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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托怔住了。他很勉强地说：“我还是把我的草稿寄给你吧，也许你会发现有些用处的。”
葆拉·柯里谨慎的好奇心得到了回报。她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听到了那两个男人的出发日期，以及他们下榻的地方。康托不是曾经骄傲地给她看过诺贝尔基金会的“诺贝尔周备忘录”吗！她很欣喜地看到那张“酒店住宿”印得十分精致，甚至很有点文绉绉的：
客房预订由诺贝尔基金会负责定在大酒店。基金会支付获奖者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二十一岁以下）的客房和早餐费用。欢迎成年家庭成员或者专业助理陪同获奖人前来，客人费用自理。原则上，客人数目不超过六人。凡及时提出之要求，基金会负责代为预订酒店客房。请在预订时注明具体要求。
旅游代理已经无法在大酒店预订到诺贝尔周期间的客房，这事却难不倒葆拉。她打电话给斯德哥尔摩旅馆的接待人员，说明她们是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亲密朋友。她关照说：“我们两个人要一间双人房间就可以了。请严格保密。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她通过雷克雅末克的冰岛航空公司预订了两张飞机票。“他们男的要穿燕尾服，我们也得准备晚会上穿的晚礼服。我们到那里去买。别忘了你得办签证。”她提醒塞莱斯蒂娜，“带上你的毛皮大衣。”
“我的毛皮大衣？”她的外甥女大叫起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以为现在的研究生都穿什么？”
“那么，我在芝加哥借给你一件。我的外甥女不能穿着晚礼服和带风帽的派克大衣出现在诺贝尔舞厅里。”
第五部分第50节 接机（1）
“对不起，教授，”伦德霍尔姆大声说道，“你刚才接见记者的时候，我不在现场。我有一个问题，刚才我曾经问过斯塔福博士。”那位记者的脸上掠过一阵狼一样凶狠的笑容。“当然，除非你早已在这里向我的同事们回答过这一问题。”
康托疑惑地看了他一眼：“请问吧。”
“我想知道为什么一位年仅28岁的同事能与你一起分享诺贝尔奖。确切地说，他的贡献是什么？“
康托从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朋友那里了解到，从在阿尔兰达机场迎接他们开始，凡是与颁奖典礼有关的活动，一切都安排得极其隆重奢华。他准备很气派地抵达，并预订了相应的机票。另一方面，斯塔福，他每次乘飞机都坐经济舱，这次虽然是他第一次去欧洲旅行，也不例外。结果，在肯尼迪机场，两个人一起登机，却立即又分开了。康托坐在最前面，他的座位实际上是躺椅，如果想离开座位活动，可以随意到后面走动，而斯塔福则被限制在最低价位的经济舱里。康托第一次想去看望他的时候，狭窄的过道被空姐的手推车占据了。第二次去，斯塔福睡着了，他挤在两个魁梧的碧眼金发的白人商人中间睡得很熟。康托原本急着想最后跟他一起讨论一些事宜，特别是他们到达后记者招待会的情况。现在他得出结论，这事只能等他们在哥本哈根换飞机的时候再说了。事情并没有像他臆想的那样发展。
飞机从纽约起飞后不久，机长就宣布：这一次与往常不同，在哥本哈根不换飞机了，他们将只作短暂的停留，等飞机加完油以后，就乘同一架飞机前往斯德哥尔摩。康托在飞机上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六道菜，两瓶酒和一杯波尔图酒（一种口味极佳、香气浓郁的葡萄酒）。康托低估了这顿大餐的催眠作用。飞机在哥本哈根着陆的时候，他戴着睡觉用的眼罩，沉浸在梦乡里，浑然不知。而斯塔福则睡意全无，徘徊在卡斯特鲁普机场的免税柜台前。
斯塔福没有听到飞机起飞的第一遍通知。听到第二遍广播以后，他准备往回走到登机入口处，突然，他停住了脚步，暗自微笑了一下，转过身去。当广播里最终宣布飞机已经起飞时，他还在咖啡店里享受他的第一顿斯堪的纳维亚早餐：美味的油酥点心和加了真正奶油的咖啡。随后，他悠闲地漫步到换乘服务台前。一位讲土尔其语的乘客花了将近10分钟才办妥他简单的手续。斯塔福一点儿都不在意。最终，柜台后面那位年轻的女士转向了他，大声问道：“什么事？“她全天的耐心都已经被前面那位土尔其乘客消耗殆尽。
听说他错过了到斯德哥尔摩的班机，她抬眼望着天花板，重重地叹了口气。“我看看下一班飞机上是否有空位置。恐怕没有了。”她警告说。“星期天到斯德哥尔摩的飞机经常都客满，你大概只能等着了。你为什么不呆在飞机上？“
斯塔福耸耸肩，脸上露出一副很满足的表情。“等就等，我无所谓。请你看看是否能帮我搞到一张机票。我姓斯塔福，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J。”
机票代理接过他的机票，开始在电脑上查询。突然，她脸上的表情变了。她拿起电话用丹麦语很快地说着，同时还在用眼睛好奇地打量着他。打完电话，她从凳子上站起身来。“先生，请原谅。”这位年轻的小姐说，“刚才我不知道你是谁。请允许我带您到贵宾休息室里去。”他们沿着长长的走廊往前走，她紧张地笑着，叽叽咕咕地说：“您是我遇见的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您真年轻！”
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的灯刚熄灭，康托就去找斯塔福。他的座位上没有人。康托坐下来等他。斯塔福可能去的地方只有洗手间。十分钟过去了，康托径直走到最后一排的洗手间门前。又过了十分钟，他看见门逐一打开，里面的人都走光了。斯塔福不在里面。
“小姐；”他对经过身边的乘务员说，“我要找一位乘客，他的座位就在那里。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她回答说：“那个座位没有人。”
“我知道！”他吼叫起来，但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所以我才问你。”
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飞机上的空姐都经过了良好的培训，显得彬彬有礼。这位小姐也不例外。“我很抱歉，先生，我是说飞机起飞的时候，这个座位就是空着的。”
“这根本不可能。”康托气急败坏地说，“从纽约起飞的时候那里一直坐着一位乘客，一位年轻人，胡子刮得很干净，棕色的头发，你肯定看见过他。”
“抱歉，先生，”她耐心地解释说，“我是在哥本哈根上来的乘务员。”
“他应该就在那里。”他坚持说，因为绝望声音也响了起来。“他会去哪儿呢？”
“没准他在哥本哈根，”那位空姐提出，“我去找机长来好吗？”
机长知道康托尊贵的身份，可他也无能为力。“教授，请不要着急。飞机再过二十分钟就到斯德哥尔摩了。我肯定地面的机务人员会有你同事的消息。”他满怀敬意地朝康托眨了眨眼，“我们SAS从来没有落下过一位诺贝尔奖获奖者。”
康托满脸愠怒地望着窗外。这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十二月里的一个短暂的冬日。太阳还没有下山，就已经接近地平线了。从飞机上往下看，大地上覆盖着皑皑白雪，斯德哥尔摩群岛就在前面。这时，一个欢快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教授，您别担心，机长刚才与哥本哈根通过话了。斯塔福博士将搭乘下一班飞机抵达斯德哥尔摩。他肯定是没赶上这班飞机。”
“怎么会呢？”康托喃喃自语。
乘客们排成一条长队，焦急地等待着下飞机。康托被邀请第一个走下飞机，他们都很羡慕地望着他。当他从狭窄的舷侧门出来的时候，明亮的灯光直射在眼睛上，有片刻时间他连眼睛都睁不开。肖斯特兰德这位《瑞典日报》的摄影师（一部分正对着康托的灯光是他打的）正在等着他。肖斯特兰德自诩是摄影图片记者，而不是那种专门追逐名人偷拍照片的狗仔队。他认为新闻摄影师的作用是揭示拍摄对象表面之下隐藏的东西。这正是他为什么是唯一一名在这种场合不采用哈苏镜头的《瑞典日报》摄影记者。他带了一架马达驱动的尼康600厘米可变聚焦镜头的照相机，机架是专门设计的，就用他强壮的左臂代替三脚架。他习惯将镜头对准拍摄对象的鼻子：如果他能够计算出鼻孔里露出来的鼻毛的根数，那就可以抓拍到他的“受害者”表情中的任何细微变化，包括一般照相机拍摄不出来的每一滴汗珠。他的火箭筒（长聚焦镜头）正对着机舱出口的门框，这是飞机上的乘客下飞机时的必由之路。《瑞典日报》记者伦德霍尔姆就站在他身边。“记住，”伦德霍尔姆提醒他的同事；“拍一张他嘴巴张开的镜头。这个人太狂妄了。我要让他看上去很蠢。”
第五部分第51节 接机（2）
第二天照片刊登出来时，康托张着嘴巴，看上去真的很傻。在肖斯特兰德的火箭筒似的照相机拍摄的过程中，他正好看见葆拉·柯里：高挑的身材，金发碧眼，穿着毛皮大衣，脚蹬一双皮靴，眼睛里流露出一丝调皮捣蛋的光芒。在接下来拍的照片里，康托张开的嘴巴流露出的是难以掩饰的愉悦。伦德霍尔姆拒绝采用这些照片。抓拍到的葆拉·柯里与教授拥抱的照片最后也被扔在剪接室的地板上。它们与斯塔福亲吻塞莱斯蒂娜的那些略为有些混乱的照片过于相像，不宜放在一起。
伦德霍尔姆庆幸自己的敏锐，抢拍到斯塔福这张照片。各个通讯社和本地的竞争对手——《每日新闻》、瑞典晚报和《快报》全都只派了一个小组的人去机场迎接康托和斯塔福乘坐的班机。官方的欢迎人员，包括瑞典外交部的代表，美国文化参赞，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的校长和两名瑞典教授，一群人簇拥着康托朝SAS航空公司提供的特殊接待区走去。所有的记者都跟了过去，唯独伦德霍尔姆没有去，他和他的摄影师同时一起退了出来。伦德霍尔姆怀疑（事实证明十分英明）康托的见面会不会有什么特别惊人的消息。他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