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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
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
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
像样。
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一层
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青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著着很厚的青
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下去
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地说：
“唉，天可真凉了——”（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长。）
“可不是么？一层秋雨一层凉了！”
北方人念阵字，总老像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歧韵，倒来得
正好。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
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
颗儿，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
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尘沙灰土的世
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
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
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的多。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
然？我虽则外国诗文念得不多，也不想开出账来，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钞，
但你若去一翻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或各国的诗文的Anthology 来，总能
够看到许多关于秋的歌颂与悲啼。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
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
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
来的。不单是诗人，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到了秋天，我想也一定会
感到一种不能自已的深情；秋之于人，何尝有国别，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
别呢？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
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
系特别深了。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
受得到底。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
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
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
之与骆驼。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
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一九三四年八月，在北平
古城秋韵似陈酿
——《故都的秋》导读
郁达夫因开创了浪漫派自我抒情小说流派而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赢得盛
名。其实，真正显示郁达夫天赋学养，显示他的艺术特色和成就，并受到一
致推崇的，是游记。
郁达夫20 年代就有游记创作，而30 年代移居杭州之后，更进入了他游
记创作的高峰期。1933 年，郁达夫退出“左联”，摆脱了人间的是非纷争，
避居杭州“风雨茅庐”。生活轻松、闲逸的他，自1933 年至1935 年，遍游
浙东的名山大川，还应邀北游青岛、北京等地，写下了《屐痕处处》、《达
夫游记》两部游记作品集。
《故都的秋》是郁达夫1933 年8 月游历北京时所作。作者曾羁旅过此地。
十年一觉，又来故都，目的就是畅饮、痛饮牵人魂魄的秋之陈酿。因此，作
者紧紧抓住故都之秋的内在神韵：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反复
描写。作者先写秋思秋忆，尔后，详细叙写秋的韵味姿态：有天高云淡、秋
高气爽，有秋草秋木、秋虫秋声、秋雨秋凉最后落到秋意最浓处——秋实上。
七、八月之交的收获季节，“是北国的清秋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接下去，作者宕开一笔，转写秋感。写西方人的秋感与古代
文人的秋感，与作者自己的秋感对比，使文章的意境层层深入。只要是有性
灵、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能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但
中国的文人更能品出秋之况味，如欧阳修《秋声赋》的秋气秋风，苏东坡《赤
壁赋》的秋水秋月。可他们无缘领略这北国的秋之深味。于是，作者写了自
己的秋感：愿以生命的三分之二换得一个三分之一零头的秋之永驻。
郁达夫对自然美有特别敏锐的感受，善于体物又长于叙事，他还把自己
的个性、情感与情绪注入其中，用一己的感受和丰富的联想来叙写审美客体，
使主客体融为一体，难分彼此，因而他的游记意境优美，情感丰富。
郁达夫在写故都之秋的同时，又信手拈来一笔，写了故都人的腔调。这
使文章灵活有趣又雅俗共赏，景中有情有声。当然，文中江南之秋与北国之
秋的比较，使北国之秋益发显得苍劲与恢宏。
（杜谨焕）
祝土匪
林语堂
莽原社诸朋友来要稿，论理莽原社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当代名
流，当然有与我合作之可能，所以也就慨然允了他们。写几字凑数，补白。
然而又实在没有工夫，文士们（假如我们也可以冒充文士）欠稿债，就
同穷教员欠房租一样，期一到就焦急。所以没工夫也得挤，所要者挤出来的
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是挪用，借光，贩卖的货物，便不至于成文妖。
于短短的时间，要做长长的文章，在文思迟滞的我是不行的。无已，姑
就我要说的话有条理的或无条理的说出来。
近来我对于言论界的职任及性质渐渐清楚。也许我一时所见是错误的，
然而我实还未老，不必装起老成的架子，将来升官或入研究系时再来更正我
的主张不迟。
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这也
是祝莽原恭维莽原的话，因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主稿诸位先生当然
很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至少说不愿意以“绅士”“学者”自居，因
为学者所记得的是他的脸孔，而我们似乎没有时间顾到这一层。
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倘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底下，
翻起来时，头一样想到是拿起手镜照一照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金牙齿没掉
么？雪花膏未涂污乎？至于骨头折断与否，似在其次。
学者只知道尊严，因为要尊严，所以有时骨头不能不折断，而不自知，
且自告人曰，我固完肤也，呜呼学者！呜呼所谓学者！
因为真理有时要与学者的脸孔冲突，不敢为真理而忘记其脸孔者则终必
为脸孔而忘记真理，于是乎学者之骨头折断矣。骨头既断，无以自立，于是
“架子”，木脚，木腿来了。就是一副银腿银脚也要觉得讨厌，何况还是木
头做的呢？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极好的话，论真理与上帝孰重。他说以上帝为重于真
理者，继必以教会为重于上帝，其结果必以其特别教门为重于教会，而终必
以自身为重于其特别教门。
就是学者斤斤于其所谓学者态度，所以失其所谓学者，而去真理一万八
千里之遥。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
学者虽讲道德，士风，而每每说到自己脸孔上去；所以道德，士风将来
也非由土匪来讲不可。
一人不敢说我们要说的话，不敢维持我们良心上要维持的主张，这边告
诉人家我是学者，那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自己无贯彻强毅主张，倚门卖笑，
双方讨好，不必说真理招呼不来，真理有知，亦早已因一见学者脸孔而退避
三舍矣。
惟有土匪，既没有脸孔可讲，所以比较可以少作揖让，少对大人物叩头。
他们既没有金牙齿，又没有假胡须，所以自三层楼上滚下来，比较少顾虑，
完肤或者未必完肤，但是骨头可以不折，而且手足嘴脸，就使受伤，好起来
时，还是真皮真肉。
真理是妒忌的女神，归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独身主义，学者却家里还有
许多老婆，姨太太，上炕老妈，通房丫头。然而真理并非靠学者供养的，虽
然是妒忌，却不肯说话，所以学者所真怕的还是家里的老婆，不是真理。
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
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土匪傻子是顾不到脸
孔的，并且也不想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
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来大思想家都被当代学者称为“土
匪”“傻子”过。并且他们的仇敌也都是当代的学者，绅士，君子，士大夫。。。
自有史以来，学者，绅士，君子，士大夫都是中和稳健；他们的家里老婆不
一，但是他们的一副面团团的尊容，则无古今中外东西南北皆同。
然而土匪有时也想做学者，等到当代学者夭灭殇亡之时。到那时候，却
要请真理出来登极。但是我们没有这种狂想，这个时候还远着呢，我们生于
草莽，死于草莽，遥遥在野外莽原，为真理喝彩，祝真理万岁，于愿足矣。
只不要投降！
一九二五，十二，二十八。
叛逆者为同调助声威
——《祝土匪》导读
大革命失败前，林语堂曾是新文化战线上一名勇猛的战士。1924 年11
月和1925 年4 月，有鲁迅参与、支持的《语丝》、《莽原》两个周刊相继在
北京创刊，林语堂应约为这两个刊物长期撰稿，并成为“语丝派”——“五
四”以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由激进知识分子组成的派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