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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我很奇怪，塞莉竟然从来没有对你说起过。好吧，我想，那是她的事，不管怎么说，星期六晚上他们在芝加哥演出，我搞到三张票。我们可以早点走，去那里吃晚饭：听说海德公园里有一家希腊餐馆。”
“跑那么远的路到芝加哥去，就为了去听一场音乐会，吃一顿希腊饭？我们要很晚才能回来呢。”
“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星期六有什么特别的吗？”莉亚开始生气了。
“不知道。”
“是塞莉25岁的生日。你不会说你忘记了吧？”
“不是我忘记了，而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她从来没有提起过。”
莉亚很狼狈地沉默不语。斯塔福看上去垂头丧气的。“谢谢你告诉我。”
“嗨，振作一点，杰里。现在你机会来了，你可以让她为你的细心周到感到惊喜了。再说，你写了一个星期的东西以后，出去一次对你也有好处。”她安慰他说：“在回家的路上，你可以在汽车里睡觉，或者随便干什么。”
“真要‘干什么’，你的车太小了。“斯塔福沮丧地迅速打断她的话。
“你可以思考呀。”
斯塔福六年里从来没有因为生病缺席，可星期四早晨，他打电话来说病了。他的电话时间算得很好，恰巧在康托的秘书和教授本人到达办公室的时间的当中。
康托教授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生气。这个斯塔福，教授正要他准备给克劳斯的材料，教授过去总是看见他在实验室里面；他念起“假期”这个词来总是带着轻蔑，十足表现出了康托自己的科学大男子主义。这个斯塔福，他可真挑了个好时间生病。星期一早晨，他听说斯塔福从南卡罗来纳打电话来说他的祖父心脏病发作，康托的忿懑变成了真正的愤怒。“他的敬业精神到哪里去了？”他抱怨说。“是他的祖父重要还是实验室更加重要？”
这种粗鲁完全不是典型的康托风格，但是不能让克劳斯等着。康托决定走一条有点草率，但是比较简单的捷径。他将把斯塔福的实验室笔记本里所有相关的记录全都复印一份，附一张字条说明，寄到哈佛去。
复印斯塔福的笔记本倒是没有什么不妥当，因为科学家的实验日志不是个人的日记；其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为了让其他人需要检测验证的时候用。通常，笔记本用的是那种可以在比较大的文具店买到的，装订结实，页码编号早已经印在上面的角落里。登录条目反映了这种实在的、有序的外表：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时间的顺序记录下来，完整地，尽心尽责地认真记录在本子上，作为让其他人照样去做的指导。珠穆朗玛峰探险队的领导在一些看似琐碎的事情上，坚持执行铁定的纪律。康托就以这种方式来对待实验笔记的要求。一切都要用不会抹擦掉的墨水笔，而不是铅笔写，甚至连细碎的计算也要记录在本子上，而不能草草地记在零散的纸上。所有一年级的研究生都听到同样的教诲：“你们笔记本里记录的东西永远不会太多，只会嫌少。你永远不知道哪些资料将来会是至关重要的。”学生离开康托实验室时，笔记本必须留下。教授宽敞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加锁的书柜，里面存放着200本这样的笔记本，它们全都经过仔细地编目，它们是康托实验室在四分之一世纪里全部实验工作的证据。
康托翻看了斯塔福的笔记本以后，觉得十分烦恼。实验的草案倒是记录在册了，但是具体的细节却似乎少得让人吃惊。斯塔福是康托实验室里的一颗明星，教授从来没有理由质疑他的研究结果。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查看他的笔记本了。教授很生气，憋了一个上午之后，他决定往南卡罗莱纳州打电话给斯塔福。这时，又出现了一个麻烦。斯蒂芬妮没有斯塔福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康托态度生硬地吩咐说：“那你就给我找他在本地的电话号码。”
前两个电话没有人接，到了傍晚才有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你好。”
“晚上好，”他唐突地说。“这是斯塔福博士的家吗？”
“是，他住在这里，”莉亚回答：“不过，他现在不在。他不在城里。”
“我在那里能够找到他，你有他的电话吗？”
康托的不耐烦在电话里面都能够感觉出来，这就足以引起莉亚的好奇心了。她问：“你是谁呀？”
“我是康托。”
“噢，”她大吃一惊，说：“请稍等一会。”莉亚听说过许多关于教授的事，可她始终没有完全相信他的存在。她用手捂住话筒，“塞莉，最好你来听。是康托打来的，找杰里。他的声音听上去冷冰冰的，”她把电话递过去，警告她说。
塞莱斯蒂娜问：“康托教授，有事吗？”
她说话的时候加了头衔，这舒缓了教授的情绪：凡是他发现别人不经过事先介绍就听说过他的时候，总会这样。
第三部分第25节 晴天里的乌云（3）
“我是塞莱斯蒂娜·普赖斯，”她补充道，然后打住。她想看看杰里最后是否告诉教授关于她的事。可康托没有反应。她的名字听上去隐隐约约好像听见过，可现在他心里有更加重要的事。“我是——”她迟疑了一会，然后继续说，“是与杰里住在一所房子里的。”
“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帮我个忙。”康托对他学生的私生活置之不理。“我有急事要找杰里。你有他的电话吗？据说他祖父在南卡罗莱纳州心脏病发了。”
“据说？”塞莱斯蒂娜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词上。星期五晚上，她从实验室回来，看见杰里留下的一瓶玫瑰花和一封信。当时，她也用了这个词。那是他送给她的第二束花。这次信封里面吝啬的话语与第一次大相径庭。里面是一张有乡村风味的生日卡片，上面画着一条船，远处岸边有一个人。卡片上印着：“抱歉，我误了船。生日快乐。”这句话的下面，有几句手写的句子：
我祖父心脏病发了（轻微的！）我要到南卡罗来纳州去几天。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号码：（803）555－7182。抱歉，我不能与你们一起去芝加哥了。以后再补吧。爱你的，杰里。
“看这张扫兴的卡片，”塞莱斯蒂娜曾经抱怨说。“既然心脏病很轻，他为什么不能等到星期天再去？他可以从芝加哥乘飞机去。我都不知道他还有祖父。”
“塞莉，人人都有祖父。”莉亚站在她身后看卡片。“可怜的杰里。塞莉，不要担心，我们自己庆祝。我不会让任何人破坏我们化学家的生日的。”
最后，她们度过了一段值得记忆的时光：希腊侍者跳舞；克罗诺斯四重奏演出了一场很温馨婉约的现代维也纳音乐晚会——勋伯格、韦伯和贝尔格的作品；塞莱斯蒂娜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一个令她无比惊讶的发现。音乐会在一个带包厢的大厅里举行。她们两位坐在那里。莉亚考虑得很周到。她甚至买了一架观剧望远镜。通过望远镜，她们可以一清二楚地仔细观看音乐家。莉亚没有忘记塞莱斯蒂娜关于这个四重奏小组以着装前卫出名的故事，至少在塞莱斯蒂娜与格雷厄姆·勒夫金一起去听过的一些音乐会上是这样的。
“把望远镜给我，”等到幕间休息，灯光亮起来的时候，塞莱斯蒂娜说。“我喜欢看人。”她用望远镜缓慢地扫视观众。忽然，她停住了。“真不敢相信，”她的声音很轻，莉亚没有听见。“是葆拉。”
看见葆拉她并不觉得惊奇。毕竟，塞莱斯蒂娜知道她的姨妈爱好音乐。第一次听克罗诺斯音乐会的时候，当四重奏的大提琴手琼·杰雷诺德（JoanJeanrenaud）出现在舞台上时，她还曾对勒夫金提起过这事。使她感到惊讶的是葆拉的同伴——康托教授。她本人虽然从来没有与他有过交往，但她与杰里一起去听过他的讲演，见过他。
现在，两天之后，她居然真的与康托通话了。谁会想到他过着双重生活？杰里怎么样呢？他到南卡罗来纳去，走得实在太突然了。
“是的，”她告诉康托说：“他祖父心脏病发了。他告诉我说是轻微发作，我给你他的电话号码。”
“我希望你祖父的心脏病好点了。”康托没给对方有留下回答的余地；他并不是在提问。“杰里，克劳斯让他的一位博士后重复你的实验。他们遇到了问题，我不可能让克劳斯他们等很长时间，而不给他们详细资料。谢天谢地，还没有其他人想这么做：他们可能就不会这么客气，先通知我们他们所遇到的麻烦。他们很可能会直接公布他们的失败。我想我还是把你的实验室笔记的复印件寄给克劳斯的好。”
康托只听见很轻的一句：“是吗？”
“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看你的笔记了——”
不等康托说完，斯塔福立即转为攻势。“嗯，你没有什么理由要查看，对吗？除非是为了我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那篇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含混不清的“我们”。“你让我写我们最后两份稿子的初稿。你只要求看我的草稿。”
“是的，我知道。”不管康托先前的话里隐含着什么责怪，现在都说不出来了。他知道有些人，他们几乎连草稿也从来不自己动手写，只最后在稿子上签签他们的大名。康托与他们不一样，他文章的第一稿差不多一直是他自己写的。他曾经不止一次骄傲地指出，他的做法与那种不参与写作而专门以作者身份出现在文章上的人之间的差异。他感到，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一篇文章上，那么他就该为里面所有的内容负责。履行职责的最好方法就是动手写那篇文章。但是，即便是他，像康托这样有责任心的超级明星，尽管他为了维护谨慎的道德原则，曾经抵御了那种庞大研究小组的诱惑，最近几年无论是在实验室里，还是著述的时候，他都把杰�