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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没什么可指责的。”
“我当然应该受到谴责。所有人都会这么认为的。我也这么认为。既然论文是联合发表的，就必须荣辱与共。”
“这就是你所说的你们的共同体规范规定的？”
“一点儿不错。”
“假如斯塔福能够解释清楚，说明那个星期天晚上到实验室去的理由了呢？”
“这有点儿像奥赛罗。怀疑的种子一旦播种下……”
“莱昂纳多；”她温柔地说，“那个实验可不会像奥赛罗的妻子苔丝德蒙娜那样时运不济。此外，你还可以自己重复斯塔福的实验，对吗？”
“那需要花费几个星期的时间。如果不成功的话，那时候该怎么办？岂不又多了一个变数？说明我的实验水平很低？或者斯塔福在撒谎？我现在这么做是明智的。”
“比较安全，却未必明智。”
“我们不必斤斤计较了，”他开始生气了。“毫无疑问，克劳斯或者任何其他人，都能够重复我的实验。那将解决我的肿瘤发生理论的任何问题。将来某个时候，我可能会回到斯塔福的实验上来，看看自己是否能够重复这个实验。如果不成功的话，我或许会在未来的论文里面很慎重地写一些脚注，说明在重复斯塔福实验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到那时候，就没有人会很注意：它只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历史注脚而已。可现在，你难道不明白？斯塔福向克劳斯提出了申请，他背着我这么做，清楚地表明他感到心虚。”
“你肯定吗？你曾告诉过我，说你曾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谁也不见，包括我在内。你从来没有向斯塔福谈过你的工作吧？”
“没有。”
“没有？这就对了。你最亲密的实验室同伴被你冷落了。你想过这些时候他会作何感想？他可能觉察出了你的不信任。或者他认为到克劳斯那里去，到最先对他的实验提出质疑的人那里去，才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
第二个星期一，康托把推荐信写好了。七月底，斯塔福动身前往哈佛大学。
第四部分第41节 喜从天降（1）
“那么，为什么要在公众面前自毁形象呢？杰里，你真这样做了，那你在科学界就彻底完蛋了，以后永远也不可能找到工作。那岂不是因为一个违规动作，付出很荒谬的代价？不然的话，你也许会暂时在炼狱里；可难道你要永远在地狱里受煎熬吗？来，坐下。”她拍拍长凳，“我们平心静气地讨论一下。”
因为有了早上那25分钟，10月11日那天成了康托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早晨6点钟刚过，他还在冲淋浴，电话铃就响了。打电话的人十分执著，持续不断的铃声最终驱使他去接听床边的电话，身上还湿漉漉的。
“是伊西多尔·康托教授吗？”那人浓重的外国口音非常陌生，此外，已经有几十年没有人称康托为“伊西多尔”了。
尽管内心十分激动，他还是决定不作任何表态。“哪一位？”
“乌尔夫·伦德霍尔姆，斯德哥尔摩《瑞典日报》记者。”
“嗯？”康托勉强挤出这个字来，里面充满了焦虑、期待、以及一丝丝狡诘。他想要假装冷漠超然，可他的心却在剧烈地跳动。他很惊讶自己的头脑尽管失去了冷静，可居然还有一部分仍然很正常。怎么第一个打电话来的总是记者呢？“是我，”他语气肯定地说，“我是伊西多尔·康托教授。”伊西多尔·康托？天哪，听上去就像是陌生人！“有事儿吗？”
“我很荣幸地祝贺您赢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康托并不在意那些华而不实的词语。这对他不起作用。“我想请您谈谈有什么感想。”
“感想？不，没有。我甚至不知道是否真有此事。”康托想起迪维尼奥（VincentduVigneaud）遇到过的尴尬：一位记者向他表示祝贺，祝贺他获得了诺贝尔奖，维格诺德也公开承认自己很高兴获奖。不料，事后证明，维格诺德那次高兴得太早了，那位记者将获奖时间整整提前了一年。
“康托教授！”伦德霍尔姆听上去很气愤，“你总不至于认为我从斯德哥尔摩打电话来是跟你开玩笑吧？”
“我怎么知道你的电话是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呢？”康托认为还是小心谨慎些好，哪怕因此可能会冒犯那位打电话来的人。况且，他此刻感觉良好。
“我告诉您《瑞典日报》的电话号码。”伦德霍尔姆回敬说，“您可以打电话到斯德哥尔摩来找我。”
“你别介意，”康托回答说，现在他已经非常得意了。“我会谈的，不过，不是现在这种非正式的场合。”
“您赢得诺贝尔奖以后有什么感想？”康托几乎可以看见那人站起身来，毕恭毕敬地向他鞠躬了。
“坦率地说，我还没有想过这件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将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强调地重复了一遍。“因为这不仅是一份巨大的荣誉，而且是对我们一起合作的整个团队这么多年努力的一种肯定。”
这是一种很虚的回答，大多数记者，特别是瑞典的记者，都会认为这仅仅是表面形式。伦德霍尔姆虽然是正规媒体的记者，也需要某种内容更加丰富的东西。于是，他换了种方式问：“教授，您准备怎么安排这笔诺贝尔奖金？你决定怎么花这笔钱了吗？”
康托大吃一惊。获奖后第一次发言该怎么说，他已经练习了很多遍，却从来没有认真地想到过钱。“不……不，当然没有。”
康托这个回答非常自然，可那位记者的声音听上去却充满了怀疑：“你知道奖金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吗？”
康托再次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毫无准备。他的回答十分迟疑，给人心烦意乱、不知所措的感觉。这正是那位记者在这种场合下最乐意听见的，他当然误以为康托是对钱财不感兴趣。“嗯，听说数目很大，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
斯德哥尔摩那位记者的电话刚挂断，康托就打开收音机。他晚了一两秒钟，错过了几个关键词。“……今年的诺贝尔奖基本上名花有主。文学奖获得者将在下周揭晓。”
该死！康托想，是等7点钟的新闻听获奖名单，还是打电话到电台去？其实，他什么都不需要做。第一个电话之后马上就有电话进来了。这次是克劳斯打来的。
“艾西，”他的声音热烈兴奋，真挚的喜悦似乎由电话那头流淌了过来。“希望我是最早向你表示祝贺的人。你获得诺贝尔奖真的当之无愧。这证明我知道如何挑选候选人。”
康托开始说一些表示谦虚的话，但他气恼地发现，克劳斯竟然停顿不语了。”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你一定会觉得很有趣的。你猜勒瑟马（Lurtsema）刚才在广播里播报这条消息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我确实一无所知。”康托回答说，“我连勒瑟马是谁都不知道。”
“美国波士顿公共电视台的播音员。这无关紧要。你不妨，”克劳斯巧妙地劝诱道，“猜猜看他是怎么说的。”
“那好吧，”康托决定开个玩笑，“中西部癌症研究专家赢得了诺贝尔奖。”
“错了，”克劳斯得逞了。“勒瑟马一上来就说，‘哈佛又一次赢得了诺贝尔奖。’真奈何不了我们本地的沙文主义，典型的哈佛作派。”
“我不明白。”康托听上去很困惑。“他怎么会这么说。”
“你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你这中西部的老土，我们正急于在我们的获奖名单上添加新人，这里所有的人都把斯塔福算成哈佛的人。简直荒唐可笑，你说是吗？”
当时正是早晨6点28分。康托半裸着躺在黑暗的卧室里，很冷，他觉得这一天好像还会变得更加糟糕。
康托—斯塔福联袂获奖在大多数人看来都很合适：关键的论文——那篇简洁明晰地描述了肿瘤发生普遍理论及其第一次实验证明的论文——署的是康托和斯塔福两个人的名字。把斯塔福的名字加在上面的起因可追溯至1923年，那一年，班廷和麦克劳德因为发现了胰岛素而获荣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贝斯特（CharlesBest）曾经与班廷一起在麦克劳德的实验室里完成了至关紧要的实验，却与大奖无缘。年轻的贝斯特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引起了人们的大声疾呼。这种呼吁一直持续了几十年。从此以后，诺贝尔委员会就特别关注对于比较年轻的合作者的肯定。1948年，米尔斯坦（Milstein）和杰尼（Jerne）与比他们年轻得多的凯勒（GeorgesKoehler）一起，因为单克隆抗体的研究共同荣获诺贝尔奖，就是这种分享诺贝尔奖的一个最新事例。
第四部分第42节 喜从天降（2）
莉亚在黑暗中去接听电话之前，电话铃声至少响了十分钟。“喂，”她睡意朦胧地对着电话说道。
“是莉亚吗？我是杰里，我有话要对塞莉说。”他的声音听上去很急促，莉亚迷迷糊糊地，没有听出来。
“什么？”她在喉咙里咕噜了一句。
“莉亚！我有话要对塞莉说。”他重复了一遍。她拧亮了电灯。“天哪！你知道现在才几点吗？”
“我知道，”他内疚地说，”7点刚过。但是——”
“才6点，你这傻瓜。找个好时间再打来。”
在斯塔福的苦苦哀求下，她总算没有把电话砰然挂断。“求你了，莉亚，请等一等。我必须要与塞莉谈谈。就现在。非常紧急。”
“得了，杰里，这办不到。她不在家。”
“你什么意思？她不在？早晨6点钟？”
“我不是说了吗！”莉亚怒气未消。”现在你总可以让我回去睡觉了吧！”
“等一等。别挂电话。你知道她在哪里吗？我必须找到她。”
他的声音听上去万分焦急，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