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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术室门口的。我们就在外面廊上等了好几个小
时，等到她平安地给送出来，由儿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儿子还在她的身边
守过一个夜晚。过两天他也病倒了，查出来他患肝炎，是从安徽农村带回来
的。本来我们想瞒住他的母亲，可是无意间让他母亲知道了。她不断地问：
“儿子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儿子怎么样，我怎么能使她放心呢？晚上
回到家，走进空空的、静静的房间，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
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我受得住！”
我应当感谢那位热心而又善良的护士长，她同情我的处境，要我把儿子
的事情完全交给她办。她作好安排，陪他看病、检查，让他很快住进别处的
隔离病房，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他在隔离病房里苦苦地等候母亲病情的
好转。母亲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气无力地说几句短短的话，她经常问：“棠
棠怎么样？”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看见她最爱的儿子。但
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给输血，打盐水针。她看见我去就断断续续地问我：“输多少西
西的血？该怎么办？”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没有问题，治病要紧。”
她不止一次地说：“你辛苦了。”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够为我最亲爱的人做
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兴！后来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医生给她输氧
气，鼻子里整天插着管子。她几次要求拿开，这说明她感到难受，但是听了
我们的劝告，她终于忍受下去了。开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谁也想不到她会
去得这么快！五天中间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着她在受苦（我是设身
处地感觉到这样的），可是她除了两、三次要求搬开床前巨大的氧气筒，三、
四次表示担心输血较多付不出医药费之外，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
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
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
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
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给女儿的信里
的一段话，讲到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说：“她很快就咽了气。。。这个病
具有一种逐渐虚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
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
更亮！”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马克思夫人也死于癌症。我默默地望着萧珊
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这段话，稍微得到一点安慰。听说她
的确也“没有临终的挣扎”，也是“慢慢地沉入睡乡”。我这样说，因为她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那天是星期天，卫生防疫站因为我
们家发现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来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医院去
照料她，讲好我们吃过中饭就去接替。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端起饭碗，就得到
传呼电话，通知我女儿去医院，说是她妈妈“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雳！我
和我女儿、女婿赶到医院。她那张病床上连床垫也给拿走了。别人告诉我她
在太平间。我们又下了楼赶到那里，在门口遇见表妹。还是她找人帮忙把“咽
了气”的病人抬进来的。死者还不曾给放进铁匣子里送进冷库，她躺在担架
上，但已经给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
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
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
据表妹说，她逝世的时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经对表妹说：“找医生
来。”医生来过，并没有什么。后来她就渐渐地“沉入睡乡”。表妹还以为
她在睡眠。一个护士来打针，才发觉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我没有能同
她诀别，我有许多话没有能向她倾吐，她不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我！
我后来常常想，她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很可能不是“找医生”，是“找
李先生”（她平日这样称呼我）。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
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我女婿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仅有的几个亲戚。她的弟媳赶到医院，马上晕
了过去。三天以后在龙华火葬场举行告别仪式。她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因
为一则我们没有通知，二则我是一个审查了将近七年的对象。没有悼词，没
有吊客，只有一片伤心的哭声。我衷心感谢前来参加仪式的少数亲友和特地
来帮忙的我女儿的两三个同学，最后，我跟她的遗体告别，女儿望着遗容哀
哭，儿子在隔离病房还不知道把他当作命根子的妈妈已经死亡。值得提说的
是她当作自己儿子照顾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从北京赶来，只为了看见
她的最后一面。这个整天同钢铁打交道的技术员，他的心倒不像钢铁那样。
他得到电报以后，他爱人对他说：“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远安定
不了。”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我和她照了像。我痛
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
个镜头。
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到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
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
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四
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
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不仅是六年，
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
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
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
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
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
有我的泪和血。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
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地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
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
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
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
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
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
一桌酒席。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
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
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
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
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
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
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
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
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
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
“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
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
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
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
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作家庭妇
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
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
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又说她
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
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
是到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协分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
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
么办才好。她张惶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她盼
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作箭
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协分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
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
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
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
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
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