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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之役打响后，吴、魏双方的使者往来不绝，密谋夹击关羽，可谓紧锣密鼓，配合默契。而蜀中的刘备对此却一无所闻，对关羽亦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后勤、外交的支援。更使人费解的是，当曹操亲率大军屯驻摩陂，并不断调兵遣将增援樊城时，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竟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军事对策。最后，当关羽处境危急，面临全军覆没之际，蜀中的援军却迟迟不至，这就引起了后人的议论纷纷。章太炎甚至推论，这是因为诸葛亮怕刘备死后无法控制关羽，故效法萧何杀韩信的伎俩，宁愿丢失荆州，也要假手吴军将他除掉。此说自然不足为据，章太炎后来又改变了看法，说是责任在于刘备，因为“当是时，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抚民划策见任，未能一切领录。其任武侯又不如关羽旧人保信，荆州之败，始于娆吴，终于失援，则先主偏袒疏慢为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6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可见，这均因刘备的固执专断与疏慢轻敌，而造成一连串失计，从而夭折了隆中路线。
其三，关羽指挥不当，使蜀军由主动陷入被动，终至地失人亡。
关羽首战于禁告捷，使蜀军处于主动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关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误认为固守樊城的曹仁已成瓮中之鳖，“有必破之势”，因而不是集中兵力迅速歼灭曹仁主力于樊城，反而分兵南下，渡过汉水，“遣别将围魏将吕常于襄阳”，《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并派遣游军进至许都附近的郏县。使本来力量就不雄厚的蜀军更加分散，结果是樊城攻不克，襄阳也打不下，关羽军在这两座坚城下耗费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士卒疲惫，士气低落。而曹操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得以派出大量部队，增援樊城。孙权也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联络曹操，运送兵员、粮草，进占江陵、公安的准备工作。当蜀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巨大危险时，关羽“自恃二城守固”，居然置之不理，继续围攻襄樊，致使后方基地很快丢失。
如果说，关羽的第一个失误还有因孙、曹勾结，偷袭荆州这样难以逆料的客观因素，那么，他的第二个失误则是无法原谅的。因为关羽在八月“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的有利条件下都没有攻破襄樊，到了十月旱季，就更没有取胜的希望了。而且魏将徐晃率援兵已到达樊城附近，“晃营距羽围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飞书与（曹）仁，消息数通，围里闻之，志气百倍”，《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更加坚定了守城魏军的信心，也使双方的力量发生了有利于魏军而不利于蜀军的变化。因而，关羽继续围攻襄樊是毫无战术价值的，况且曹操已将孙权“讨羽自效”、偷袭荆州的计划透露给关羽，关羽如迅速返师回救，则荆州可保，蜀军可全。可惜关羽“犹豫不能去”，致使蜀军不仅受挫于徐晃，而且延误了回救南郡的时机。
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4）
关羽所犯的第三个致命错误，是得知荆州失陷的消息后，不顾一切，冀图夺回南郡。江陵、公安并非蜀军战败而丢失，而是傅士仁、糜芳二将投降所致，东吴大军兵不血刃而得二城，其兵力未损一兵一卒，士气正旺，且据城为守，关羽以人心惶惶、疲惫不堪之师进击吴军，岂有得胜之理。更为愚蠢的是，关羽在行军退还江陵的途中，还“数使人与吕蒙相闻”，责问其违背同盟。吕蒙乘机展开攻心战术，厚待使者，并使其“周游城中，家家致问”，使者回营，私相传闻，“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致使关羽军心被彻底瓦解，“吏士无斗心”同上。，及至关羽醒悟，吴军已合围了前来自投罗网的蜀军。关羽慌乱中败退麦城，为时已晚，只得束手被擒。如果关羽不去复夺南郡，而是向西与驻守在上庸的蜀将刘封、孟达会合，则尚可保存相当数量的有生力量，关羽父子也不至于成为潘璋、马忠的刀下之鬼。可见，所谓“关羽的指挥也是成功的”的论断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正是由于关羽在指挥襄樊之役时不断失误，才步入了失败的泥潭。
2。强权外交，导致孙刘联盟破裂敌国政治集团的斗争，着重军事自不待言，然而外交亦不容忽视。如果说军事是流血的政治的话，那么外交则是不流血的军事。敌国相争，争取奥援，无疑加强自身的力量。关羽失荆州，败死临沮，固然因素很多，然而其中刘备、关羽重军事而轻外交，导致孙刘联盟破裂，化友为敌，则是一大原因。
联孙抗曹，这是诸葛亮《隆中对》路线的外交策略。是时天下未定，群雄逐鹿，曹操集团在实力上明显占有优势，对刘备、孙权集团都造成严重威胁。孙刘相对弱小，利在结盟，共为唇齿，方能与曹操抗衡，一旦天下有变，两国可同心协力北伐中原，刘备集团从汉中、江陵两个方向同时出师，孙权则由合肥方向北伐中原，曹操集团就会三面受敌，首尾不能相顾，这是诸葛亮所设想的消灭曹操集团的最佳方案。反之“不交吴，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因此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但刘备却对此不以为然，他并不理解诸葛亮的苦心孤诣，反而怀疑诸葛亮“交吴之深，而并疑其与子瑜之合”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由于刘备一味奉行强权外交，不把盟友放在眼里，故赤壁之战后，孙刘联盟一步步走向破裂，最后两家反目成仇。
建安十六年，孙权曾向刘备提出东吴打算攻打益州，刘备不允，声称：“备与（刘）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但不久刘备单独入川攻取益州，孙权闻之，大骂刘备：“猾虏乃敢挟诈。”《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一气之下，召回其妹。刘备遂放妻回吴，而派张飞、赵云截江夺回阿斗。这就表明，孙权已不再相信“枭雄”刘备，刘备为了自身的利益，也顾不上秦晋之好了。
裂痕在双方利益发生矛盾的催化作用下，继续扩大。建安十九年，刘备定益州，孙权认为，既然刘备已得益州，就应还荆州予孙吴，即派诸葛瑾索讨荆州之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声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这分明是赖账，孙权不由愤愤地说：“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同上。由于谈判不成，孙权只好诉诸武力，东吴大将吕蒙奉命领兵二万，夺取三郡。刘备闻之，引兵五万，从益州下公安，令关羽引兵下益阳，双方剑拔弩张，眼看就要火并。幸而曹操趁刘备主力东下之机，率兵进入汉中，刘备益州初定，唯恐有失，被迫承认既成事实。结果吴、蜀二国中分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蜀国反而丢失了战略要地江夏郡，把荆州南郡暴露给东吴，这就为日后吕蒙袭取江陵敞开了大门。所以廖立批评到，刘备不从张鲁手中夺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三国志》卷四十《廖立传》。。
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5）
孙刘结盟后，双方矛盾的焦点是荆州的归属问题，因为荆州不仅是军事要冲，蜀国北伐的战略基地，它对于吴国来说，还是上流门户，东吴屏障。孙权占据荆州，就可全据长江与曹操抗衡，故东吴必然用全力来争。不过，我们分析三国鼎立形成时期的各种偶然和必然因素，都是“人谋”的得失在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某些所谓的历史必然，例如吴、蜀争夺荆州的历史悲剧是否也有可能用“人谋”来消解呢？笔者认为，如果刘备具有战略眼光，外交上灵活一些，主动归还荆州南三郡，以延迟吴国对荆州的进攻。吴、蜀矛盾的爆发不至于如此之速，即使爆发也不至于如此之剧，形势发展可能又是另一番模样。这一假设有无可能性呢？回答是肯定的。赤壁之战后，孙权审时度势，把南郡借给刘备，树操之敌，自己却腾出手来巩固江东。以后仅向刘备讨还南三郡，极有分寸。如果刘备也像孙权那样豁达一些，审时度势，主动把南三郡还给孙权，孙权则可能与蜀并力北图曹操，共伐襄阳，如此则曹魏危矣。可惜刘备见不及此，他在攻取益州后，不把盟友放在眼里，一味奉行强权外交，寸土不让，以兵戎相争，终于导致同盟的破裂，促使孙权下决心用武力夺回荆州。
和刘备相比，关羽更是刚愎自用，既不懂政治，也不懂外交。刘备西入蜀，留下关羽镇守荆州，后来的事实证明，关羽根本没有执行诸葛亮“结好孙权”的战略方针，而依仗自己有“绝伦逸群”的武力可以定天下。
对东吴，关羽是骄横无礼，擅启衅端，关羽镇守的江陵与东吴鲁肃屯兵的陆口为“邻界”，“疆场纷错”，关羽不但不能与近邻鲁肃搞好关系，反而“数生狐疑”，在边界制造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