信心，而在取得一些经验之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们能采取这种方法渡过战争。”1940年，这正是英国人，特别是享有光荣地位的伦敦人，表现得最英勇的时刻。他们既严肃又活泼，工作顽强，勤勤恳恳，骨子里坚信自己是不可征服的人民，他们能适应这种充满了恐怖、充满了震荡不安和各种冲击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新生活。他们忍受痛苦的力量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到9月中旬，敌人对伦敦及其周围使用了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新的空袭方式。他们到处投掷大量的定时炸弹，给各项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大段大段的铁路线、重要的交通枢纽、通往重要工厂和飞机场的道路和主要街道不得不多次交通中断。因此，必须把这些炸弹挖出，将它们爆破或使之失效，这就成了当时一项最迫切最危险的工作。为此，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和每一个地区都成立了专业队。志愿人员争先恐后地参加这一冒生命危险的工作。由萨福克伯爵所组成的三人小组——他的私人女秘书和他那位年纪相当大的汽车司机，他们自称为“三位一体”。他们的事迹传遍了伦敦，传遍了全国。哪里有危险他们就到哪里去，一直挖到第34颗定时炸弹的时候，还是文质彬彬，面带笑容，但是在挖第35颗时由于引信爆炸，三个人全部壮烈牺牲。
第二部分 重返海军部第25节 “伦敦精神”（2）
10月来临了，天气阴冷，风雨交加；但是伦敦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不生就死的特殊的新环境。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又改变了他们的空袭方法。迄今为止，敌人的空袭多使用烈性炸药炸弹；但是，在10月15日的月夜，480架德国飞机，除向伦敦投掷了386吨烈性炸药炸弹外，还投掷了7万颗烧夷弹。在此前，政府督促首都居民隐蔽起来，并尽力改进防护设备。可是现在，“到地下室去”不得不改为“到房顶去”了。这就要由新任国内安全大臣来制定办法了。
一个规模巨大的、包括整个伦敦的防火了望哨和消防队很快就成立起来了。最初，防火了望哨都是志愿人员；可是需要的人数是如此之多，而且每一个人都强烈地感觉到应当轮流担负这一工作，因此防火了望工作不久就成为一种义务性的了。这种工作对各阶层的人都起了鼓舞激励的作用。为了教会防火了望哨如何处理敌人使用的各种类型的烧夷弹，政府筹办了大量的训练班。其中很多人成了专家，几千颗烧夷弹还没有燃烧，起火的势头就被扑灭了。人们虽一夜复一夜地冒着敌人的轰炸呆在房顶上，除一顶钢盔之外，别无其他防护，但不久也就习惯了。
随着斗争的发展，莫里森大臣决定把1400多个地方消防队合并为一个全国消防总队。另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由居民组成的消防队，队员们都是在业余时间受训和工作的。这个民间消防队和房顶了望哨一样，最初也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募集的，但后来也一致公认这项工作应成为大家的一种义务。全国消防总队的好处是比较机动，有统一的训练标准和器材标准，一旦接到命令立即赶赴现场，成为防空救火的主力军。在所有这些工作中，莫里森大臣得到了里丁夫人的大力帮助。她每天昼夜不断地出入于防空壕，积极组织民间消防队，在她的领导下，妇女防空志愿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进入11月份，情况又发生了变化。11月3日晚，伦敦几乎在两个月内第一次没有警报。许多人对这种平静觉得奇怪。他们以为出了什么事。次日晚，敌人的空袭遍及这个岛的各个角落。这种空袭继续了一个时期。德国又一次改变了它的空袭办法。现在，虽然伦敦仍然是主要的目标，但他们却把主力用于摧毁英国的工业中心。德国曾训练了配备新式导航设备的特殊轰炸机中队来袭击指定的重要地点。例如，他们训练了一个飞行编队，专门用来摧毁格拉斯哥地方的罗尔斯—洛埃斯飞机发动机工厂，企图破坏英国的军事生产和民用生产。这种新的轰炸战术是从11月14日夜对考文垂进行闪电轰炸开始的。伦敦这个目标似乎太大，漫无边际，因此很难收到决定性的效果，于是戈林希望能有效地摧毁各地方城市或军火生产中心。空袭是在14日黄昏时分开始的，到天亮时，将近500架德国飞机共投了600吨烈性炸药炸弹和好几千颗烧夷弹。总的说来，这是英国遭到的破坏性最大的一次空袭。考文垂的中心区被炸得粉碎，在一个短时期内所有的一切活动完全停止。被炸死的有400人，受重伤的人数更多。德国的广播电台说，英国的其他城市也将同样遭到“考文垂那样的轰炸”。虽然如此，所有重要的飞机发动机工厂和工作母机工厂并未停顿，居民的军事训练也未停止活动。紧急重建委员会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在恢复考文垂的日常生活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11月15日，敌人趁皓月当空，又回头向伦敦进行了一次猛烈的空袭。这次空袭造成的损失很大，特别是教堂及其他名胜古迹。下一个目标是伯明翰，从11月19日到22日，接连三次空袭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和伤亡。将近800人被炸死，2000多人被炸伤；可是伯明翰人民在生活和精神上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一两天后，当丘吉尔来到这个城市视察工厂和敌人轰炸的结果时，发生了一件很使他感动的事。那时正是在吃晚饭的时间，一位女工向首相坐的汽车跑来，把一盒雪茄烟扔进车里。丘吉尔马上叫汽车停下来，她说道：“我这个星期因为生产成绩最好，得到了奖金。我在一个钟头前才听说你要来。”这件礼物得花费她两三个英镑。丘吉尔认为这是人民对抗战政府信任的表示，从中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很高兴地亲吻了这位女工。之后，丘吉尔又去看那长长的集体坟墓，那里刚刚埋葬了许许多多的市民和他们的儿女。伯明翰精神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