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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
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
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
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
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
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
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蚀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
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
遮盖住！怎么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
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
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
会”，或者走近湖南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
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
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
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
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
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
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
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
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
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
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
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二
我听周信芳同志的媳妇说，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作
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
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
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
的压力。其实这是她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
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安慰她，我想
拉住她，一点也没有用。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地说：“总有一
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
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
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
她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我当时的确
在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几次了。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
但她怎么能理解呢？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
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
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
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
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
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卡去看病，看好门诊回
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
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
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 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
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
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
个人不知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
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
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
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去吧。”
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跑到巨
鹿路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
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留
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
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
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请假
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
就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
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
我过问她的事情。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
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我的
爱人。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
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有
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一
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
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
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①，他过去也是作家，不过
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
他不服，不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
大，给捉去关了一个时期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在会场里
我一直像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
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
不到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
还能再讲什么呢？
我儿子在旁边，垂头丧气，精神不好，晚饭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
她忽然指着他小声说：“他怎么办呢？”他当时在安徽山区农村已经待了三
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
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
看他。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
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像用
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她睡了一觉醒过
来忽然问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说“不去了。”就是那个“工宣队”头
头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干校就留在市区。他还问我：“你知道萧珊是什么
病？”我答说：“知道。”其实家里瞒住我，不给我知道真相，我还是从他
这句问话里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动身去医院，一个朋友和我女儿、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
服等候车来。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
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
将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医院陪伴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
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她的病情恶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却一
天天大起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当时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饮食
外一切都必须自理。后来听同病房的人称赞她“坚强”，说她每天早晚都默
默地挣扎着下了床，走到厕所。医生对我们谈起，病人的身体经不住手术，
最怕的是她的肠子堵塞，要是不堵塞，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她住院后的半
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
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但是半个月以后，
她的病情又有了发展，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医生通知我儿子找我去谈话。他
告诉我：病人的肠子给堵住了，必须开刀。开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许中途出
毛病。但是不开刀，后果更不堪设想。他要我决定，并且要我劝她同意。我
做了决定，就去病房对她解释。我讲完话，她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要
分别了。”她望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我说：“不会的。。”我的声音哑
了。接着护士长来安慰她，对她说：“我陪你，不要紧的。”她回答：“你
陪我就好。”时间很紧迫，医生、护士们很快作好了准备，她给送进手术室
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术室门口的。我们就在外面廊上等了好几个小
时，等到她平安地给送出来，由儿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儿子还在她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