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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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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即吴国不仅能战胜蜀汉,而且要打败曹魏,在气势上完全震慑住魏、蜀二国。
  公元228年,魏、吴石亭之战爆发,陆逊再立战功,大破魏国大司马曹休于淮南石亭。《三国志·陆逊传》载:“权使鄱阳太守周鲂谲魏大司马曹休。休果举众入皖,乃召逊假黄钺,为大都督,逆休。休既觉知,耻见欺诱,自恃兵马精多,遂交战。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果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军资器械略尽。休还,疽发背死。”此次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吴国君臣,因为自孙吴夺取荆州时,为避免陷于同魏、蜀两线作战的困境,孙权被迫向曹魏称臣、纳贡。魏文帝曹丕一再胁迫孙权“质子”。夷陵之战刚结束,曹魏三路大军征讨吴国。孙权一面发兵抵御,一面“卑辞上书,求自改厉”,声称“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孙权一时间被弄得狼狈不堪。由此可见,孙权在取得夷陵之战的大捷后,也十分需要在军事上同魏国决一高下,将曹魏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所以,陆逊在石亭之战中获得全胜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他不仅进一步显示了陆逊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使吴国在三国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石亭之战后第二年,即公元229年,孙权于武昌即皇帝位,改年号为黄龙,表示与魏、蜀二国在名分上完全平等。
  夷陵、石亭之战后,陆逊声名大震,魏、蜀二国皆视其为劲敌,不敢轻举妄动。如孙权称帝时,蜀汉群臣愤愤不平,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孙权乃“僭逆”,应“绝其盟好”,诸葛亮认为“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其实夷陵之战惨败,诸葛亮亦耿耿于怀,若有机会亦欲复仇,但以陆逊为代表的东吴“贤才尚多”,才使得诸葛亮不敢轻启战端,重蹈覆辙。
  魏国也深知陆逊精通谋略,善于用兵,故时时加以提防。如石亭之战前,魏前将军满宠就反对曹休深入吴境。他认为“曹休虽明果而希用兵;今所从道,背湖旁江,易进难退”,《三国志》卷二十六《满宠传》。很可能掉入陆逊所设的陷阱。嘉禾三年,孙权、陆逊、孙韶兵分三路,大举北伐。魏明帝曹睿御驾亲征,孙权退走。恰好陆逊派出的信使韩扁被魏军擒获。诸葛瑾急忙写信给陆逊:“大驾(指孙权)已旋,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水干,宜当急去。”陆逊却若无其事地安排将士们在营中耕地种豆,弈棋射箭。诸葛瑾不解其故,前来询问,陆逊答道:“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也。”于是,他下令大军分水陆两路进攻襄阳,魏军虽在兵力上占优势,但因他们“素惮陆逊”,遂紧闭城门,不敢迎战。陆逊“徐整部伍,张拓形势,步趋船;敌不敢干”《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毫发无损地率全军安全撤退回国。这与诸葛亮五丈原病逝后退军,司马懿因“畏蜀如虎”,不敢前往追击,“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何其相似乃尔。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6)
  三国时期,吴之陆逊、蜀之诸葛亮,皆为超世之杰。作为超级大国的曹魏虽然兵多将广,三分天下占有其二,但也奈何不了吴、蜀两个小国。当魏文帝初即位时,曾问太尉贾诩:“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贾诩回答曰:“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逊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三国志》卷十《贾诩传》。由此可见,诸葛亮和陆逊在蜀、吴两国中起的作用非同小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力的不足,与曹魏形成相对均势的局面。
  2。“乞息六师,以威大虏”——陆逊的保境安民之策陆逊不仅用兵如神,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而且他文武兼资,不愧是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夷陵之战,吴军大获全胜,刘备率残兵狼狈逃窜。东吴大将徐盛、潘璋、宋谦纷纷上表孙权,意欲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生擒刘备。孙权对此犹豫不决,询问陆逊。陆逊认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不可不防。事实上,三国时代,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都要受鼎足之势的制约。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当时形势的写照。正因为如此,陆逊破蜀之后,就以高度的警惕,严密防范曹魏在其背后的突然攻击。对陆逊的建议,孙权深以为然,决计大军迅速撤回。果不出陆逊所料,夷陵之战刚结束,“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三路大军猛扑过来。吴国“三方受敌”,若不是陆逊高瞻远瞩,早作准备,东吴必然蒙受巨大损失。可见,陆逊在政治上颇有远见,对形势的判断非常准确!
  据裴松之所引注《吴录》载:刘备驻跸白帝城时与陆逊还有书信往来。
  刘备闻魏军大出,书与逊云:“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逊答曰:“但恐军新破,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惟算,欲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注引《吴录》。
  这可能是夷陵之战后,吴、蜀双方最初的交往。两国间虽然为了争夺荆州而兵戎相见,拼得你死我活,但作为政治家的刘备和陆逊都深深懂得,面对来自北方曹魏强大军事力量的严重威胁,吴、蜀两国在事过之后,还是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化干戈为玉帛,重新结成相互利用的军事联盟。当然,由于夷陵之战的硝烟还未熄尽,故双方在书信往复中的火药味还很浓。刘备所言尚带威胁的口气,而陆逊的答复则显出战胜者的姿态,但无论如何,陆逊已经给刘备带去“通亲”(即双方媾和)的信息。因此,黄武元年十二月,孙权特遣太中大夫郑泉赶赴永安白帝城,开始同刘备讲和,而刘备亦先后派太中大夫宗玮、费祎与相报答。可见,吴、蜀关系得以恢复,陆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这也表明陆逊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
  陆逊虽善于用兵,在对魏、蜀二国的战争中屡屡取得胜利,但他并不迷信武力。陆逊主张在敌我双方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吴国还是以“限江自保”为上策,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从吴国的实际利益考虑,孙吴政权以江东为核心经济、文化区,如大规模用兵,必然耗费江东的人力、物力资源,对江东士民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害;其二是孙吴政权在综合国力上无法与曹魏相比,主动进攻明显处于下风;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陆逊主张轻徭薄赋,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以图大举。他上书孙权曰:“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昔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陛下承运,拓定江表。臣闻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租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一统矣。”《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称帝后,其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一心想做中原的正统皇帝,当群臣劝他“修郊祀,以承天意”时,他说:“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江表传》。为了实现其“大一统”的愿望,孙权加强了与辽东公孙氏政权的联系。嘉禾元年(公元232年),“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遂下诏封公孙渊为燕王,并称这是“普天一统”的大喜事,于是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领兵万人,携带大批金银珍宝,赶赴辽东首府襄平,将王位授予公孙渊,并冀图与之合力夹击曹魏。对于孙权的辽东决策,吴国群臣都不赞成,“自丞相(顾)雍以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特别是元老张昭更是以死相谏,然而孙权固执己见,一概不听。公孙渊在得到孙权的封赏后,当即诱杀张弥、许晏等人,并把他们的首级和孙权赐予的印绶、九锡一并送呈魏国,以为邀功请赏的资本。孙权对公孙渊的背叛行为,实在忍无可忍,他怒气冲冲地说:“朕年六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涌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江表传》。盛怒之下,孙权下令亲率大军征讨公孙渊。孙权此举是极为冒险的,稍有疏虞,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江东与辽东相隔万里之遥,孙吴征伐辽东,需耗费大量军力、物力,且海路艰险,风波难测,加之,曹魏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攻击孙吴。对于孙权一意孤行不计后果的跨海远征,陆逊上疏作了翔实的分析。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7)
  应该看到,在东吴的将相大臣中,陆逊不仅军事谋略水平是超一流的,且事主之道也高人一筹。同样是上谏,陆逊的疏谏明显优于张昭。张昭苦谏孙权勿遣使臣前往辽东时说:“若两使不返,不亦取笑于天下乎?”这种嘲笑的口气怎么能使“雄略之主”孙权折服呢?张昭还倚老卖老,“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甚至“数于众中折孤(指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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