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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曹氏集团相对立的是司马氏集团。司马氏集团属于门阀地主中的事功派，他们大都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司马懿不仅善于领兵打仗，而且很懂得治国之道。针对魏明帝时期人民徭役负担过重，“百姓苦之”的弊政，司马懿多次上疏，要求朝廷免除一部分力役，以苏民困。司马懿自辽东返回后，“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晋书》卷一《宣帝纪》。。在经济上，司马氏集团关心农业发展，注重兴修水利和屯田事业的推广。青龙元年，司马懿在关中开成国渠，筑临晋陂，灌溉田地数千顷，收到了“国以充实”《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的效果。正始二年，他采纳邓艾在淮河南北大搞军屯的建议。第二年，他“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同⑥。以后他又在河南开淮阳、百尺二渠，并修复一些旧的陂塘。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并为统一全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控制朝政，“命百官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安排和重用一些司马懿时期提拔起来的有才干的文武官员，在中央和地方发挥他们的作用，于是“四海倾注，朝野肃然”《晋书》卷二《景帝纪》。。司马昭继承父兄之业，更是力图刷新政治，发展经济，以统一天下。
为“野心家”司马昭正名（6）
司马氏集团拔擢人才，也是任人唯贤，注重事功。如邓艾“家贫”，“为农民养犊”，“以口吃，不得作干佐”。《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但其很有才能，遂被司马懿父子破格选用，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并率军一举灭蜀。羊祜有“经纬文武”《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之才，他看透了曹爽等人的腐败无能，故对曹爽的征辟推辞不就。司马昭执政后，礼贤下士，拜他为相国从事中郎，掌机要，不久迁为中领军。后来成为晋武帝灭吴、完成统一大业的主要谋臣和大将。其余如石苞、杜预、张华、王濬、卫瓘等都有治国理民之才，而为司马氏所选拔，以后成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由此可见，司马氏集团的人大多擅长军事谋略，重视发展经济，善于治理国家，不务虚名而尚实干，这无疑优于曹氏集团。因此所谓司马氏是魏国“一个极其腐朽的集团”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268页，人民出版社，1964。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司马氏能够夺取曹魏政权，不是偶然的，正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较有作为，较为清明，才有可能、有条件最终战胜曹氏，并且较快地稳住了政局，没有引起社会动乱。对此，甚至连司马氏政敌王凌之子王广也说：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竟于世……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
吴国丞相张悌也说：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仗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襄阳记》。
这些话出自司马氏政敌和敌国谋臣之口，应该说是可信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司马氏同曹氏集团的斗争性质，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两大集团争夺皇权的斗争，不管司马氏的目的如何，斗争结果却是一个较有作为、较得民心的统治集团代替了一个腐败无能的统治集团，这对社会、对人民、对完成全国统一事业都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非但不是“历史上一个不幸事件”徐德嶙：《三国史讲话》，107页，群联出版社，1955。，反而应被视做好事。正如王夫之所指出的：“司马懿执政，而用贤恤民，务从宽大，以结天下之心，成一统之业，其兴也不可遏，而抑必有道焉。”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当然我们也不应否认，司马氏集团在消灭政敌时，手段比较残酷，又经常玩弄权术。司马懿杀曹爽时，“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姐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晋书》卷一《宣帝纪》。。司马昭也大肆杀戮曹魏宗室和拥曹派士族，甚至连替司马昭杀死皇帝曹髦，为司马氏立了大功的成济，也不免被作为替罪羊，而遭灭族惨祸。在魏帝曹髦被杀后，司马昭又“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三国志》卷四《高贵乡公纪》注引《汉晋春秋》。这种欲盖弥彰、故作姿态的形象确实虚伪，过去论者往往以此来否定司马昭。我认为嗜杀、玩弄权术是中古社会政治家的惯用伎俩，不足为怪。而且这与司马昭的功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我们不应该以此来否定司马昭。正如评价曹操一样，曹操也是个杀人魔王和精于权术的老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充分肯定。
其实，司马代魏和曹氏代汉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汉、魏、晋易代鼎革之际，儒家倡导的忠君思想极其淡薄。旧的两重君主观影响仍然存在，在皇权极度衰落的境况下，大臣极易操纵和控制才具平庸之君，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取而代之，登上九五大位。司马昭之后，南北朝君主纷纷效尤，其篡位手法如出一辙。直至隋唐以降，莫不如此，甚至被誉为一代英主的宋太祖赵匡胤也是通过陈桥兵变，才得以黄袍加身。由此可见，历朝历代，弑君夺位者不可胜数。为何人们要单单怒斥“司马昭之心”呢？这显然是历史的不公正。我认为将“奸臣”这顶帽子扣在司马昭头上是不合适的。正如郭沫若先生为曹操翻案一样，本人亦为司马昭正名，称其为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吕布的冤案（1）
“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注引《曹瞒传》。，这是人们对三国时期吕布盖世武功的称颂。然而吕布的操行所为却为后人所不齿。《三国志·吕布传》（以下引文皆省略《三国志》）中陈寿评曰：“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卷九中对吕布也大加鞭挞，认为“吕布不死，天下无可定乱之机，吕布殪，而天下之乱始有乍息之时”。我认为，陈寿、王夫之所论较为偏颇，有失公允。首先，吕布并非导致汉末大乱的罪魁，吕布死，天下之乱也并没有终止。其次，吕布的“轻狡反复”也是事出有因，有时责任还不一定由吕布来承担，汉魏之际各种政治势力的分合聚散是当时社会运作的常态。为此，笔者试作如下分析。
吕布杀丁原投靠董卓，被认为是其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历来评论者在这一点上紧抓住吕布的小辫子不放，认为吕布忘恩负义。吕布杀丁原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吕布杀丁原投靠董卓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矛盾日益尖锐，势如水火。少帝初立，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从，何进遂“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资治通鉴》卷五十九。，何进所召的“四方猛将”，主要包括董卓与丁原所控制的凉州与并州两大军事集团。丁原任并州刺史，利用一些以武力见长的僚佐，组建了一支势力强劲的以丁原为首的并州军事集团。吕布是该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吕布传》云：“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董卓虽以并州牧的官职率兵进京，但其所率的武装是从凉州带到并州的，因此属于凉州军事集团。
在何进的召唤下，丁原、董卓各自率自己的地方武装进京，获得了干预朝廷中枢的机会。但董卓较丁原抢先一步进京，并且将少帝、太后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动权。然而，董卓初入京师时，兵力有限。据《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所载：“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可见，董卓在军事上并不具备同其他地方武装相抗衡的优势。虽然在何进被宦官杀死后，何进、何苗兄弟二府（大将军、车骑将军府）之兵无所从属，皆归董卓，但毕竟不是董卓的嫡系。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董卓也不一定十分相信他们。董卓要扩充军事势力，必须拉拢或兼并并州军事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